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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中国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财政货币政策应更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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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中国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财政货币政策应更扩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2021年6月7日,广州,当地首座跨珠江人行桥的施工现场。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表示,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远没有达到需要退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阶段。不仅如此,他建议下半年出台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对于中国现在是不是应该退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我坚定地认为不应该。”6月26日,余永定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发言时说,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他说,截止到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欠佳,离真正的常态化经济增长还相当遥远。比如,“我们期待已久的所谓报复性消费反弹说了一年多,到现在还没有等到。”再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没有出现期望的强劲反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最重要积极作用的是出口的强劲增长,这点大家都知道。

(选填)图片描述

据中国人民大学CMF报告预测,今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将同比增长5.5%,余永定表示,他领衔的团队对四季度经济增速的预测也是5.5%。这一预测数据比2019年中国经济6.0%的增速低了0.5个百分点。

“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余永定说,但现在的问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积极,相反是收紧的。

“公共财政收入在第一季度是24.2%,这是很高的增长速度。一个国家在经济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它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能够这么高,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值得思考的。与此同时,我们公共财政支出在第一季度增速只有6.2%,是相当低的。”他说。

另外,“财政政策宽松不宽松,是否足够宽松,我认为要看经济增长状况,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状况,而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状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8年开始,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出现大幅放缓。2018、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均为3.8%;2020年是0.9%;今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2.6%。

余永定指出,财政政策不够积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十分敏感,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一上涨就感到十分不安。

“过去,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但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例如,2010年还未结束,我们就开始退出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了。而我们之所以急忙‘退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2010年5月份,PPI同比增速达到了7.1%、CPI为3.1%。我们在心理上接受不了超过3%的CPI。更何况此后CPI基本上是一路上升,到2011年6月CPI增速超过6.4%。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会有人不认为通胀已经对中国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吗?”

余永定说,其实如果观察各类通货膨胀指数的水平而不是其增长率的变化,大家就不会那样一惊一乍了。过去十多年,中国生产者产品价格指数(PPI)大部分时间处于负增长状态,CPI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低于3%的。现在PPI增速上涨,如果看它的定基指数,只不过是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

“中国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不是CPI太高,PPI太高,而是在过去10几年中CPI和PPI增速太低,以PPI为标准,中国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是处于通货收缩状态。”余永定说,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这样PPI的上涨就可以转移到生产链条的下游,使我们的企业利润得到好转。

“PPI上涨导致CPI上涨,是我们经济增长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不应该害怕,而且应该欢迎。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关注物价问题。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不要让物价呈现螺旋式的上涨,涨价-涨工资-涨价-涨工资,形成恶性循环,这个是要制止的。但现在还看不到这种趋势。一旦出现这种迹象,再采取抑制物价上涨的措施也不迟。”余永定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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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中国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财政货币政策应更扩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2021年6月7日,广州,当地首座跨珠江人行桥的施工现场。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表示,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远没有达到需要退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阶段。不仅如此,他建议下半年出台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对于中国现在是不是应该退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我坚定地认为不应该。”6月26日,余永定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发言时说,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他说,截止到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欠佳,离真正的常态化经济增长还相当遥远。比如,“我们期待已久的所谓报复性消费反弹说了一年多,到现在还没有等到。”再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没有出现期望的强劲反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最重要积极作用的是出口的强劲增长,这点大家都知道。

(选填)图片描述

据中国人民大学CMF报告预测,今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将同比增长5.5%,余永定表示,他领衔的团队对四季度经济增速的预测也是5.5%。这一预测数据比2019年中国经济6.0%的增速低了0.5个百分点。

“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余永定说,但现在的问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积极,相反是收紧的。

“公共财政收入在第一季度是24.2%,这是很高的增长速度。一个国家在经济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它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能够这么高,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值得思考的。与此同时,我们公共财政支出在第一季度增速只有6.2%,是相当低的。”他说。

另外,“财政政策宽松不宽松,是否足够宽松,我认为要看经济增长状况,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状况,而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状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8年开始,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出现大幅放缓。2018、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均为3.8%;2020年是0.9%;今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2.6%。

余永定指出,财政政策不够积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十分敏感,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一上涨就感到十分不安。

“过去,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但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例如,2010年还未结束,我们就开始退出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了。而我们之所以急忙‘退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2010年5月份,PPI同比增速达到了7.1%、CPI为3.1%。我们在心理上接受不了超过3%的CPI。更何况此后CPI基本上是一路上升,到2011年6月CPI增速超过6.4%。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会有人不认为通胀已经对中国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吗?”

余永定说,其实如果观察各类通货膨胀指数的水平而不是其增长率的变化,大家就不会那样一惊一乍了。过去十多年,中国生产者产品价格指数(PPI)大部分时间处于负增长状态,CPI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低于3%的。现在PPI增速上涨,如果看它的定基指数,只不过是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

“中国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不是CPI太高,PPI太高,而是在过去10几年中CPI和PPI增速太低,以PPI为标准,中国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是处于通货收缩状态。”余永定说,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这样PPI的上涨就可以转移到生产链条的下游,使我们的企业利润得到好转。

“PPI上涨导致CPI上涨,是我们经济增长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不应该害怕,而且应该欢迎。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关注物价问题。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不要让物价呈现螺旋式的上涨,涨价-涨工资-涨价-涨工资,形成恶性循环,这个是要制止的。但现在还看不到这种趋势。一旦出现这种迹象,再采取抑制物价上涨的措施也不迟。”余永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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