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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笔下的国家法西斯未来:它会被称为美利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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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笔下的国家法西斯未来:它会被称为美利坚主义

从辛克莱·刘易斯到菲利普·罗斯,再到特朗普最爱的电影《公民凯恩》,美国文化界很早就开始讲述关于本土独裁政权的故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1941年电影《公民凯恩》,这是特朗普最喜爱的一部电影。图片来源:网络

2004年,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他的小说《反美阴谋》中写道:“他靠坑蒙拐骗奴役了美国!靠撒谎蒙蔽了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头脑!我们成全了地球上最凶恶的男人!” 这句话好像就写在昨天。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被形容为“无法想象”,可事实是,许多人已经“想象”到了驱动特朗普上台的那些势力,给出了不同版本的说法;只是我们没有听信他们的话。

1944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作者是当时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文章写道:“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有着对金钱和权力的强烈欲望,与之相伴的是对其他种族、阶级、党派、宗教、文化、地区和国家的强烈排斥,他会毫不留情地拿出欺骗和暴力的伎俩达到自己的目的。” 华莱士预测,如果同流合污的资本家、“被公共信息蒙蔽的公民”和“3K党这样的煽动组织”联手实现了“有目的的合作”,那么在美国,法西斯主义只会变得“相当危险”。如今为特朗普政府辩护的那些人坚称他们带来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只是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这样的辩词同样也被预言到了:1938年,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写道:“法西斯主义进入美国时不会被贴上‘德国制造’的标签,也不会以纳粹十字作为标志。它会改名换姓不叫法西斯主义,而是叫美利坚主义。” (译注:3K党是美国历史上和现在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视有色族裔主义运动的民间仇恨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

今天,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是亚马逊销量的榜首。去年12月至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售卖出去的速度是平时的16倍。特朗普领导班子对“新话”(Newspeak,是《1984》中的集权政权为遏制人民思想而创造的新语言体系)的使用,对“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的偏好,迫使读者们回到历史中寻求解释,以及应对方法。(译注:“另类事实”是特朗普顾问康威的一句辩词,用于应对记者关于就职典礼人数造假的质疑)

基于历史,一种小说虽并未提供“另类事实”,却提供了“另类未来”。这些小说使用了“反事实”的手法,揭示出如果历史力量向另一个方向扭曲,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形。奥威尔在《1984》中构建了一个战后法西斯主义社会,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写于1932年,也就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开始整合之际,在这本书中,“世界国家”的公民们将死去的科技主宰者奉为神明(“我们信仰福特”),并沉迷于Feelies(一种不但能看,而且能感觉,能闻味道的电影,人仿佛置身影片其中)。这些反乌托邦暗黑小说被政府禁止,不过反正人们也不想去读它们。

书籍是独裁者的敌人,所有独裁者喜欢焚书。我们能从奥威尔、阿伦特、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等人的作品中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些作家走过了上世纪现代集权主义的黑暗时代,并下定决心向世人分享自己惨痛的经历。击败纳粹鼓舞人心的作品一直都备受欢迎,然而眼下画风阴暗的反现实小说也开始吸引人们的注意。戴登(Len Deighton)1978年的小说《SS-GB》被BBC改编成了迷你剧,该小说想象英国输掉了不列敦之战,并最终被德国占领的情形。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1962年假想同盟国在二战中输给核心国情形的作品《高堡奇人》也被改编成剧,目前亚马逊已决定续订该剧第三季。该作品情节来自实际上提供了“另类事实”的宣传影片,让人们看到由于个体选择不同造成的历史剧变。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90年的小说《女仆的故事》是一部公认的警世之作,被改编成电影

就在欧洲作家纷纷将纳粹和自由斗士写进他们的小说时,美国作家也开始构想自己国家遭遇集权主义时的模样。尽管很多美国人坚称“这不可能发生”,许多作家还是展示出了这种可能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说《女仆的故事(1985)》就是最有力的作品之一,其中被引用最广的名言解读了世界各地独裁者们惯用的诡辩:“自由的形式不止一种……人们可以是自由的施与者或接受者。无政府主义时代人们施与自由,现在人们接受上面给予的自由。” 《女仆的故事》出版于里根反堕胎政策出台的第二年,而最近特朗普刚刚恢复该政策,禁止美国联邦政府给支持堕胎的海外非政府组织(NGO)提供资金。

