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唐打开了楼道里的灯。

在这位制鞋厂协理上楼之前，晚班的工人们已经摸黑上了楼，没有人想到去开灯。身后跟着记者，老唐有些不好意思，嘟囔了一句：“要记得开灯啊。”从生产线出来已至晚饭时间，走到工厂门口，他又一拍大腿：“不好，我忘了关办公楼的灯。”

制造业以精细化管理为本，其背后是收入与成本之间微薄的差距。即便精细到一盏灯，老唐说，2016年工厂每生产一双鞋，会亏损3美元。这家为众多世界知名运动品牌代工的台资工厂 ，最高峰的时候有6000名员工，现在只剩下了1900名。两年前，老唐辅佐的第三代老板决定在越南新建一个制鞋厂 。

“那么，为什么不干脆把整个工厂都搬到东南亚去？”记者问。

“虽然东南亚国家在人工成本上有优势，但中国的工人素质、政府的办事效率比它们高多了。”老唐回答。

这家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由台湾迁徙来广东的制鞋厂，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身处要素成本上升的环境中，工厂在面对买家时，因为行业产能过剩失去议价能力，同样它们也在面临东南亚等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诱惑。

和很多企业一样，这家制鞋厂并没有像外界宣称的那样彻底跑路，而是将低端产品、劳动力最密集的生产线设在了东南亚，将高端产品、偏自动化的生产线留在中国。

这种微观企业的转移，同样反映在区域经济中。开车走在东莞的小镇上，老唐感到很落寞。他指向窗外，这里原来是家具厂、玩具厂，但现在都是电子厂。

中国制造正在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从劳动力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这个过程有些痛苦，但并不绝望。至少在现在，中国还没到被制造业抛弃的时刻。

在安永税务及商务咨询服务合伙人诸斌看来，现在全球的产业布局有两方面的流动，“第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所谓的直接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流动。另外一个则是反向的，流向所谓生产成本很高的地方，比如美国和德国本土的制造业回流，后者凭借的是技术红利。”

对于前者来说，大范围的制造业迁移早已经开始出现，富士康的产业布局轨迹就很说明问题。它把工厂从中国沿海转移到内地，还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人力成本洼地，在印尼、墨西哥、越南等到处设厂。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这实际上是以转移的模式来回避转型的问题。

“不要误解为，把工厂搬出去，就是制造业转移了，工厂只是产业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留住最有价值的部分。”诸斌指出。

这也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危机——与大国之间的制造业之争，美国《华盛顿邮报》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技术消除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有的企业正想方设法将其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迁回美国和欧洲。

这篇“看空”中国制造未来竞争力的文章虽然危言耸听，但也说明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正日趋激烈。商务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以40.08亿美元的投资额居于首位，主要分布在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等领域。

“中国以前的制造业是把别人不做的拿来做，而现在则要跟它们并头竞争，走一条大家都没有走过的路，所以不确定性就非常大。”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周园认为，以现在中国制造这样大的盘子，这么多的问题，又有国企的因素放在里面，“当中的难度真的很大。”

在周园看来，全球的贸易战一触即发，这种担心也成为一些企业在美国设厂的重要因素，比如玻璃业就是美国反倾销的重灾区。

“跑路说”乃警世之言，因为从国际竞争的趋势上看，中国确实到了必须提高营商环境竞争力的时刻。在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已有复兴工业的决心，在东南亚，很多国家早就开始悄悄侵蚀中国产品的市场份额。

「上篇：税费——不能承受之重？」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临近春节前的一个星期，记者在深圳见到了李东生。谈到税的问题，他言辞拘谨。但就在一年前，李还是税负问题上的“犀利哥”。他曾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过重的税费将进一步降低我国制造业本就微薄的利润，使其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出现诸如企业内生投资动力不足等问题，对制造业在未来的结构调整、转型工作造成阻碍。

在制造业税负问题上，李东生是第一个“捅破窗户纸”的知名企业家。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提出了具体建议的企业家。“将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7%降低至12%，取消企业附加税，包括城建税和教育附加税”，这是李东生的具体建议。

