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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厂特写视频】 最后一个花炮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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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厂特写视频】 最后一个花炮少年

在浏阳,我们找到了曾经小小风光过的花炮专业最后一届学生里的最后一位从业者。花炮行业衰落背后,这个17岁少年独自咀嚼迷茫的青春。

“我开始来这里时和谁都不说话,都比我大那么多,晚上他们坐一起看电视我就一个人躺床上。”17岁的朱海斌和我们坐在花炮厂的防爆坡顶上,望着下面的工人们说,“不过后来也聊了,他们和我聊他们的孩子。”

对浏阳以外的人来说,恐怕没多少人知道还有个教育专业叫做花炮专业。

2000 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湖南省石油化工技工学校开办了全国首个花炮专业,随即把学校名字都改了,就叫“浏阳市花炮学校”,七个金字烙在学校大门口,风光一时。

但如今,花炮学校的花炮专业已经停止招生了。操场最边缘,坐落着两年前刚建好的两栋花炮实验室,周围杂草丛生。校长协调了多位老师,才找到实验室的钥匙。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位大爷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课桌、椅子堆放在院中央,和晾晒的各种衣服作伴——这里早已被改造成了学校职工宿舍。

原先教花炮班的李老师告诉我们,最初浏阳市希望有学校设立这个专业时,竞争十分激烈,还是通过竞标方式才花落此家,成为浏阳市唯一教授花炮专业的学校。当时,浏阳市花炮局本还想在学校再设立一个独立的花炮质检机构,花炮企业也纷纷与学校展开合作,接收毕业的学生。那段时间,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学校都对这个新兴的专业十分看好。

“花炮专业本身在我们学校里算省级的精品专业,也就是说这是学校最好的专业,但却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专业好是好,就是没人读,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每年招生,我们老师都要去外面搞宣讲,没什么用,这几年花炮行业不景气。”李老师笑了笑说,“我现在也改行去教计算机了。”

李老师介绍给我们一个花炮专业最后一届的学生,朱海斌,17 岁,是班上唯一一个还在从事花炮工作的学生。我们从浏阳县城驱车前往他所实习的花炮厂,兵山花炮厂。路上司机告诉我们,以前这个厂效益很不错,现在不太行了。

两个小时后,车子停下。在工厂门口一群坐着休息的中年工人们中,17 岁的朱海斌瘦高、青涩,尤为显眼。

浏阳所有的花炮厂看上去都差不多,依山而建,位置偏僻。在厂里走一段,你就能看见一个人工砌成的斜坡,那是防爆坡。万一发生意外,可以把意外控制在最小的范围。花炮厂的生产工序中,现代化机械参与的程度并不高,机器比人贵,而且很多工序机器也做不了。药物车间里,工人们穿着防化服终日做着重复性的工作,甚至没有一个椅子能让你坐下来。

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大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个。

对朱海斌来说,即使从花炮学校学了两年出来,也不意味着就比那些没怎么读过书的工人们强。花炮行业是一个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行业,很多技术学校里学不来,按规矩,年轻人得从工作的最底层做起,长时间跟着一个师傅学。

“我当时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就想,在一个工厂里面,找到一个师傅就一直跟着他学,学到我出师为止,学到我自己能独当一面为止。”朱海斌说,“但情况没我想得那么好,我来这家花炮厂半年功夫,已经前后换了五位师傅,都走了。”

也许是因为没有固定师傅,朱海斌在厂里的工作看起来清闲不少。他流动在所有工序的岗位上,打杂帮忙,不会在一个地方久待,倒是和所有人他都能聊上几句。“我开始来这里时和谁都不说话,都比我大那么多,晚上他们坐一起看电视我就一个人躺床上。”朱海斌和我们坐在防爆坡顶上,望着下面的工人们说,“不过后来也聊了,他们和我聊他们的孩子。”

朱海斌家在农村,父亲每天很早就要上山栽树,母亲则常年在外省打工。回家后,他几乎每天和奶奶待在家里。有时,他会出去找大人们一起打麻将,输了也不算钱,村里的年轻人也会时不时来找他玩。在这里,他们叫他龙哥。

