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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技强国150年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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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技强国150年的教训

从“黑船来航”事件开始,日本对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仅仅停留在对理论、经验、知识的引进和本土培植层面上,最终形成了为振兴产业和军事需要的功利主义科学技术体系。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

作者:(日)山本义隆

译者:蒋奇武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二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日本为什么会战败?当时的日本科学家给出了相当离奇的解释。

日本科学史专家山本义隆在其所著的《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书中介绍指出,日本科学界与政界人士不约而同的宣称,日本败于科技竞争逊于美国,也就是说,日本的核武器开发进度晚于美国。而日本的科学家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姿态认为,科技竞争的失败,与科学家遭受军国主义分子的冷遇,科学行政上的失策有关。这些说法很快出现在日本的媒体上,并逐渐成为日本民众的认知。

真是这样吗?山本义隆指出,当时日本的科学家缺少对协助战争的自觉进行深刻反省。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化学家樱井锭二、工学家古市公威等发起号召,强调日本要集中国家之力,包括政府、军部和财团的力量,加快科技研究,科研要服从于军事和产业需要。《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书中指出,这意味着“日本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国家第一和实用主义为理念”,科学家必须服从国家需求——随着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日本科学界进一步明确的号召广大科学家要通过科研找到解决日本战争资源供给不足的突破口。

1938年,日后被列为甲级战犯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日本内阁的文部大臣,直接领导了日本科学领域进一步转向服务军事需要的动员化。之后日本科学界各领域的专家开始为日本海外占据的殖民地施行统制经济提供服务。

有意思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科学界年轻精英,在日后也承认,战争期间他们获得了最为有利和自由的学术自由。因为学术统制和研究动员以解决军事、产业实用问题为先导,所以这离奇的打破了日本学术界原先根深蒂固的资历、等级、官僚主义化对于青年科学家从事研究所起到的阻碍。日本物理学家、日本原子物理学第一人菊池正士在1941年升任大阪帝国大学教授后公开宣称,大学教授的地位不是永久不变的,没有实际研究成果的人应该统统被罢免。正因为此,日本在二战后期虽然在军事上陷入颓势,科技创新却相当踊跃。

《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的核心观点在于,从“黑船来航”事件开始,日本对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仅仅停留在对理论、经验、知识的引进和本土培植层面上,最终形成了为振兴产业和军事需要的功利主义科学技术体系。这一体系在二战期间成为了日本“总体战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后并没有得到深刻反省,而是被直接纳入到日本战后经济重建之中,在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书中以相当篇幅描述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官方、院校、财团竭尽所能培养技术精英的“成就”。这方面的培养效率也大大高于当时的民国中国,为日本缩小与欧美国家发展差距提供了条件。

但日本的社会等级文化也不可避免使得技术官僚、技术精英培养出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看不起劳苦大众,认为为了国家军事需要和产业发展需要可以牺牲大众利益——这就是在20世纪初,日本再现了同时期美国以及19世纪英国的血汗工厂大量林立的“盛景”,大量的妇女、儿童成为日本工业化牺牲品的原因。日本20世纪初的一些左翼作家为此创作了许多现实批判作品,虽然如此,他们也不能像19世纪的狄更斯和雨果那样,让本国的政治家、资本家和技术精英生发哪怕一丁点儿人文情怀。

日本在二战战败,归根结底是因为发起并持续开展了一场不义战争,并因为贪婪和狂妄而忽视了资源极限,这其实已经是对科学精神的背离。那些在二战期间热情加入,或者不加思考就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科学家,当然也谈不上什么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从来就是跟科学伦理、人文情怀联系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二战战后没有得到追究的技术精英,终于在日本经济崛起进程酿成大祸,这就是日本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四大公害诉讼”:1967年三重县四日市公海诉讼、1969年熊本县水俣病诉讼等著名诉讼案。相关涉事企业均为日本著名企业,厂方和技术专家对生产排放的有害物质情况完全了解,却与日本官方勾结,默许让日本的普通市民来为企业利润的环境代价买单。

《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书中还指出,在2011年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以前,日本的核电企业其实已经发生过多次安全事故,但在此之前,日本政界和科学界仍然未能进行过任何有效而诚恳的反思——在日本以外的一些国家,许多人都赞赏过日本一些食品企业在出现质量丑闻后,企业家公开谢罪甚至以极端自杀的方式表达悔过的做法。但正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那样的责任担当显然未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成为日本科学界历代人士的共同价值准则。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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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船来航”事件开始,日本对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仅仅停留在对理论、经验、知识的引进和本土培植层面上,最终形成了为振兴产业和军事需要的功利主义科学技术体系。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

