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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为快递小哥发声:既要健全配送员监管制度,也要完善保障机制 | 上海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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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为快递小哥发声:既要健全配送员监管制度,也要完善保障机制 | 上海两会

快递员、配送员这一人群极大程度地方便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也引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图片来源:图虫

记者  方卓然

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已经基本离不开外卖配送员和快递小哥。快递员、配送员这一人群极大程度地方便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引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2022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潘书鸿带来了一份关于建立健全快递员、配送员的监管制度和保障机制的建议。

近年来,快递员、配送员的私拆包裹、偷窃包裹行为时有发生,一些快递员、配送员还会利用职务之便接近客户,私加客户联系方式,对客户造成不同程度的骚扰。同时,自从出现了驿站、快递柜等设施,一些快递员将“配送到家”服务简化成了送至驿站或快递柜,无视买家真正的需求。

潘书鸿指出,我国没有更为详细的针对快递员、配送员此类行业的行为规范,虽有快递行业协会和即将成立的外卖协会,但都是面向企业、机构或是相关平台,并不面向个人。

“流动量如此之大、需求量如此之大的岗位,目前却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对相关员工进行监管,但注重利益的企业不仅在监管方面不严谨,甚至连基本的审查工作都是不到位的,因此导致了恶性事件频发并且毫无收敛的趋势。”潘书鸿指出。

他认为,快递员、配送员缺乏监管制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针对他们自身,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也是客观现状。

潘书鸿表示,按照我国《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企业应当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除按时支付工资报酬外,企业还有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义务,必须包含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员工就职期间发生伤病死亡或是工伤事故,都将有完备的保险理赔体系。

但是,部分企业会通过如劳务派遣的方式,不直接与实际工作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来降低用工成本,针对需求量大、流动性大、工作量不稳定的职位,尤其外卖、快递、运输等,更是采用雇佣、承揽的方式居多。

此外,疫情期间,快递员和外卖小哥活动范围大、接触人员多,由于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可能会导致企业、机构、平台或者这些人员本身,为了节省成本而降低工作中的防疫标准、降低服务标准等,这些负面影响最终将会影响到购买服务的顾客身上,一旦助长了疫情的传播,必将会产生极度恶劣、严重的后果。

鉴于此,潘书鸿建议,上海应同时建立健全快递员、配送员等的监管制度和保障体系,从人员素质、服务品质、工作安全、人身保障等多方面、多角度、多维度去监管和保护快递员、配送员等这一群体。

同时,上海可以使用合理的算法建立收入分配机制;强化道路安全培训,督促快递员、配送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加强食品安全意识,确保配送过程中不受污染;提升保障水平,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或是参加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明确服务过程中平台责任、机构责任、商家责任和具体快递员、配送员的责任等等。

“只有当监管制度和保障体系同时得到了完善,行业才能良性发展,创造经济效益,从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潘书鸿认为。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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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配送员这一人群极大程度地方便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也引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图片来源:图虫

记者  方卓然

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已经基本离不开外卖配送员和快递小哥。快递员、配送员这一人群极大程度地方便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引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2022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潘书鸿带来了一份关于建立健全快递员、配送员的监管制度和保障机制的建议。

近年来,快递员、配送员的私拆包裹、偷窃包裹行为时有发生,一些快递员、配送员还会利用职务之便接近客户,私加客户联系方式,对客户造成不同程度的骚扰。同时,自从出现了驿站、快递柜等设施,一些快递员将“配送到家”服务简化成了送至驿站或快递柜,无视买家真正的需求。

潘书鸿指出,我国没有更为详细的针对快递员、配送员此类行业的行为规范,虽有快递行业协会和即将成立的外卖协会,但都是面向企业、机构或是相关平台,并不面向个人。

“流动量如此之大、需求量如此之大的岗位,目前却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对相关员工进行监管,但注重利益的企业不仅在监管方面不严谨,甚至连基本的审查工作都是不到位的,因此导致了恶性事件频发并且毫无收敛的趋势。”潘书鸿指出。

他认为,快递员、配送员缺乏监管制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针对他们自身,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也是客观现状。

潘书鸿表示,按照我国《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企业应当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除按时支付工资报酬外,企业还有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义务,必须包含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员工就职期间发生伤病死亡或是工伤事故,都将有完备的保险理赔体系。

但是,部分企业会通过如劳务派遣的方式,不直接与实际工作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来降低用工成本,针对需求量大、流动性大、工作量不稳定的职位,尤其外卖、快递、运输等,更是采用雇佣、承揽的方式居多。

此外,疫情期间,快递员和外卖小哥活动范围大、接触人员多,由于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可能会导致企业、机构、平台或者这些人员本身,为了节省成本而降低工作中的防疫标准、降低服务标准等,这些负面影响最终将会影响到购买服务的顾客身上,一旦助长了疫情的传播,必将会产生极度恶劣、严重的后果。

鉴于此,潘书鸿建议,上海应同时建立健全快递员、配送员等的监管制度和保障体系,从人员素质、服务品质、工作安全、人身保障等多方面、多角度、多维度去监管和保护快递员、配送员等这一群体。

同时,上海可以使用合理的算法建立收入分配机制;强化道路安全培训,督促快递员、配送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加强食品安全意识,确保配送过程中不受污染;提升保障水平,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或是参加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明确服务过程中平台责任、机构责任、商家责任和具体快递员、配送员的责任等等。

“只有当监管制度和保障体系同时得到了完善,行业才能良性发展,创造经济效益,从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潘书鸿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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