美国集权主义不仅会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还会与另外两大价值体系——宗教和商业纠缠不清。“法西斯主义进入美国时会裹着一面星条旗,背着十字架,”有人曾这样评论道,不过他应该加上一句,“同时挥舞着美元钞票”。这句话的来源不是媒体报道常说的诺奖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935年的小说《不会在这里发生》。不过这本讽刺美国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的小说指出,法西斯在美国最危险的支持者是那些“矢口否认‘法西斯’这个词,打着美国传统的自由宪政旗号,鼓吹资本主义奴役的人。” 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势必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成型,就像刘易斯一针见血说出的那样:“政府因利润而生,被利润雇佣,为利润卖命。”

《不会在这里发生》狠狠地抨击了一些“滑稽郎中(funny therapeutics)”试图“利用法西斯手段治好民主顽疾”的观点。书中虚构的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巴兹利用民粹主义竞选大肆宣扬传统价值,做出简单的承诺要让美国复兴(告诉人们只需投他一票就能过上富裕生活)。一位报纸编辑发出了徒劳的抗议:“人们以为选了他就能保障经济安全,然而接下来他们就要看恐怖片啦! ” 果不其然,巴兹一上任就大搞独裁威胁,创立了一支私军(the Minute Men),并把自己的政敌囚禁在集中营里。就当中西部几个州犹豫着要脱离这样的统治时,巴兹政府决定利用人们抵御外敌的爱国主义力量,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精心策划一些事变,制造莫须有的侮辱和威胁,并借此向墨西哥宣战。巴兹的原型是路易斯安纳州民粹政治家休伊·朗(Huey Long),他在1935年被刺杀,并多次被拿出来与特朗普作比较。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国王班底(1946)》也是受到休伊·朗的启发写成的,书中的主人公、独裁政治家威利·史塔克有一句冷嘲热讽的台词:“你就告诉选民你会吸干那些肥得流油的家伙,让他们哭、让他们笑、让他们生气,甚至对你生气。把他们搅合得七荤八素,他们会喜欢的,最后还得回来索取更多。”

电影《国王班底(2006)》中西恩·潘饰演威利·史塔克

更近一些时候,菲利普·罗斯推出了长篇小说《反美阴谋》。故事以二战为背景,想象人类首位驾驶飞机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 )凭借“美国第一”(这是现实生活中林德伯格支持的一个反犹平台)的口号入主白宫。但“美国第一”最早是伍德罗·威尔逊1916年竞选中提出的,4年后这个口号被首位商人出身的总统候选人沃伦·哈定重新加以强调,他在竞选演讲中说:“爱国奉献就意味着首先让美国富起来,让人们凡事首先考虑美国、赞颂美国、尊重美国、为美国而活。” 最后当上总统的哈定不仅纵容了3K党,还带来了1923年的茶壶山贿赂丑闻,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然而美国历史还并未止步。(译注:茶壶山丑闻案发生在美国总统哈定任期内,当时的内政部长亚伯特·富尔未用公开招标方式处理茶壶山以及另外两处的美国海军油矿,以低价方式让石油公司承租,富尔最后承认接受来自石油公司的贿款。)

《反美阴谋》以林德伯格击败罗斯福为开头,这个共和党人“置全党意见于不顾,制定自己的竞选计划”。胜选后,林德伯格立刻与希特勒谈判签署“谅解备忘录”,把欧洲交给德国以换取北美大陆的和平。尽管这个做法引起美国民众的抗议,但它帮助建立了“欧洲新秩序”。美国人坚持认为“美国不是也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因为总统和国会“注定会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事,尽管他们是共和党人,是孤立主义者,是的,里面也有反犹太分子……但距离成为纳粹还有很远。” 小说随后描绘了社会标准的磨灭和人们对压迫行为的接受:“现在他们能无所不为,这真是不光彩,一切都是从白宫开始的。” 这是部宏伟巨著,但也有缺憾。罗斯避开了核心问题,也是历史上最受关注的问题:解决方案是什么?他最后给出了一个过于乐观的答案,那就是美国精神最终占据上风,林德伯格消失了。