作者:(日)山本义隆

译者:蒋奇武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二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日本为什么会战败?当时的日本科学家给出了相当离奇的解释。

日本科学史专家山本义隆在其所著的《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书中介绍指出,日本科学界与政界人士不约而同的宣称,日本败于科技竞争逊于美国,也就是说,日本的核武器开发进度晚于美国。而日本的科学家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姿态认为,科技竞争的失败,与科学家遭受军国主义分子的冷遇,科学行政上的失策有关。这些说法很快出现在日本的媒体上,并逐渐成为日本民众的认知。

真是这样吗?山本义隆指出,当时日本的科学家缺少对协助战争的自觉进行深刻反省。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化学家樱井锭二、工学家古市公威等发起号召,强调日本要集中国家之力,包括政府、军部和财团的力量,加快科技研究,科研要服从于军事和产业需要。《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书中指出,这意味着“日本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国家第一和实用主义为理念”,科学家必须服从国家需求——随着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日本科学界进一步明确的号召广大科学家要通过科研找到解决日本战争资源供给不足的突破口。

1938年,日后被列为甲级战犯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日本内阁的文部大臣,直接领导了日本科学领域进一步转向服务军事需要的动员化。之后日本科学界各领域的专家开始为日本海外占据的殖民地施行统制经济提供服务。

有意思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科学界年轻精英,在日后也承认,战争期间他们获得了最为有利和自由的学术自由。因为学术统制和研究动员以解决军事、产业实用问题为先导,所以这离奇的打破了日本学术界原先根深蒂固的资历、等级、官僚主义化对于青年科学家从事研究所起到的阻碍。日本物理学家、日本原子物理学第一人菊池正士在1941年升任大阪帝国大学教授后公开宣称,大学教授的地位不是永久不变的,没有实际研究成果的人应该统统被罢免。正因为此,日本在二战后期虽然在军事上陷入颓势,科技创新却相当踊跃。

《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的核心观点在于,从“黑船来航”事件开始,日本对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仅仅停留在对理论、经验、知识的引进和本土培植层面上,最终形成了为振兴产业和军事需要的功利主义科学技术体系。这一体系在二战期间成为了日本“总体战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后并没有得到深刻反省,而是被直接纳入到日本战后经济重建之中,在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书中以相当篇幅描述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官方、院校、财团竭尽所能培养技术精英的“成就”。这方面的培养效率也大大高于当时的民国中国,为日本缩小与欧美国家发展差距提供了条件。

但日本的社会等级文化也不可避免使得技术官僚、技术精英培养出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看不起劳苦大众,认为为了国家军事需要和产业发展需要可以牺牲大众利益——这就是在20世纪初,日本再现了同时期美国以及19世纪英国的血汗工厂大量林立的“盛景”,大量的妇女、儿童成为日本工业化牺牲品的原因。日本20世纪初的一些左翼作家为此创作了许多现实批判作品,虽然如此,他们也不能像19世纪的狄更斯和雨果那样,让本国的政治家、资本家和技术精英生发哪怕一丁点儿人文情怀。

日本在二战战败,归根结底是因为发起并持续开展了一场不义战争,并因为贪婪和狂妄而忽视了资源极限,这其实已经是对科学精神的背离。那些在二战期间热情加入,或者不加思考就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科学家,当然也谈不上什么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从来就是跟科学伦理、人文情怀联系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二战战后没有得到追究的技术精英,终于在日本经济崛起进程酿成大祸,这就是日本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四大公害诉讼”:1967年三重县四日市公海诉讼、1969年熊本县水俣病诉讼等著名诉讼案。相关涉事企业均为日本著名企业,厂方和技术专家对生产排放的有害物质情况完全了解,却与日本官方勾结,默许让日本的普通市民来为企业利润的环境代价买单。

《日本科技150年:从黑船来航到福岛事故》书中还指出,在2011年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以前,日本的核电企业其实已经发生过多次安全事故,但在此之前,日本政界和科学界仍然未能进行过任何有效而诚恳的反思——在日本以外的一些国家,许多人都赞赏过日本一些食品企业在出现质量丑闻后,企业家公开谢罪甚至以极端自杀的方式表达悔过的做法。但正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那样的责任担当显然未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成为日本科学界历代人士的共同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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