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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从来不是故事的唯一主角:埃博拉背后的殖民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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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从来不是故事的唯一主角:埃博拉背后的殖民阴影

厚达500页的《高烧、世仇与钻石》是一声怒吼,控诉了持续多个世纪的、触目惊心的暴行,也揭露了英法美三国在民主初建时期的虚伪性。

保罗·法莫

在现代史上,埃博拉病毒最为恶性的一次爆发始于2013年,某个小男孩与母亲在几内亚多山的雨林地带玩耍时,很可能接触到了海鸟粪,或携带该病毒的动物宿主咬过的某种水果,继而引发了人畜共患事件。如今,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也几乎可以肯定源自动物宿主与首个人类感染者的相遇。

然而,2013-2015年间夺走逾11300人生命的埃博拉疫情的根源——与今年已收割全球140多万条人命的新冠疫情类似——可以追溯到几十年乃至许多个世纪以前,冲突与文化发端于环境,也反过来定义着环境。

“病毒从来不是故事的唯一主角,”保罗·法莫(Paul Farmer)在新书《高烧、世仇与钻石:埃博拉病毒与历史的暴虐》(Fevers, Feuds, and Diamonds: Ebola and the Ravages of History)里说道。两者都是公共卫生危机,但理解其根源——以及探索有朝一日战胜它们的对策——所要求的知识却超出了医学、生物学或流行病学的范畴。为了在新的环境下遏制新型病原体的传播,我们必须把握病原体诞生的语境。

法莫是健康伙伴基金会(Partners in Health)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泰斗,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地球上最为贫困、剥夺最为深重的地区,如海地、莱索托、秘鲁的贫民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监狱等,由他来处理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最严峻的那几个月里,他牵头建立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卫生系统。

他对炎热潮湿的夏季的回忆,尤其是频繁往返塞拉利昂的经历,构成了这本书的基础。法莫对该地战乱频仍、纷争不断、颇具悲剧色彩的历史的深度考察,支撑起了全书的叙事。在奴隶贸易盛行的时期,西方世界曾经从这里抢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女人与小孩,如今仍在掠夺当地的钻石、棕榈油和橡胶。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500页厚的书乃是一声怒吼,控诉了持续多个世纪的、触目惊心的暴行,也揭露了英法美三国在民主初建时期的虚伪性,它们虽然珍视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却保留了奴隶制——在1950年代以及1960年代的独立运动之后,没有实行任何帮助前殖民地重建的举措,对内战导致千百万人死去及流离失所的后果视而不见。

《高烧、世仇与钻石:埃博拉病毒与历史的暴虐》

法莫认为,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落脚的语境,与殖民遗产的灾难性后果有直接的关系。“先前的几百年里发生的事情与当今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针对疫情的社会对策并非毫无关联,”他补充道,“在西非负伤或生病,基本都可以往前追溯一个世纪左右。”

法莫甚至还发现,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在遏制埃博拉病毒传播时的措施之乏力,也有殖民主义遗产作祟的成分。他严厉批评了“遏制先于救护”(即优先识别病例并予以隔离,以控制病毒传播,而非为已经染上埃博拉病毒的患者提供支持,帮助其建立免疫应答)的公共卫生原则。

其间,法莫还讲述了与病毒作战的人们的故事,如屡屡受害于病毒的公共卫生英雄以及他曾见过面的幸存者,故事涵盖了这些人患病时以及康复后的经历。他回忆了自己的一连串经历:为患有惊厥的男孩治疗,与某个在疫情中失去了23位亲人的年轻男子成为好友,与一名失去丈夫和孩子的女性、一位因照料父母不幸病亡的青年人面谈。

法莫指出,埃博拉和新冠这两种病毒的可比之处不在于其特性——两者在传染性、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方面均有天壤之别——而在于我们在下一次危机来临前须从中学到的教训。在简短的后记中,他回顾了新冠疫情爆发后自己协助马萨诸塞州建立接触者追踪小队(contact-tracing army)的历程。