很可惜，李东生的建议只是在2016年初激起了一点小水花。直到当年年末，制造企业负担问题才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又在电视上公开表示，娃哈哈需要缴纳的附加税费有500多种。

这些企业家的吐槽，显然与2016年国家税务总局大减税的基调有所背离。据国家发改委统计口径，2016年企业减负总额超过1万亿，根据国家财政部统计口径，2016年企业减税总额超过5000亿。此次大减税主要是通过制度改革进行的，即将原直接税种营业税改为流转税种增值税。当然，制造企业原先便按照增值税纳税，针对这类企业的减税，主要通过增加进项税抵扣项目来进行。

谈及减税的效果，李东生确认服务性费用被纳入到增值税的抵扣范围内，确实可以为企业减少一些税费负担，“不过，这项措施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减税的效果更好，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就没那么大。”李东生说。

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为何没有在此次大减税中受到特别的照顾？针对这个问题，李东生说：“相信国家出台一个政策会有综合考虑，我们眼下提意见，但国家相关部门再检讨和调整也要有个过程。”

在中美制造的拉锯战中，税收正在成为一个难以绕过的焦点。

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了他的承诺，表示新政府将大规模减税和放松监管，并对生产外迁的企业征收高额边境税，特朗普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是否奏效还不得而知。但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回答《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提问时表示，2016年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定调要“降低”宏观税负，这个方向本来也是确定的，不过特朗普的政策会增加资本和美国市场的吸引力，增加企业的投资压力，对中国也形成了挑战，所以落实降低宏观税负的紧迫性又增强了。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虽然制度改革上倾向于减税，但实际操作上会有一些调整。以北新建材为例，2016年该公司在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上涨25%的情况下，整年税负同比涨幅达到50%。主要原因是，北新建材主要以工业废料为原材料，以往可享受的循环经济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力度较大，但2016年相关政策收紧了。

在诸斌看来，税收的竞争并非高低的问题。因为即便美国降到15%的所得税，也仅仅是邦税，如果加上州税的话，肯定不会低于20%，中国针对某些企业，比如高科技企业的法定所得税率就是15%，而一些地方对某些制造企业的税收也是这个水平，所以这方面并不高。

对整体的中国制造来说，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希望鼓励企业发展哪些方向，就要在哪些关节点上做出税收调整。这也是诸斌所说的“靶向精确化”，将优惠政策下放到最想鼓励的行业，包括未来营改增的进一步优化和细化也是如此。

“如果传统制造业经营本来已经没有任何起色，而是要通过税收优惠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被鼓励的；但是涉及到制造业转型升级，这是国家政策鼓励的，那么在税收层面就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诸斌表示，比如对于一些传统的玩具制造企业，希望去构建自己的品牌和IP，那么税收就应该有相应的保护和优惠机制。

还应该理清的，是明税和暗税的问题。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看来，中国企业负担的税并没有显著比美国的高，但“关键是费，还有中间的交易成本，这些确实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董明珠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

2017年年初，财政部和发改委特意就娃哈哈的税费问题进行核准，娃哈哈2015年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实为317项，共计金额7412.07万元。虽然和宗庆后所说的500多项有出入，但已足够令人震惊。

一家北京果酱厂的老板，给《中国企业家》记者算过一笔账。一瓶净重100克的蓝莓果酱，零售价格6.44元，出厂价3.094元，其中包括原材料采购、检测、加工在内的生产成本占去了2.30元，减去这部分，每瓶剩下0.69元的毛利。但这瓶果酱的净利润只有6.9分钱，因为在毛利的基础上，还要扣除15%的企管成本、15%的营销成本、10%的储运成本、10%的租金成本，以及40%的税费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上述40%的税费成本，并不包含增值税，很显然，它已大幅超过了25%的企业所得税。

“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费和税往往分不清，因此政府首先要把税率尽量透明化，不要再以费代税。”诸斌表示。

在不久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周其仁介绍了中国体制成本上升的情况：在1995~2012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名义GDP增长了8.6倍，但税收涨了16.7倍，政府除税收入涨了18.8倍，社保增长了28.7倍。