如果不是每天要考虑找工作的事,朱海斌还是很享受回到村里的生活。

行业震动带来从业人员的不稳定性,这种动荡投射到一个刚满 17 岁的少年身上,朱海斌更多的是不解。在学校时,他并没想那么多,也没有想过找个工作会这么难。他只知道班上很多同学是其他专业招满了调剂过来的,他们并不想以后真地做花炮行业。花炮 12 班那些同学,有当兵的,有学厨的,酒吧唱歌的也有,呆在家里玩的也有。“其实我也想和他们一起的,但是我就觉得挺不甘心的。”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太背了。”朱海斌坐在阳台的躺椅上往后一靠,合了会儿眼睛。

学这个专业,最初是朱海斌父亲的主意。浏阳遍地都是花炮厂,学出来虽不指望赚什么大钱,找份工作养家糊口总不成问题。没想到入学后第三年,正好赶上了整个花炮产业急转直下。行业不景气,加上工作辛苦又危险,身边的人纷纷劝朱海斌,没必要再做睡在炸药桶上的人了。

对行业前景和行业衰落的深层原因,朱海斌并没有太多思考,他觉得,总会有慢慢恢复的一天。“不像别人说的那么严重,不是整个行业不行了。等个一年两年,看看会不会好,这个行业会不会又火起来。不需要它一下子反弹,慢慢地就行。”

在我们的提议下,朱海斌决定回到学校亲手做一个烟花,作为我们片子的结尾。花炮专业停课后,实验室里的原料全都销毁了。朱海斌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从所实习的花炮厂搞到原材料,大包小包背到了学校。做完放完之后,剩下的火药被我们填埋处理了。

清闲得发白的日子中,朱海斌和自己将来独当一面的理想渐行渐远。拍摄还没有结束,他便被告知自己所在的厂将被转卖出去。他决定离开花炮厂,先回家做待业青年。

正月初五,我和朋友们在北新桥附近的胡同里吃饭,酒过三巡,周围飞出了大大小小的烟花。在中国传统习俗里,这一天要放鞭炮,迎财神。我突然想起朱海斌之前和我说的一句话:

“吴哥,举头三尺有神明,我觉得我放的炮神仙是能够看到的。”

制作团队简介:

吴国骥:箭厂制片人,协助未成年人制作危险品。

宗鸣箭厂制片助理,我是神明。

赵巍:摄影师,神明的表哥。

郭屹箭厂摄影师,生产线上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转。

黄轲:箭厂调色师,我是少年。

温嘉峻:箭厂后期总监,企图把自己做成花炮的少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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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厂特写视频】 最后一个花炮少年

在浏阳,我们找到了曾经小小风光过的花炮专业最后一届学生里的最后一位从业者。花炮行业衰落背后,这个17岁少年独自咀嚼迷茫的青春。

“我开始来这里时和谁都不说话,都比我大那么多,晚上他们坐一起看电视我就一个人躺床上。”17岁的朱海斌和我们坐在花炮厂的防爆坡顶上,望着下面的工人们说,“不过后来也聊了,他们和我聊他们的孩子。”

对浏阳以外的人来说,恐怕没多少人知道还有个教育专业叫做花炮专业。

2000 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湖南省石油化工技工学校开办了全国首个花炮专业,随即把学校名字都改了,就叫“浏阳市花炮学校”,七个金字烙在学校大门口,风光一时。

但如今,花炮学校的花炮专业已经停止招生了。操场最边缘,坐落着两年前刚建好的两栋花炮实验室,周围杂草丛生。校长协调了多位老师,才找到实验室的钥匙。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位大爷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课桌、椅子堆放在院中央,和晾晒的各种衣服作伴——这里早已被改造成了学校职工宿舍。

原先教花炮班的李老师告诉我们,最初浏阳市希望有学校设立这个专业时,竞争十分激烈,还是通过竞标方式才花落此家,成为浏阳市唯一教授花炮专业的学校。当时,浏阳市花炮局本还想在学校再设立一个独立的花炮质检机构,花炮企业也纷纷与学校展开合作,接收毕业的学生。那段时间,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学校都对这个新兴的专业十分看好。

“花炮专业本身在我们学校里算省级的精品专业,也就是说这是学校最好的专业,但却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专业好是好,就是没人读,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每年招生,我们老师都要去外面搞宣讲,没什么用,这几年花炮行业不景气。”李老师笑了笑说,“我现在也改行去教计算机了。”

李老师介绍给我们一个花炮专业最后一届的学生,朱海斌,17 岁,是班上唯一一个还在从事花炮工作的学生。我们从浏阳县城驱车前往他所实习的花炮厂,兵山花炮厂。路上司机告诉我们,以前这个厂效益很不错,现在不太行了。