在西非与美国,对政府不信任并抵制其法令者都大有人在:美国人拒绝戴口罩,声称科学界必须先证明这样做确实能有效减缓新冠病毒传播。类似地,西非人拒绝把至亲送到那些病患不太有幸存机会的埃博拉治疗点,理由部分在于他们相信混杂其中的白皮肤陌生人会偷走自己的亲人(西非人的这种执念无可指责,毕竟在奴隶贸易时期的确发生过这种事)。

全球对埃博拉及新冠病毒的应对,凸显出了法莫所说的“人员、物料、空间与体系”之于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一个好心的组织去了塞拉利昂,建起了一座新医院,但却找不到让它开工的医生和护士,那还有什么意义?西非为数不多的专业医护人员缺乏防护手套的原因,在于用来制造它的乳胶被美国公司的海外手套生产商从西非的土地上夺走了,这是何其讽刺?公共卫生体系不堪埃博拉疫情之重负而崩溃,进而也令霍乱与疟疾等更常规的疾病难以得到及时救治,届时又会增加多少死伤?

如今,相对成功地遏制了新冠疫情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物料、空间和体系方面都做足了准备。德国和韩国较早开展了大规模检测,平抑了疫情的爆发规模。比较而言,美国在早期缺乏个人防护器具,这一短缺如今还继续困扰着某些州和郡县。

与其他检视流行病之损害的专家类似——1918年大流感、黑死病、艾滋病——法莫也提出了一些人们熟悉的警告,指出埃博拉和新冠疫情不过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无尽斗争中的插曲而已。随着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互联化,随着气候的变迁以及城市化进程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危及人类健康的新型病原体绝不会销声匿迹。

“人类历史就是一段与自然界相互滋扰的漫长历史,”法莫总结说。引发健康灾难的人畜共患事件,在自然那“一篮子可悲的东西(basket of deplorables)”里只会越来越稀松平常。

本文作者Reid Wilson系美国《国会山报》记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研究生院讲师。

(翻译:林达)

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How the legacy of colonialism shaped the last global Ebola epidemic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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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从来不是故事的唯一主角:埃博拉背后的殖民阴影

厚达500页的《高烧、世仇与钻石》是一声怒吼,控诉了持续多个世纪的、触目惊心的暴行,也揭露了英法美三国在民主初建时期的虚伪性。

保罗·法莫

在现代史上,埃博拉病毒最为恶性的一次爆发始于2013年,某个小男孩与母亲在几内亚多山的雨林地带玩耍时,很可能接触到了海鸟粪,或携带该病毒的动物宿主咬过的某种水果,继而引发了人畜共患事件。如今,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也几乎可以肯定源自动物宿主与首个人类感染者的相遇。

然而,2013-2015年间夺走逾11300人生命的埃博拉疫情的根源——与今年已收割全球140多万条人命的新冠疫情类似——可以追溯到几十年乃至许多个世纪以前,冲突与文化发端于环境,也反过来定义着环境。

“病毒从来不是故事的唯一主角,”保罗·法莫(Paul Farmer)在新书《高烧、世仇与钻石:埃博拉病毒与历史的暴虐》(Fevers, Feuds, and Diamonds: Ebola and the Ravages of History)里说道。两者都是公共卫生危机,但理解其根源——以及探索有朝一日战胜它们的对策——所要求的知识却超出了医学、生物学或流行病学的范畴。为了在新的环境下遏制新型病原体的传播,我们必须把握病原体诞生的语境。

法莫是健康伙伴基金会(Partners in Health)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泰斗,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地球上最为贫困、剥夺最为深重的地区,如海地、莱索托、秘鲁的贫民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监狱等,由他来处理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最严峻的那几个月里,他牵头建立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卫生系统。