硅宝科技前董事长王跃林认为，现在企业缴纳的社保确实比较高。目前，企业为每个职工缴纳五险一金的费用已经相当于工资的40%。

虽然社保费用体现在会计记账上为员工福利，但由于五险一金的缴纳具有强制性，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认为它等同于国外的劳务税。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与中国官方统计的宏观税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

根据世行的统计口径，总税率的分子由企业税、劳动力税费、其他税费三部分组成。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位列世界第12。但财政部前部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则认为，比较各国税负，应以宏观税负为准，即总收入与名义GDP的比值，按此数据，中国的税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许善达告诉记者，未来会优先降低社保比例，人社部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降低社保缴税率的目标。如今已经有城市开始进行“五险一金”变“四险一金”的试推。在许善达看来，“未来的社保缺口，可以由国有资本划归社保来解决。”

「中篇：突围的路径」

周其仁将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比喻为两个海平面，成本的海平面上升了，但我们手上并没有多少独家的东西，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力海平面也在上升，中国被夹在了三明治的中间。

在中国经济从8%的高增长下降到6%~7%的中高速增长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股离心力，将一些企业甩出去。但肯定也有一部分企业，能在整体经济增速下行的环境中，找到向上走的力量。3月，李东生将赴京参加2017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过去了，他期盼的降税率、取消附加税还没有实现。但他平静地对记者说：“政策对于产业的所有竞争者是一样的，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做的是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在客观面对外部环境后，企业自身实现突围的路径是什么？记者通过采访总结了三条，包括：拥抱新需求、新模式和新技术；稳定人员的流动性；多维度的国际化战略。

新模式与新技术

64岁的李建全身体很好，酷爱长跑，还能耍个倒立。有时候开会开高兴了，他会突然弯腰举腿，倒立起来，再用手走几步。换个角度，人能看到不同的世界，商业也大抵如此。

迄今为止，李建全创立稳健医疗已经26年，自2001年起，稳健医疗一直是中国医用敷料产品标杆企业，出口规模稳居行业前三，现已进入全球600多家医院和近2万家药店。2005年，稳健医疗在美国开始OTCBB柜台间交易，2010年转入纳斯达克市场。

虽然很多行业都在面临全球市场需求低迷的困境，但由于全球人口老龄化，医用敷料产品的需求还处于增长期。作为全球第一大医用敷料出口国，中国产品在全球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与此同时，跨界在纺织业和医疗产业之间，医用敷料行业本身具有一定的资质和技术门槛，所以稳健医疗面临的外部环境一直不坏。

就在2009年，稳健医疗注册了一个全新的商标——全棉时代，这是一个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日用棉制品品牌。截至2016年末，全棉时代的销售额连续7年翻番，2016年已近16亿元，与稳健医疗的医用品业务基本持平。

对于李建全来说，全新的大众消费市场是一个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意外收获。深耕传统医用敷料行业十几年后，李建全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一直以来，以纱布为主的传统干性敷料都是手术室用敷料的主流产品，然而纱布的特性决定其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掉絮、线头断裂或脱落等情况，容易造成手术部位感染，进而影响院内感染发生率，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医护人员。

2003年，李建全发现化纤无纺布不存在掉絮问题，他开始想：“是不是可以制造出纯棉无纺布来取代传统纱布？”2005年，稳健医疗自主研发成功全棉水刺无纺布工艺，并在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巴西、印度等全球33个国家取得专利证书。

2005年研发成功后不久，稳健医疗便从日本、德国采购设备，实现了纯棉无纺布的规模化生产。但处在兴奋期的李建全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无论哪个国家，对于医疗用品都有严格的标准要求，没有哪个医院会采购国家标准之外的新产品。虽然后期全棉无纺布医用敷料被写进了多个国家的相关采购标准，但在2005~2009年间，这个项目已经占用了企业大量资金。李建全不得不开始考虑日用品市场。于是，一个以一朵棉花为LOGO的品牌诞生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以纤维为品牌的公司”，曾有专家怀疑全棉时代的发展前景，但作为棉花的狂热信徒，李建全要让“一切都围绕棉花发生”。

