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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能否成为城市吸纳新市民的一次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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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能否成为城市吸纳新市民的一次契机?

北大教授徐远提出,以建设安居房为抓手启动“二次房改”,大规模吸纳农民工等外来人口在都市圈购买保障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真正意义的小康社会,是让游离在城市边缘的人们真正成为在城市安居乐业的新市民。

2020年3月8日,广西南宁东盟商务区云雾缭绕,犹如仙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樊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相当的冲击。相对于使用财政、货币政策来对冲损失,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教授徐远提出了不同意见:以建设安居房为抓手启动“二次房改”,大规模吸纳农民工等外来人口在都市圈购买保障房,从而提振经济。

“一个理想的政策类型应该同时满足几个条件:一是力量足够大,能够短期内尽快恢复经济;二是不能有太大的副作用,能够孕育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三是有助于社会综合治理的改善。”3月11日,徐远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致”论坛线上讲座上说。

他指出,目前针对疫情出台的政策,总体上是“亡羊补牢”型,不是“增强动力”型。“短期政策可以帮助缓解经济病痛,但是谈不上治疗,更谈不上培育长期经济发展的潜力。”

根据徐远的设想,大都市和都市圈每年兴建1000万套面积50平米的安居房,年直接投资约10万亿元,以就业地缴纳社保为唯一标准,面向所有无房人口。在短中期内,安居房建设和连带的相关生产和消费可以令受损的经济复苏,并增加结构性的经济动能。长远来看,10年大约可以带动4亿农民工等外来人口转变为都市圈新市民,从而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过去40年未能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次房改”的概念是相对于1998年的房屋建设市场化改革而言。199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开启了以“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结束,“市场化”成为了住房建设的关键词,并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

徐远指出,“二次房改”与“一次房改”既有历史的延续性,也有重要的区别。“过去的增长,以初级工业、中低端制造为龙头,以城镇化为载体。未来的增长,以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科技研发为龙头,以都市化为载体。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都市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

出席当天讲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指出,目前中国还有2-3亿人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真正成为城市人口。如果他们转化为新市民,其消费潜力所带动的产业生产和供给规模会非常大。由此产业的联动效应,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保障,将有力托住经济增长的下限。

而且,“真正意义的小康社会,是让游离在城市边缘的人们真正成为在城市安居乐业的新市民。”张斌强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讲座上表示,让农民工转为新市民不仅仅是对外来人口多年来对大城市所做贡献的一种补偿,同时,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员工得到安居意味着人力资本的相对稳定,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是另一种扶持中小企业的方式。

一个政策从构思到落地、实施注定得经过现实的重重打磨。专家指出,安居房的背后涉及到一系列土地、社保等制度的改革问题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配套建设。

比如,安居房的选址必定涉及土地规划问题,农业或工商业用地是否可以转换?土地性质转换后提高的土地成本是否会转嫁到购房者身上?农民工是否能租(买)得起安居房?租赁安居房的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同等待遇?

在租或者买的问题上,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界面新闻表示,需要做一些商业创新。比如,“住户可以先租三年,然后再买下来;或者先支付一半的房价,剩下的一半按月供支付。”他说,多创新诸如此类的商业模式,可以更多地刺激消费需求,供应端也能够被拉动起来。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对界面新闻表示,大都市的都市圈半径通常达50-70公里,而工作区域大多集中在中心城区。相比于在中心城区租房,人们是否真的愿意在郊区购房(租房)?

不过,刘世锦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入中速发展的阶段,最需要做的就是激发出新的结构性潜能,从而保障中长期的持续增长,这次疫情的爆发可能正是一个好的时机。“有人可能会说这么复杂的事情是不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过程?我想说,如果有政策,短期内就会发挥作用。”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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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能否成为城市吸纳新市民的一次契机?

北大教授徐远提出,以建设安居房为抓手启动“二次房改”,大规模吸纳农民工等外来人口在都市圈购买保障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真正意义的小康社会,是让游离在城市边缘的人们真正成为在城市安居乐业的新市民。

2020年3月8日,广西南宁东盟商务区云雾缭绕,犹如仙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樊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相当的冲击。相对于使用财政、货币政策来对冲损失,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教授徐远提出了不同意见:以建设安居房为抓手启动“二次房改”,大规模吸纳农民工等外来人口在都市圈购买保障房,从而提振经济。

“一个理想的政策类型应该同时满足几个条件:一是力量足够大,能够短期内尽快恢复经济;二是不能有太大的副作用,能够孕育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三是有助于社会综合治理的改善。”3月11日,徐远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致”论坛线上讲座上说。

他指出,目前针对疫情出台的政策,总体上是“亡羊补牢”型,不是“增强动力”型。“短期政策可以帮助缓解经济病痛,但是谈不上治疗,更谈不上培育长期经济发展的潜力。”

根据徐远的设想,大都市和都市圈每年兴建1000万套面积50平米的安居房,年直接投资约10万亿元,以就业地缴纳社保为唯一标准,面向所有无房人口。在短中期内,安居房建设和连带的相关生产和消费可以令受损的经济复苏,并增加结构性的经济动能。长远来看,10年大约可以带动4亿农民工等外来人口转变为都市圈新市民,从而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过去40年未能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次房改”的概念是相对于1998年的房屋建设市场化改革而言。199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开启了以“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宣告结束,“市场化”成为了住房建设的关键词,并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

徐远指出,“二次房改”与“一次房改”既有历史的延续性,也有重要的区别。“过去的增长,以初级工业、中低端制造为龙头,以城镇化为载体。未来的增长,以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科技研发为龙头,以都市化为载体。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都市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

出席当天讲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指出,目前中国还有2-3亿人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真正成为城市人口。如果他们转化为新市民,其消费潜力所带动的产业生产和供给规模会非常大。由此产业的联动效应,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保障,将有力托住经济增长的下限。

而且,“真正意义的小康社会,是让游离在城市边缘的人们真正成为在城市安居乐业的新市民。”张斌强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讲座上表示,让农民工转为新市民不仅仅是对外来人口多年来对大城市所做贡献的一种补偿,同时,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员工得到安居意味着人力资本的相对稳定,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是另一种扶持中小企业的方式。

一个政策从构思到落地、实施注定得经过现实的重重打磨。专家指出,安居房的背后涉及到一系列土地、社保等制度的改革问题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配套建设。

比如,安居房的选址必定涉及土地规划问题,农业或工商业用地是否可以转换?土地性质转换后提高的土地成本是否会转嫁到购房者身上?农民工是否能租(买)得起安居房?租赁安居房的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同等待遇?

在租或者买的问题上,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界面新闻表示,需要做一些商业创新。比如,“住户可以先租三年,然后再买下来;或者先支付一半的房价,剩下的一半按月供支付。”他说,多创新诸如此类的商业模式,可以更多地刺激消费需求,供应端也能够被拉动起来。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对界面新闻表示,大都市的都市圈半径通常达50-70公里,而工作区域大多集中在中心城区。相比于在中心城区租房,人们是否真的愿意在郊区购房(租房)?

不过,刘世锦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入中速发展的阶段,最需要做的就是激发出新的结构性潜能,从而保障中长期的持续增长,这次疫情的爆发可能正是一个好的时机。“有人可能会说这么复杂的事情是不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过程?我想说,如果有政策,短期内就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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