两个小时后,车子停下。在工厂门口一群坐着休息的中年工人们中,17 岁的朱海斌瘦高、青涩,尤为显眼。

浏阳所有的花炮厂看上去都差不多,依山而建,位置偏僻。在厂里走一段,你就能看见一个人工砌成的斜坡,那是防爆坡。万一发生意外,可以把意外控制在最小的范围。花炮厂的生产工序中,现代化机械参与的程度并不高,机器比人贵,而且很多工序机器也做不了。药物车间里,工人们穿着防化服终日做着重复性的工作,甚至没有一个椅子能让你坐下来。

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大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个。

对朱海斌来说,即使从花炮学校学了两年出来,也不意味着就比那些没怎么读过书的工人们强。花炮行业是一个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行业,很多技术学校里学不来,按规矩,年轻人得从工作的最底层做起,长时间跟着一个师傅学。

“我当时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就想,在一个工厂里面,找到一个师傅就一直跟着他学,学到我出师为止,学到我自己能独当一面为止。”朱海斌说,“但情况没我想得那么好,我来这家花炮厂半年功夫,已经前后换了五位师傅,都走了。”

也许是因为没有固定师傅,朱海斌在厂里的工作看起来清闲不少。他流动在所有工序的岗位上,打杂帮忙,不会在一个地方久待,倒是和所有人他都能聊上几句。“我开始来这里时和谁都不说话,都比我大那么多,晚上他们坐一起看电视我就一个人躺床上。”朱海斌和我们坐在防爆坡顶上,望着下面的工人们说,“不过后来也聊了,他们和我聊他们的孩子。”

朱海斌家在农村,父亲每天很早就要上山栽树,母亲则常年在外省打工。回家后,他几乎每天和奶奶待在家里。有时,他会出去找大人们一起打麻将,输了也不算钱,村里的年轻人也会时不时来找他玩。在这里,他们叫他龙哥。

如果不是每天要考虑找工作的事,朱海斌还是很享受回到村里的生活。

行业震动带来从业人员的不稳定性,这种动荡投射到一个刚满 17 岁的少年身上,朱海斌更多的是不解。在学校时,他并没想那么多,也没有想过找个工作会这么难。他只知道班上很多同学是其他专业招满了调剂过来的,他们并不想以后真地做花炮行业。花炮 12 班那些同学,有当兵的,有学厨的,酒吧唱歌的也有,呆在家里玩的也有。“其实我也想和他们一起的,但是我就觉得挺不甘心的。”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太背了。”朱海斌坐在阳台的躺椅上往后一靠,合了会儿眼睛。

学这个专业,最初是朱海斌父亲的主意。浏阳遍地都是花炮厂,学出来虽不指望赚什么大钱,找份工作养家糊口总不成问题。没想到入学后第三年,正好赶上了整个花炮产业急转直下。行业不景气,加上工作辛苦又危险,身边的人纷纷劝朱海斌,没必要再做睡在炸药桶上的人了。

对行业前景和行业衰落的深层原因,朱海斌并没有太多思考,他觉得,总会有慢慢恢复的一天。“不像别人说的那么严重,不是整个行业不行了。等个一年两年,看看会不会好,这个行业会不会又火起来。不需要它一下子反弹,慢慢地就行。”

在我们的提议下,朱海斌决定回到学校亲手做一个烟花,作为我们片子的结尾。花炮专业停课后,实验室里的原料全都销毁了。朱海斌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从所实习的花炮厂搞到原材料,大包小包背到了学校。做完放完之后,剩下的火药被我们填埋处理了。

清闲得发白的日子中,朱海斌和自己将来独当一面的理想渐行渐远。拍摄还没有结束,他便被告知自己所在的厂将被转卖出去。他决定离开花炮厂,先回家做待业青年。

正月初五,我和朋友们在北新桥附近的胡同里吃饭,酒过三巡,周围飞出了大大小小的烟花。在中国传统习俗里,这一天要放鞭炮,迎财神。我突然想起朱海斌之前和我说的一句话:

“吴哥,举头三尺有神明,我觉得我放的炮神仙是能够看到的。”

制作团队简介:

吴国骥:箭厂制片人,协助未成年人制作危险品。

宗鸣箭厂制片助理,我是神明。

赵巍:摄影师,神明的表哥。

郭屹箭厂摄影师,生产线上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转。

黄轲:箭厂调色师,我是少年。

温嘉峻:箭厂后期总监,企图把自己做成花炮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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