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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城市化过程中首要问题是要明白城市的功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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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城市化过程中首要问题是要明白城市的功能是什么

城市化的过程应该由政府推动还是由市场推动?吴敬琏认为,这是关于城市化最根本的问题。

图片来源:网络

城市化的过程应该由政府推动还是由市场推动?

在11月11日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举办的大都市圈建设现状与未来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提出了上述问题。吴敬琏认为,这是关于城市化的最根本的问题。

关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讨论,自改革开放就有提及,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吴敬琏指出,关于城市化问题,基本是两种思路在争论。

在八十年代初期,城市化中的一些矛盾已经显现,但当时没有被注意到。当时一种思路是延续过去计划经济来推动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即用一套体系来控制城市化。

另一种思路是一些专家的提法,他们心目中城市的地位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形成一个经济的网络,或商业的网络,中心城市就是这个网络的节点。

吴敬琏指出,这个提法被接受了,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变成了成立一批副省级城市或计划单列城市。它们不是通过商业和金融发挥辅导作用,而是在自然配置体系中加了一级,是行政配置资源的体系,结果这个改革没有成功,它也没有改变我们过去的城镇化道路。

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改革经过90年代大幅提速后出现停顿。它的一个后果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随之潜在增长率也下降。“政府需要提振经济,于是就大规模投资,城镇化大幅加速。”吴敬琏说。

这种大规模的投资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是城市重化工业化,或者说产业密集化,另外一方面就是搞形象工程,政府投资于城市建设。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做造城运动,很多地方造了新城,后来一些地方出现了“鬼城”。

这时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中科院的一些研究人士认为,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会造成严重后果。不过他们声音很小,关注的并人不多。

特别是到了2008年之后,城市化被作为扩需求保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大量资金被放到大城市的建设上去。

直到十八届三种全会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吴敬琏称,从政府施政方针上看,一是城镇化地位、它在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里下降了。另外,大城市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吴敬琏认为,通过三十多年来我们对城市化的讨论,其中首要问题是我们要明白城市的功能是什么。

他指出,城市的功能在较早时期比较明确的一点是,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有规模效应,需要城市集聚。更深入一步的研究认为,人在城市的集聚能够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因此城市化可以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

但在中国本世纪初的大造城运动中,城市化的功能是能够提高投资,后来说法变成了城镇化能够提高消费需求。但吴敬琏称,这存在经济学上的悖论。经济学上讲的拉动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农民进城之后如果收入水平不提高,他们还是无法提高购买力需求。因此结果就变成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不是工业化的推动力量。

第二个问题则更为根本,城市化的过程应该由政府推动还是由市场推动?

吴敬琏指出,如果是市场主导,它就会权衡利弊。但如果是政府主导,它是单向的。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城市规模越大,它的行政级别就越高,它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就越大。这样就形成循环,它有了更多配置资源的权利去追求它的目标。如果它的行政级别提高了,它就有更大的权力去营造,于是就有单边发展,城市越搞越大。

“最根本问题就在这里,是谁来推动城市化。”吴敬琏总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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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城市化过程中首要问题是要明白城市的功能是什么

城市化的过程应该由政府推动还是由市场推动?吴敬琏认为,这是关于城市化最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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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过程应该由政府推动还是由市场推动?

在11月11日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举办的大都市圈建设现状与未来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提出了上述问题。吴敬琏认为,这是关于城市化的最根本的问题。

关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讨论,自改革开放就有提及,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吴敬琏指出,关于城市化问题,基本是两种思路在争论。

在八十年代初期,城市化中的一些矛盾已经显现,但当时没有被注意到。当时一种思路是延续过去计划经济来推动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即用一套体系来控制城市化。

另一种思路是一些专家的提法,他们心目中城市的地位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形成一个经济的网络,或商业的网络,中心城市就是这个网络的节点。

吴敬琏指出,这个提法被接受了,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变成了成立一批副省级城市或计划单列城市。它们不是通过商业和金融发挥辅导作用,而是在自然配置体系中加了一级,是行政配置资源的体系,结果这个改革没有成功,它也没有改变我们过去的城镇化道路。

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改革经过90年代大幅提速后出现停顿。它的一个后果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随之潜在增长率也下降。“政府需要提振经济,于是就大规模投资,城镇化大幅加速。”吴敬琏说。

这种大规模的投资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是城市重化工业化,或者说产业密集化,另外一方面就是搞形象工程,政府投资于城市建设。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做造城运动,很多地方造了新城,后来一些地方出现了“鬼城”。

这时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中科院的一些研究人士认为,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会造成严重后果。不过他们声音很小,关注的并人不多。

特别是到了2008年之后,城市化被作为扩需求保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大量资金被放到大城市的建设上去。

直到十八届三种全会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吴敬琏称,从政府施政方针上看,一是城镇化地位、它在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里下降了。另外,大城市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吴敬琏认为,通过三十多年来我们对城市化的讨论,其中首要问题是我们要明白城市的功能是什么。

他指出,城市的功能在较早时期比较明确的一点是,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有规模效应,需要城市集聚。更深入一步的研究认为,人在城市的集聚能够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因此城市化可以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

但在中国本世纪初的大造城运动中,城市化的功能是能够提高投资,后来说法变成了城镇化能够提高消费需求。但吴敬琏称,这存在经济学上的悖论。经济学上讲的拉动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农民进城之后如果收入水平不提高,他们还是无法提高购买力需求。因此结果就变成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不是工业化的推动力量。

第二个问题则更为根本,城市化的过程应该由政府推动还是由市场推动?

吴敬琏指出,如果是市场主导,它就会权衡利弊。但如果是政府主导,它是单向的。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城市规模越大,它的行政级别就越高,它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就越大。这样就形成循环,它有了更多配置资源的权利去追求它的目标。如果它的行政级别提高了,它就有更大的权力去营造,于是就有单边发展,城市越搞越大。

“最根本问题就在这里,是谁来推动城市化。”吴敬琏总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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