2016年7月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背后是他自己的巨幅照片

我们通常会把这种结局称为“好莱坞式的结尾”。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梦工厂制造出了大量国家法西斯主义的警世电影,其中就包括特朗普最喜欢的一部——奥森·韦尔斯的《公民凯恩(1941)》。当特朗普在自己的巨幅画像前面对全国人民讲话时,很多人为这种模仿法西斯的做法感到吃惊,他在视觉上复制了凯恩在电影中的举动,让韦尔斯的讽刺瞬间尽在不言中。当凯恩竞选州长失败,被性丑闻击倒,我们知道他的报纸早就准备了两种头条——“凯恩胜选”和“投票造假”。特朗普自比凯恩,却忽略了凯恩在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自我毁灭的事实。凯恩唯一的朋友在他死后说:“凯恩只信任自己,他的信仰就是自己。” 这可不是什么夸赞。

《公民凯恩》更着重描绘凯恩的狂热,而不是他差点建立起来的独裁帝国(林德伯格让美国人想起“美国第一”这个口号,凯恩的原型威廉·赫斯特更是如雷贯耳。赫斯特声援希特勒,电影的第一版因此将凯恩的儿子描绘成一个正儿八经的纳粹分子)。二战期间,好莱坞拍摄了大量以国内外反抗集权斗争为题材的电影,1941年卡普拉的《群众》就是其中激情洋溢的一部。电影中商业大亨诺顿试图利用一场民粹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人民坚持民主信念,反对他的主张。一位热爱和平的报纸编辑说:“我不仅为自己感到生气,还替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这些家伙生气。” 诺顿相信“美国人民需要的是铁腕”,试图操纵人群憎恨他们的民粹运动英雄,但最终英雄被相信他的民众所救。编辑最后写道:“这就是你的下场,诺顿,人民!试试对付人民!”

电影编剧相信,人民会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记者就是他们的代言人。自由的媒体一次又一次将美国从美国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出来,1942年的电影《自由之火》(赫本、特雷西主演)就是其中一部。影片开始,一个变成政治煽动家的成功商人神秘死亡。最终他的遗孀发现,其实他是个秘密的法西斯主义者,得到了“几个已经不在意钱只想要政治权力的人”的支持。这些人知道他们永远不会通过民主手段达成目的。和《群众》描绘的少数独裁者对阵多数人民不同,《自由之火》描绘了一次规模成熟的本土法西斯运动。煽动者的竞选由一位媒体操控者负责,他利用各种假新闻引发仇恨,包括设立一份反犹太报纸和一份攻击城镇居民的农民公报、向3K党发起呼吁、计划成立美国第一支风暴军队。片中这位寡妇说:“当然他们不会把这叫做法西斯主义。他们给法西斯涂上红、白、蓝色,叫它美国国家主义。”

媒体成为了对立各方的武器:《自由之火》中的法西斯主义者最终被支持民主的记者揭发,狼狈败走。“咱们媒体有力量”的题材又催生了赫本和特雷西主演的另一部电影——《联邦一州(1948)》,影片讲述一个独裁者、共和党的媒体大亨竞选总统最终失败的故事。记者通常被视为人民的喉舌,而假想出的法西斯主义者通常是媒体大亨,这得归结于资本主义、媒体、政治、狂热商业的混合,这也是欧文·华莱士(Henry Wallace )警惕的。

《高堡奇人》剧照

麦卡锡主义催生了新一波对抗独裁的思潮,这次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1962年应运而生的电影《满洲候选人》描述了一位傀儡政治家的故事,该片最近经常被人提起,一些人认为特朗普是俄罗斯牵线的傀儡总统,尽管他在竞选中反复大叫“不是傀儡”。人们可能回忆起影片中操纵傀儡者的一句台词:“你只要对着摄像头高喊‘议事程序,议事程序’,剩下的交给我来解决。” 负责洗脑傀儡的科学家说:“他不仅被洗脑了,像他们说的那样,他还被干洗了。”