全棉时代的产品，虽然从纯棉无纺布开始，但同样综合了稳健医疗在传统棉制品上的优势，品类从最开始的一次性棉柔巾、纱布婴儿用品，逐渐扩展到了其他纯棉家居用品和成人服装。就记者的观察来看，其定价比同品类国产产品略高，接近于国际名牌。这样的定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建全试图拥抱消费升级市场。

但李建全告诉记者，作为一个老牌的OEM厂商，虽然也做过一些市场分析，但定价的主要策略仍然是成本加上一定的利润。造成全棉时代产品价格不低的主要原因，是其原材料成本较高。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问世以来，全棉时代产品均采用美棉和澳棉，虽然进口棉花的价格并不高于国产棉花，但作为民营企业的稳健医疗需要花费大量进口棉配额采购费用。

谈起定价，李建全有些激动，他随手举起了桌上的一盒棉柔巾说：“你觉得我们的产品贵？可是我们的棉柔巾一直都不赚钱！”他告诉记者，全棉时代采用的棉花，纤维长度达到4.8公分，比一般的棉花纤维要长50%以上，“棉花纤维越长，柔韧性越好，产品也越舒服。”李建全说。

全棉时代的产品样式比较普通，也没有绚丽的印花，乍一看并不起眼，但因为质量好，逐渐受到一二线城市白领人群的追捧，在母婴市场尤其受到欢迎。就李建全的经验来看，导向消费升级市场的路径不是定价，而是质量。

然而，即便质量好，在过度丰富的大众消费市场中，一开始就形成爆款是很难的，市场总是需要一个培育过程。最初，由于商超的渠道费用太贵，李建全选择的是开门店，2010年就在深圳开了20来家，当年实现销售额1900万。但门店也有门店的问题，比如辐射人群有限，租金成本很高，2012年，全棉时代的天猫店开业了。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线上销售后，李建全并没有放弃线下渠道，这些年，全棉时代仍然不断在一二线城市的主流商业中心开店，也逐步渗透到一些中高档商超中。就他的观察来看，线上渠道是有短板的，比如不能让消费者亲身接触产品，展示能力也有天花板，“不可能将所有的产品都放到网上去，消费者往往翻几页就不耐烦了。”

“现在不是说新零售吗？就是线下和线上要融合。”李建全说。现在，全棉时代的线上、线下销售规模大概六四开。在他看来，这是比较合适的比例。

在耳顺之年，李建全似乎做对了所有的事情。他实现了新技术，创造了新品牌，拥抱了新消费，搭建了新零售，但这并不意味着，全棉时代的发展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在2010~2014年，这个新品牌一直亏损，总额超过1.5个亿，“资金上的困难是一方面，最大的难关是心理关。”李建全说，直至2014年，红杉向稳健医疗投资3亿元，艰难的时期才算过去了。

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2017年全棉时代的营业收入会超过稳健医疗医用产品。由于2013年稳健医疗已完成私有化，李建全告诉记者，公司已经在排队上创业板。

作为一个长跑爱好者，李建全打过一个比喻：“商业是一场马拉松，在黑暗中奔跑的人总会看到黎明。”那么，什么是他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刻？

“当全棉时代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李回答说。

新劳工

工号43号，一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外省女工来这家足疗店上班刚刚一个多月，这是她猴年换的第四份工作，也是她来广东两年多来，从事的第八份工作。显然，和之前在电子厂、伞厂的工作相比，她更喜欢现在这个，尽管她在这里用工号代替了自己的名字。

“流水线上，一天十来个小时，都是一个动作，真让人崩溃。”她说，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而现在在足疗店，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人聊天，接触外面的世界，这让她感到很新鲜。同时，每天下午，老板还给她们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同事们可以一起出去逛街吃东西。

不过，她说过完年，也许不会再回到这里，也许去考个证什么的，毕竟她的家境还没有到需要让她养家的地步，“读寄宿高中的时候，我爸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500元。”她说。

新生代工人对自我个性的追求，让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感到很困惑，尽管没有哪个工厂打算把工人变成《摩登时代》里的查理，但一旦人进了工厂，简单重复劳动的流水线，本身就营造了一个消磨人个性的环境。