他对炎热潮湿的夏季的回忆,尤其是频繁往返塞拉利昂的经历,构成了这本书的基础。法莫对该地战乱频仍、纷争不断、颇具悲剧色彩的历史的深度考察,支撑起了全书的叙事。在奴隶贸易盛行的时期,西方世界曾经从这里抢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女人与小孩,如今仍在掠夺当地的钻石、棕榈油和橡胶。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500页厚的书乃是一声怒吼,控诉了持续多个世纪的、触目惊心的暴行,也揭露了英法美三国在民主初建时期的虚伪性,它们虽然珍视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却保留了奴隶制——在1950年代以及1960年代的独立运动之后,没有实行任何帮助前殖民地重建的举措,对内战导致千百万人死去及流离失所的后果视而不见。

《高烧、世仇与钻石:埃博拉病毒与历史的暴虐》

法莫认为,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落脚的语境,与殖民遗产的灾难性后果有直接的关系。“先前的几百年里发生的事情与当今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针对疫情的社会对策并非毫无关联,”他补充道,“在西非负伤或生病,基本都可以往前追溯一个世纪左右。”

法莫甚至还发现,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在遏制埃博拉病毒传播时的措施之乏力,也有殖民主义遗产作祟的成分。他严厉批评了“遏制先于救护”(即优先识别病例并予以隔离,以控制病毒传播,而非为已经染上埃博拉病毒的患者提供支持,帮助其建立免疫应答)的公共卫生原则。

其间,法莫还讲述了与病毒作战的人们的故事,如屡屡受害于病毒的公共卫生英雄以及他曾见过面的幸存者,故事涵盖了这些人患病时以及康复后的经历。他回忆了自己的一连串经历:为患有惊厥的男孩治疗,与某个在疫情中失去了23位亲人的年轻男子成为好友,与一名失去丈夫和孩子的女性、一位因照料父母不幸病亡的青年人面谈。

法莫指出,埃博拉和新冠这两种病毒的可比之处不在于其特性——两者在传染性、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方面均有天壤之别——而在于我们在下一次危机来临前须从中学到的教训。在简短的后记中,他回顾了新冠疫情爆发后自己协助马萨诸塞州建立接触者追踪小队(contact-tracing army)的历程。

在西非与美国,对政府不信任并抵制其法令者都大有人在:美国人拒绝戴口罩,声称科学界必须先证明这样做确实能有效减缓新冠病毒传播。类似地,西非人拒绝把至亲送到那些病患不太有幸存机会的埃博拉治疗点,理由部分在于他们相信混杂其中的白皮肤陌生人会偷走自己的亲人(西非人的这种执念无可指责,毕竟在奴隶贸易时期的确发生过这种事)。

全球对埃博拉及新冠病毒的应对,凸显出了法莫所说的“人员、物料、空间与体系”之于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一个好心的组织去了塞拉利昂,建起了一座新医院,但却找不到让它开工的医生和护士,那还有什么意义?西非为数不多的专业医护人员缺乏防护手套的原因,在于用来制造它的乳胶被美国公司的海外手套生产商从西非的土地上夺走了,这是何其讽刺?公共卫生体系不堪埃博拉疫情之重负而崩溃,进而也令霍乱与疟疾等更常规的疾病难以得到及时救治,届时又会增加多少死伤?

如今,相对成功地遏制了新冠疫情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物料、空间和体系方面都做足了准备。德国和韩国较早开展了大规模检测,平抑了疫情的爆发规模。比较而言,美国在早期缺乏个人防护器具,这一短缺如今还继续困扰着某些州和郡县。

与其他检视流行病之损害的专家类似——1918年大流感、黑死病、艾滋病——法莫也提出了一些人们熟悉的警告,指出埃博拉和新冠疫情不过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无尽斗争中的插曲而已。随着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互联化,随着气候的变迁以及城市化进程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危及人类健康的新型病原体绝不会销声匿迹。

“人类历史就是一段与自然界相互滋扰的漫长历史,”法莫总结说。引发健康灾难的人畜共患事件,在自然那“一篮子可悲的东西(basket of deplorables)”里只会越来越稀松平常。

本文作者Reid Wilson系美国《国会山报》记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研究生院讲师。

(翻译:林达)

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How the legacy of colonialism shaped the last global Ebola epidemic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