麦卡锡主义者编造了外敌入侵的故事,将“美国国家主义”伪装成“非美国国家主义”,将内战伪装成对外冷战。随着越战深入,美国人越来越像在打一场内战,一场事关国家灵魂的存在危机让很多人走向鲁莽的民族主义。一些人忘却了水门事件的教训,欧文·华莱士创作的《代号R密件》以这场民主危机为蓝本,创造出一个FBI主管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禁言媒体的故事。这个故事同样具有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尾:一个勇敢的地方法官揭露真相,震惊的议员们否决了主管的法案。不过欧文·华莱士警告读者:“要是法西斯主义来到美国,那是因为美国选民为它投票了。”他借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说,开国元勋给了我们“一个共和国,如果你能保住她的话。”

这些过去的虚幻创作跟我们现在的政治现实之相似可能看上去很怪异,但并不然。统治者试图重建最古老的权力模式的努力并不新奇,就像欧文·华莱士援引一战中遇害的知识分子查理·佩吉的话所说,专制比自由更容易组织,更进一步说,专制比自由简单很多,因为专制者自定规矩,或者干脆不设任何规矩。

电影《满洲候选人》剧照

所有这些电影都表明,民主取决于美好的信仰。个体带着恶的信仰采取行动不是新鲜事,但这些故事都认为,只要多数人坚守良善,最终就必然取胜。只有在普莱斯东·史都尔奇斯(Preston Sturges)的电影《江湖异人传(1940)》中,整个国家体系充斥着恶的信仰,以至于一个腐败的官员想改过自新却不得不逃离国家。美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最终不关乎政治分歧,而是伦理分歧。人们对商业、宗教和国族所持的信仰一旦腐化,邪恶就会甚嚣尘上。我们的理想主义思想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理想而生,“共同准则”(common decency)代表的不仅是基本的准则,也是大家所共有的准则。美国历史不倾向特朗普一边,甚至连他最喜欢的电影都不和他站在一边。

吸取教训的途径有两种:一是从直接的经验中学习,这通常是条艰难之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读书,多思考。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出版于1953年,麦卡锡主义最猖獗时。在该书构想出的反乌托邦式未来中,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窄,书籍受到忽略,最后被禁止发行(“一本书的危害比得上一支上膛的枪”)。一位负责焚毁书籍的消防员逐渐意识到书籍能帮助社会汲取教训,避免重复的错误再犯:“这些书提醒我们自己曾有多愚蠢……当书本向我们发问,我们就需要记住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漫长的未来中胜出。”

辛克莱·刘易斯在写作《不会在这里发生》时与多萝西·汤普森结婚,后者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之一,电影《小姑居处(1942)》就以她为蓝本拍摄。1931年多萝西采访了希特勒,称他为“小人物的原型”;1939年,时代杂志将多萝西评为除埃莉诺·罗斯福之外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女人,她也被誉为“新闻界的第一夫人”。1941年,多萝西为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谁会成为纳粹?》,文章介绍了一个“十分毛骨悚然的游戏”,教人们预测什么样的人容易变成纳粹。她将人群分成几大类(天生的纳粹、被说服入伙的纳粹和从来不会成为纳粹的人),并指出纳粹主义并不受到国籍限制,是一种“特定的心态”。她描述了A、B、C等几个不同的人,预测他们成为纳粹的可能性。最后她提到一个“年轻的D”,“D是天生的纳粹,他娇生惯养,从未经历挫折,在生活中无所不为。他经常因开车超速被逮捕,他母亲替他付罚款;他凶暴地对待自己的两个妻子,他母亲替他付分居赡养费。他一生都在追求感官刺激,从不关心他人。他空洞、傲慢、不可一世,他会很乐意穿上一套制服,趾高气昂地镇压他人。”

多萝西还提到一个年轻的移民:“尽管房间里的人们不觉得他是美国人,但他却几乎比任何人都美国。” 这位移民和拥护美国基本价值的纯正美国人一样,是纳粹最大的敌人。多萝西说,只有联合在一起,他们才敢承认,最终他们能战胜“年轻的D”。

(翻译:冷君晓;编辑:闫桂花)

来源:卫报

原标题:'It will be called Americanism': the US writers who imagined a fascist future