王跃林认为，比流水线工人更难管理的，是工厂里职能部门的员工，在他的另一家公司——广州吉必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中，最短在职时间记录是2个小时，小伙子刚办完入职手续，在办公桌前坐了一小会便收拾东西走了。王跃林问他原因，他说不喜欢这份工作。“他甚至还没有了解这份工作。”王跃林觉得很无奈。

陈姣在一家模具工厂从事商务工作，见记者的当天她刚刚提交了辞职信。她告诉记者，自己讨厌灰色的厂服和一成不变的生活。的确，像陈姣这样的职能部门员工，比流水线的工人有更宽泛的职业选择，比起工厂，她们更向往写字楼里衣着光鲜的白领生活。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现在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员的流失。一扇大门将工厂内外隔绝成两个世界，尽管每天还会有人排队想进到门里去，但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更多的人想从门里走出去。国内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们能够选择的生活越多；产业结构越完整，人们能够选择的工作也更多。

此外，在过去数年中，劳动力成本也处于线性上升的状态。以富士康为例，自2009年至2015年，富士康深圳园区一线职工基本薪资从900元上涨到了2450元，涨幅达到172.2%。自2011年至2015年，富士康郑州园区、成都园区一线职工基本薪资从1200元增长至2100元，增幅达75%。

几乎所有企业都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没什么可抱怨的，毕竟比工资涨幅更高的是生活成本。一个微信群中，银宝山新董事长陈南辉说，其实深圳市政府近两年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空前大，可惜比不上房价上涨的负面影响。

让企业感到困惑的是现行的劳工保护制度，《劳动法》严格规定了劳动时间，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长是8小时，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为44个小时，每个月最长加班工时为36个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根据这个制度，工人平均每天的加班不到3个小时。

对于制造业企业的经营，陈南辉认为《劳动法》的负面影响很大。“是不是有点太超英赶美了？”老唐也有此担心。

“前两天，我打电话给台湾的大儿子，才四点多他就下班了，因为他这个月的加班时间已经超出了规定。”老唐认为，过度的劳工保护是台湾制造业丧失活力的重要原因，现在他担心内地的制造业也会受到类似的影响。

工人的工资由基本薪资与加班费构成，同时还需要扣除个人缴纳的社保和超出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部分的个税。由于加班费为平时工资的1.5倍至3倍，工人每个月拿到手的薪水中，几乎有一半是加班费。例如富士康的一线职工，大部分都能拿到4000元以上的月薪，比其基本薪资要高出2000来块。

“其实打工者的第一诉求还是挣钱。”一名工厂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做过压力测试，工人可接受的加班时长为每个月80小时。在富士康工会接受的劳资纠纷案中，相当一部分工人认为自己的加班时间不够。

越来越贵的人工成本，越来越难留住的工人，让几乎每个企业都在考虑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些企业甚至会有具体的目标。李建全要求稳健医疗生产线的劳动效率每年必须提高5%以上。近期，稳健医疗向西门子采购了MES系统，目的是实现生产信息化管理。李建全做过测算，尽管MES系统的价格不菲，但大概一年多就可以收回成本。

在周园看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逆的。“德国、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未来的自动化可以弥补本国人力成本上的劣势。”但中国在机器取代人工方面不一定处于弱势。BCG的研究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前五的“机器换人”制造业大国为中、美、德、日、韩。而且，针对不同的行业，机器取代人工是有一个理想比例的，一旦突破边界，效用就会递减。“比如一些精细手工的东西，人工还是优于机器的。”周园表示。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不应该继续去挖掘人口的成本红利，而应该提前转向人口的创新红利。许小年就曾在公开演讲中指出，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技术水平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中国的制造业现状，大致是处于2.0的阶段——自动化的阶段。有些企业连2.0都没有做到，谈什么4.0？”

新工会

临近春节的时候，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的大门前异常清静。听说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这里都会排起长龙，大批的年轻人等待进入到这个中国最大、最出名的工厂里，成为百万员工中的一员。富士康进入大陆约30年，在这里排队的人也随着时间更迭了三代，从70后，到80后，再到现在的90后。

