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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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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现阶段我国还是一个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大概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到30%,未来有必要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2021年10月1日,北京,国庆假期首日,天安门广场前游人如织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连平

日前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促进共同富裕。我认为,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通过税收、社保、财政支出等调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此“削峰扶低”,缩小收入差距。现阶段我国还是一个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大概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到30%,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平均比例60%相差较大。哑铃型的社会结构通常是不稳定的,橄榄型的社会则更容易实现稳定增长与和谐,未来有必要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运用税收等手段合理调节高收入。税收的调节高收入功能实现主要依靠直接税而非间接税,而我国直接税方面税种设计不合理,减弱了再分配对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平滑功能。在劳动收入方面,美国个人所得税的60%来自高收入人群,而在我国,工薪阶层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所得税的比重约为50%左右,高收入者缴纳的则不足总量的10%。因此,有必要适当提高累进税率结构中较高层次的边际税率,平滑收入差距。在财产方面,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征税对象少,遗产税和赠予税缺失。从国际经验看,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扩大征税范围;适时研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问题,解决财产税在税收制度设计中的缺位问题,逐步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重要的是要持续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一要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水平,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区域发展国情和均衡目标,对收入处于底层的居民实施精准扶贫,并通过由“输血”到“造血”扶贫项目的实施,使更多的贫困人口能够有机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二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均等化。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3.8亿人,然而部分流动人口难以获得医疗教育、社会养老等本地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内部收入分布不均。未来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同时,应以城乡融合方式带动居民融合,实现公共服务、教育体制、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减轻居民在教育、养老、医疗三方面的支出压力,增强公平感和安全感。

未来需要多管齐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目前,我国低收入群体达9亿多人,数量多、比重大。要想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加快实施一系列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措施。一是通过健全职业培训体系和扩大就业规模提高重点人群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的就业匹配度和劳动参与率,增加其劳动收入;二是拓宽职业上升通道,打破阶层流动固化,扩大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三是以宅基地流转为重点,盘活农民闲置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比重;四是从再分配的角度出发,利用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个税免征额、适当降低边际最高税率、增加专项扣除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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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现阶段我国还是一个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大概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到30%,未来有必要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2021年10月1日,北京,国庆假期首日,天安门广场前游人如织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连平

日前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促进共同富裕。我认为,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通过税收、社保、财政支出等调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此“削峰扶低”,缩小收入差距。现阶段我国还是一个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大概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到30%,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平均比例60%相差较大。哑铃型的社会结构通常是不稳定的,橄榄型的社会则更容易实现稳定增长与和谐,未来有必要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运用税收等手段合理调节高收入。税收的调节高收入功能实现主要依靠直接税而非间接税,而我国直接税方面税种设计不合理,减弱了再分配对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平滑功能。在劳动收入方面,美国个人所得税的60%来自高收入人群,而在我国,工薪阶层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所得税的比重约为50%左右,高收入者缴纳的则不足总量的10%。因此,有必要适当提高累进税率结构中较高层次的边际税率,平滑收入差距。在财产方面,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征税对象少,遗产税和赠予税缺失。从国际经验看,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扩大征税范围;适时研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问题,解决财产税在税收制度设计中的缺位问题,逐步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重要的是要持续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一要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水平,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区域发展国情和均衡目标,对收入处于底层的居民实施精准扶贫,并通过由“输血”到“造血”扶贫项目的实施,使更多的贫困人口能够有机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二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均等化。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3.8亿人,然而部分流动人口难以获得医疗教育、社会养老等本地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内部收入分布不均。未来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同时,应以城乡融合方式带动居民融合,实现公共服务、教育体制、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减轻居民在教育、养老、医疗三方面的支出压力,增强公平感和安全感。

未来需要多管齐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目前,我国低收入群体达9亿多人,数量多、比重大。要想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加快实施一系列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措施。一是通过健全职业培训体系和扩大就业规模提高重点人群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的就业匹配度和劳动参与率,增加其劳动收入;二是拓宽职业上升通道,打破阶层流动固化,扩大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三是以宅基地流转为重点,盘活农民闲置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比重;四是从再分配的角度出发,利用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个税免征额、适当降低边际最高税率、增加专项扣除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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