最新更新时间:02/12 13:13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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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克莱·刘易斯到菲利普·罗斯,再到特朗普最爱的电影《公民凯恩》,美国文化界很早就开始讲述关于本土独裁政权的故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1941年电影《公民凯恩》,这是特朗普最喜爱的一部电影。图片来源:网络

2004年,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他的小说《反美阴谋》中写道:“他靠坑蒙拐骗奴役了美国!靠撒谎蒙蔽了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头脑!我们成全了地球上最凶恶的男人!” 这句话好像就写在昨天。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被形容为“无法想象”,可事实是,许多人已经“想象”到了驱动特朗普上台的那些势力,给出了不同版本的说法;只是我们没有听信他们的话。

1944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作者是当时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文章写道:“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有着对金钱和权力的强烈欲望,与之相伴的是对其他种族、阶级、党派、宗教、文化、地区和国家的强烈排斥,他会毫不留情地拿出欺骗和暴力的伎俩达到自己的目的。” 华莱士预测,如果同流合污的资本家、“被公共信息蒙蔽的公民”和“3K党这样的煽动组织”联手实现了“有目的的合作”,那么在美国,法西斯主义只会变得“相当危险”。如今为特朗普政府辩护的那些人坚称他们带来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只是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这样的辩词同样也被预言到了:1938年,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写道:“法西斯主义进入美国时不会被贴上‘德国制造’的标签,也不会以纳粹十字作为标志。它会改名换姓不叫法西斯主义,而是叫美利坚主义。” (译注:3K党是美国历史上和现在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视有色族裔主义运动的民间仇恨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

今天,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是亚马逊销量的榜首。去年12月至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售卖出去的速度是平时的16倍。特朗普领导班子对“新话”(Newspeak,是《1984》中的集权政权为遏制人民思想而创造的新语言体系)的使用,对“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的偏好,迫使读者们回到历史中寻求解释,以及应对方法。(译注:“另类事实”是特朗普顾问康威的一句辩词,用于应对记者关于就职典礼人数造假的质疑)

基于历史,一种小说虽并未提供“另类事实”,却提供了“另类未来”。这些小说使用了“反事实”的手法,揭示出如果历史力量向另一个方向扭曲,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形。奥威尔在《1984》中构建了一个战后法西斯主义社会,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写于1932年,也就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开始整合之际,在这本书中,“世界国家”的公民们将死去的科技主宰者奉为神明(“我们信仰福特”),并沉迷于Feelies(一种不但能看,而且能感觉,能闻味道的电影,人仿佛置身影片其中)。这些反乌托邦暗黑小说被政府禁止,不过反正人们也不想去读它们。

书籍是独裁者的敌人,所有独裁者喜欢焚书。我们能从奥威尔、阿伦特、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等人的作品中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些作家走过了上世纪现代集权主义的黑暗时代,并下定决心向世人分享自己惨痛的经历。击败纳粹鼓舞人心的作品一直都备受欢迎,然而眼下画风阴暗的反现实小说也开始吸引人们的注意。戴登(Len Deighton)1978年的小说《SS-GB》被BBC改编成了迷你剧,该小说想象英国输掉了不列敦之战,并最终被德国占领的情形。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1962年假想同盟国在二战中输给核心国情形的作品《高堡奇人》也被改编成剧,目前亚马逊已决定续订该剧第三季。该作品情节来自实际上提供了“另类事实”的宣传影片,让人们看到由于个体选择不同造成的历史剧变。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90年的小说《女仆的故事》是一部公认的警世之作,被改编成电影

就在欧洲作家纷纷将纳粹和自由斗士写进他们的小说时,美国作家也开始构想自己国家遭遇集权主义时的模样。尽管很多美国人坚称“这不可能发生”,许多作家还是展示出了这种可能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说《女仆的故事(1985)》就是最有力的作品之一,其中被引用最广的名言解读了世界各地独裁者们惯用的诡辩:“自由的形式不止一种……人们可以是自由的施与者或接受者。无政府主义时代人们施与自由,现在人们接受上面给予的自由。” 《女仆的故事》出版于里根反堕胎政策出台的第二年,而最近特朗普刚刚恢复该政策,禁止美国联邦政府给支持堕胎的海外非政府组织(NGO)提供资金。