在富士康工会副主席杨嵩元看来，70后、80后和90后的工人是不同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会有70后的大专生陈鹏这样的人，放弃家乡英语老师的工作来到富士康做了一名一线工人，只是为了多挣一些钱，“那时候在内地当老师一个月才几百块，来富士康当工人可以挣一两千”，杨嵩元说，现在应聘的90后中，这样的例子几乎绝迹了。90后们不用考虑全家的生计问题，最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在富士康工会设立的78585帮助热线中，比例最高的来电来自于员工家属，他们有的是寻找已经失联很久的子女，这些孩子离开家乡往往为了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到了新地方很快就将父母的叮嘱忘在脑后。

每天一想到要管理百万人就头痛的郭台铭，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工厂大门口的一栋铁皮房子里，除了进出方便，他还需要不断适应不同年代员工的变化。低调的办公室，或许对员工心理上不会造成贫富差距的刺激。2007年，富士康设立了中国最大的非公企业工会，其主要课题之一，就是将工人留在生产线上，将员工流动性稳定在一个良性的水平上。“我们的月流动性在3%~5%，这是一个我们感觉比较好的水平。”杨嵩元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每个企事业单位都需要按职工工资的2%拨交工会经费。但事实上很多小规模企业并未成立工会组织，它们的工会经费通过地税上缴；大规模企业一般会在地方总工会的要求和指导下成立企业的工会组织，但大多数只承担“吹拉弹唱”和发放劳保用品的功能。

此前亦有媒体报道，富士康的工会也流于形式。“我们的工会，是真正有钱有权的工会。”杨嵩元辩解道，截至2016年9月，富士康在大陆总员工数为98.8万，工会会员数达到93.7万，庞大的规模让富士康工会掌握了大量资金，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在90后员工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需要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人感受，让他们有受尊重的感觉。”杨嵩元表示。

首先需要维护的当然还是员工的收入权益，随着物价水平的提升，工人的工资不涨不行。但涨多少，怎么涨，才能让劳方和资方都满意？2008年开始，富士康工会组织代表团，与资方开展集体协商，先后签订了7份集体合同，从保险福利等基本条款的不定期协商，到约定工资增长幅度的定期协商。

“谈是真谈”，杨嵩元介绍，整个劳方的代表团共十人，由工会主席带队，其他职工代表由基层员工层层推选。“被选举人需要上台演讲竞选，由工会会员不记名投票”。通常谈判不能一次达成，需要反复磋商，例如2009年，即经过了5次集体协商，确定工资增长机制。此后，每年劳资双方代表团都会谈判工资涨幅。

2011~2014年，富士康的工资涨幅不低于3%。2015年年初，通过收集深圳市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企业营运状况等信息，劳资双方再次谈判后达成，2015年工资涨幅不低于5%，并且约定2016年的工资涨幅不低于3%。

谈判不可能一直顺利，最长的一次进行了多少次非正式协商，连杨嵩元都记不清了，“正式的谈判就用了三次，富士康内部的成员单位很多，盈利状况各有不同，但确定的工资涨幅又必须一致，这便造成了一些单位因为涨工资加重负担，所以大家必须多次协商。”杨告诉记者。

受制于规模和名声，富士康严格执行与每个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限制工作时长，富士康工人实际到手工资并没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这种集体协商的工资涨幅机制，虽然不能实现实质上的高薪，但会给员工带来比较好的心理感受。有时候，形式和内容一样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更在乎自我感受的90后员工而言。

要吸引一个人长期留在工厂里，对于新生代工人来说，工资已经不是全部的吸引力了，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企业的竞争力？精神上的归属感是一方面，毕竟在很长的时间里，富士康几乎成为了血汗工厂的代名词，工人们枯燥的重复劳动，贫乏的精神生活被外界吐槽得干干净净。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走进富士康工厂后，各处可见的IE（工业工程）学院，它们比生产车间更显眼，几乎存在于每栋宿舍楼下面，这让这个生产全球40%电子产品的工业机器，看起来更像是一所大学。