美国集权主义不仅会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还会与另外两大价值体系——宗教和商业纠缠不清。“法西斯主义进入美国时会裹着一面星条旗,背着十字架,”有人曾这样评论道,不过他应该加上一句,“同时挥舞着美元钞票”。这句话的来源不是媒体报道常说的诺奖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935年的小说《不会在这里发生》。不过这本讽刺美国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的小说指出,法西斯在美国最危险的支持者是那些“矢口否认‘法西斯’这个词,打着美国传统的自由宪政旗号,鼓吹资本主义奴役的人。” 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势必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成型,就像刘易斯一针见血说出的那样:“政府因利润而生,被利润雇佣,为利润卖命。”

《不会在这里发生》狠狠地抨击了一些“滑稽郎中(funny therapeutics)”试图“利用法西斯手段治好民主顽疾”的观点。书中虚构的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巴兹利用民粹主义竞选大肆宣扬传统价值,做出简单的承诺要让美国复兴(告诉人们只需投他一票就能过上富裕生活)。一位报纸编辑发出了徒劳的抗议:“人们以为选了他就能保障经济安全,然而接下来他们就要看恐怖片啦! ” 果不其然,巴兹一上任就大搞独裁威胁,创立了一支私军(the Minute Men),并把自己的政敌囚禁在集中营里。就当中西部几个州犹豫着要脱离这样的统治时,巴兹政府决定利用人们抵御外敌的爱国主义力量,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精心策划一些事变,制造莫须有的侮辱和威胁,并借此向墨西哥宣战。巴兹的原型是路易斯安纳州民粹政治家休伊·朗(Huey Long),他在1935年被刺杀,并多次被拿出来与特朗普作比较。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国王班底(1946)》也是受到休伊·朗的启发写成的,书中的主人公、独裁政治家威利·史塔克有一句冷嘲热讽的台词:“你就告诉选民你会吸干那些肥得流油的家伙,让他们哭、让他们笑、让他们生气,甚至对你生气。把他们搅合得七荤八素,他们会喜欢的,最后还得回来索取更多。”

电影《国王班底(2006)》中西恩·潘饰演威利·史塔克

更近一些时候,菲利普·罗斯推出了长篇小说《反美阴谋》。故事以二战为背景,想象人类首位驾驶飞机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 )凭借“美国第一”(这是现实生活中林德伯格支持的一个反犹平台)的口号入主白宫。但“美国第一”最早是伍德罗·威尔逊1916年竞选中提出的,4年后这个口号被首位商人出身的总统候选人沃伦·哈定重新加以强调,他在竞选演讲中说:“爱国奉献就意味着首先让美国富起来,让人们凡事首先考虑美国、赞颂美国、尊重美国、为美国而活。” 最后当上总统的哈定不仅纵容了3K党,还带来了1923年的茶壶山贿赂丑闻,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然而美国历史还并未止步。(译注:茶壶山丑闻案发生在美国总统哈定任期内,当时的内政部长亚伯特·富尔未用公开招标方式处理茶壶山以及另外两处的美国海军油矿,以低价方式让石油公司承租,富尔最后承认接受来自石油公司的贿款。)

《反美阴谋》以林德伯格击败罗斯福为开头,这个共和党人“置全党意见于不顾,制定自己的竞选计划”。胜选后,林德伯格立刻与希特勒谈判签署“谅解备忘录”,把欧洲交给德国以换取北美大陆的和平。尽管这个做法引起美国民众的抗议,但它帮助建立了“欧洲新秩序”。美国人坚持认为“美国不是也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因为总统和国会“注定会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事,尽管他们是共和党人,是孤立主义者,是的,里面也有反犹太分子……但距离成为纳粹还有很远。” 小说随后描绘了社会标准的磨灭和人们对压迫行为的接受:“现在他们能无所不为,这真是不光彩,一切都是从白宫开始的。” 这是部宏伟巨著,但也有缺憾。罗斯避开了核心问题,也是历史上最受关注的问题:解决方案是什么?他最后给出了一个过于乐观的答案,那就是美国精神最终占据上风,林德伯格消失了。

2016年7月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背后是他自己的巨幅照片

我们通常会把这种结局称为“好莱坞式的结尾”。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梦工厂制造出了大量国家法西斯主义的警世电影,其中就包括特朗普最喜欢的一部——奥森·韦尔斯的《公民凯恩(1941)》。当特朗普在自己的巨幅画像前面对全国人民讲话时,很多人为这种模仿法西斯的做法感到吃惊,他在视觉上复制了凯恩在电影中的举动,让韦尔斯的讽刺瞬间尽在不言中。当凯恩竞选州长失败,被性丑闻击倒,我们知道他的报纸早就准备了两种头条——“凯恩胜选”和“投票造假”。特朗普自比凯恩,却忽略了凯恩在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自我毁灭的事实。凯恩唯一的朋友在他死后说:“凯恩只信任自己,他的信仰就是自己。” 这可不是什么夸赞。

《公民凯恩》更着重描绘凯恩的狂热,而不是他差点建立起来的独裁帝国(林德伯格让美国人想起“美国第一”这个口号,凯恩的原型威廉·赫斯特更是如雷贯耳。赫斯特声援希特勒,电影的第一版因此将凯恩的儿子描绘成一个正儿八经的纳粹分子)。二战期间,好莱坞拍摄了大量以国内外反抗集权斗争为题材的电影,1941年卡普拉的《群众》就是其中激情洋溢的一部。电影中商业大亨诺顿试图利用一场民粹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人民坚持民主信念,反对他的主张。一位热爱和平的报纸编辑说:“我不仅为自己感到生气,还替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这些家伙生气。” 诺顿相信“美国人民需要的是铁腕”,试图操纵人群憎恨他们的民粹运动英雄,但最终英雄被相信他的民众所救。编辑最后写道:“这就是你的下场,诺顿,人民!试试对付人民!”

电影编剧相信,人民会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记者就是他们的代言人。自由的媒体一次又一次将美国从美国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出来,1942年的电影《自由之火》(赫本、特雷西主演)就是其中一部。影片开始,一个变成政治煽动家的成功商人神秘死亡。最终他的遗孀发现,其实他是个秘密的法西斯主义者,得到了“几个已经不在意钱只想要政治权力的人”的支持。这些人知道他们永远不会通过民主手段达成目的。和《群众》描绘的少数独裁者对阵多数人民不同,《自由之火》描绘了一次规模成熟的本土法西斯运动。煽动者的竞选由一位媒体操控者负责,他利用各种假新闻引发仇恨,包括设立一份反犹太报纸和一份攻击城镇居民的农民公报、向3K党发起呼吁、计划成立美国第一支风暴军队。片中这位寡妇说:“当然他们不会把这叫做法西斯主义。他们给法西斯涂上红、白、蓝色,叫它美国国家主义。”

媒体成为了对立各方的武器:《自由之火》中的法西斯主义者最终被支持民主的记者揭发,狼狈败走。“咱们媒体有力量”的题材又催生了赫本和特雷西主演的另一部电影——《联邦一州(1948)》,影片讲述一个独裁者、共和党的媒体大亨竞选总统最终失败的故事。记者通常被视为人民的喉舌,而假想出的法西斯主义者通常是媒体大亨,这得归结于资本主义、媒体、政治、狂热商业的混合,这也是欧文·华莱士(Henry Wallace )警惕的。

《高堡奇人》剧照

麦卡锡主义催生了新一波对抗独裁的思潮,这次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1962年应运而生的电影《满洲候选人》描述了一位傀儡政治家的故事,该片最近经常被人提起,一些人认为特朗普是俄罗斯牵线的傀儡总统,尽管他在竞选中反复大叫“不是傀儡”。人们可能回忆起影片中操纵傀儡者的一句台词:“你只要对着摄像头高喊‘议事程序,议事程序’,剩下的交给我来解决。” 负责洗脑傀儡的科学家说:“他不仅被洗脑了,像他们说的那样,他还被干洗了。”

麦卡锡主义者编造了外敌入侵的故事,将“美国国家主义”伪装成“非美国国家主义”,将内战伪装成对外冷战。随着越战深入,美国人越来越像在打一场内战,一场事关国家灵魂的存在危机让很多人走向鲁莽的民族主义。一些人忘却了水门事件的教训,欧文·华莱士创作的《代号R密件》以这场民主危机为蓝本,创造出一个FBI主管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禁言媒体的故事。这个故事同样具有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尾:一个勇敢的地方法官揭露真相,震惊的议员们否决了主管的法案。不过欧文·华莱士警告读者:“要是法西斯主义来到美国,那是因为美国选民为它投票了。”他借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说,开国元勋给了我们“一个共和国,如果你能保住她的话。”

这些过去的虚幻创作跟我们现在的政治现实之相似可能看上去很怪异,但并不然。统治者试图重建最古老的权力模式的努力并不新奇,就像欧文·华莱士援引一战中遇害的知识分子查理·佩吉的话所说,专制比自由更容易组织,更进一步说,专制比自由简单很多,因为专制者自定规矩,或者干脆不设任何规矩。

电影《满洲候选人》剧照

所有这些电影都表明,民主取决于美好的信仰。个体带着恶的信仰采取行动不是新鲜事,但这些故事都认为,只要多数人坚守良善,最终就必然取胜。只有在普莱斯东·史都尔奇斯(Preston Sturges)的电影《江湖异人传(1940)》中,整个国家体系充斥着恶的信仰,以至于一个腐败的官员想改过自新却不得不逃离国家。美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最终不关乎政治分歧,而是伦理分歧。人们对商业、宗教和国族所持的信仰一旦腐化,邪恶就会甚嚣尘上。我们的理想主义思想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理想而生,“共同准则”(common decency)代表的不仅是基本的准则,也是大家所共有的准则。美国历史不倾向特朗普一边,甚至连他最喜欢的电影都不和他站在一边。

吸取教训的途径有两种:一是从直接的经验中学习,这通常是条艰难之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读书,多思考。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出版于1953年,麦卡锡主义最猖獗时。在该书构想出的反乌托邦式未来中,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窄,书籍受到忽略,最后被禁止发行(“一本书的危害比得上一支上膛的枪”)。一位负责焚毁书籍的消防员逐渐意识到书籍能帮助社会汲取教训,避免重复的错误再犯:“这些书提醒我们自己曾有多愚蠢……当书本向我们发问,我们就需要记住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漫长的未来中胜出。”

辛克莱·刘易斯在写作《不会在这里发生》时与多萝西·汤普森结婚,后者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之一,电影《小姑居处(1942)》就以她为蓝本拍摄。1931年多萝西采访了希特勒,称他为“小人物的原型”;1939年,时代杂志将多萝西评为除埃莉诺·罗斯福之外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女人,她也被誉为“新闻界的第一夫人”。1941年,多萝西为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谁会成为纳粹?》,文章介绍了一个“十分毛骨悚然的游戏”,教人们预测什么样的人容易变成纳粹。她将人群分成几大类(天生的纳粹、被说服入伙的纳粹和从来不会成为纳粹的人),并指出纳粹主义并不受到国籍限制,是一种“特定的心态”。她描述了A、B、C等几个不同的人,预测他们成为纳粹的可能性。最后她提到一个“年轻的D”,“D是天生的纳粹,他娇生惯养,从未经历挫折,在生活中无所不为。他经常因开车超速被逮捕,他母亲替他付罚款;他凶暴地对待自己的两个妻子,他母亲替他付分居赡养费。他一生都在追求感官刺激,从不关心他人。他空洞、傲慢、不可一世,他会很乐意穿上一套制服,趾高气昂地镇压他人。”

多萝西还提到一个年轻的移民:“尽管房间里的人们不觉得他是美国人,但他却几乎比任何人都美国。” 这位移民和拥护美国基本价值的纯正美国人一样,是纳粹最大的敌人。多萝西说,只有联合在一起,他们才敢承认,最终他们能战胜“年轻的D”。

(翻译:冷君晓;编辑:闫桂花)

来源:卫报

原标题:'It will be called Americanism': the US writers who imagined a fascist future

最新更新时间:02/12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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