这些年，富士康的劳资纠纷比例大致为1%~2%，和其他企业大致相当，但由于员工基数特别大，劳资纠纷的绝对数量非常多。2008年，富士康工会下设了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专门负责调解劳资纠纷。这些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调解成功率达到70%~80%。

当然，由于富士康工会人员的薪酬福利由企业发放，难免还是会让人心存疑虑，工会在履行职能时，屁股能否完全坐在劳动方的板凳上？这个问题，杨嵩元自己也思考过。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仍然要维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工会便不能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动辄组织罢工。中国特色的工会还是应该尽量缓和劳资关系，既维护职工权益，又照顾资方利益，“我们的工资增长机制有兜底条款，如果当年企业没有盈利，工资是可以不涨的。”杨嵩元说。

国际化

曹德旺很尴尬，福耀玻璃的海外业务占到了集团总收入的35%，这是他不得不选择在海外设厂的主要原因，这就像下象棋，小卒很容易过河，但大象不行。当然，非贸易条约国本来就有一条高额进口关税护城河，与它们不同，贸易条约国不能针对“外国大象”提高关税，但却能祭出法器——打一场反倾销官司。福耀玻璃和美国的反倾销官司从2001年打到2005年，虽然福耀玻璃最终胜诉了，但这可能是曹德旺于2013年决定在美国设厂的重要原因。

“如果你想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品牌，那么国际化是你的必经之路。”李东生对记者表示。和福耀玻璃相比，TCL的海外业务比重更大，几乎是集团收入的半壁江山，它的国际化启程也更早。1998年，TCL在莫斯科设立了代表处，通过品牌代理和OEM方式进入俄罗斯。次年年初，TCL收购了越南彩电企业陆氏同奈电子公司，进入越南市场。

作为最早探路国际化的中国企业之一，TCL的海外征程已历时20年，不仅搭建起了全球化的运营架构和国际化的管理团队，更实现了三级海外布局，包括渠道搭建、独立或合资设厂、对海外品牌的资本并购。

李东生指出，针对不同的海外市场，TCL的战略有所区别，例如美国这样进口关税不高的国家，TCL会选择将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过去；目前巴西、印度、阿根廷、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的进口关税非常高，TCL就会考虑在当地设厂；而并购则视机遇而定，大的原则是在本行业范围内。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IHS Research的统计，截至2016年11月，TCL电视在北美的市场占有率近5%，已跃居第四位，而在北美的亚马逊网站上，则是仅逊于三星的第二名。目前，TCL电视在Target、Costco、Amazon、Sam’s Club和Walmart等主流渠道均实现布局。“其实美国商超对进入的电视品牌把关是非常严的，每个品类只允许有限的品牌在卖。”李东生告诉记者。

那么，2010年才进入美国市场的TCL是如何敲开美国终端渠道大门的？“我们会逐步培育建立渠道的能力，以及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这些合作伙伴会先给你一个机会，好就进来，不好就踢出去。”李东生表示。

TCL最初进入美国Walmart是借着黑色星期五，虽然那时价格很低，但“那样我们也做”，李东生介绍。第二年，Walmart给了TCL正常的销售订单，不久后又将TCL列为主流供应商。

2016年夏天，TCL很忙。它先于6月与埃及当地最大家电业者Elaraby签约合作，共同在埃及当地设立液晶电视生产线，次月又牵手了巴西家电龙头企业SEMP，共同成立合资公司。这是继波兰、阿根廷之后，TCL海外设厂计划的进一步拓展。显然，这家公司不断在海外圈画辐射半径，并找到产品生产的中心点。针对这部分海外战略，李东生告诉记者其中的关窍，在发展中国家，TCL会尽量选择与当地企业合作建厂，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合作伙伴在当地社会的资源，保证企业的经营少犯错误。

TCL确实犯过错误，著名的法国汤姆逊收购案中，企业对于CRT技术的淘汰速度估计不足，以至于集团的经营一度被拖进泥潭。但如今回头来看，TCL在汤姆逊身上也并非一无所获，它至少借此打开了欧洲市场。汤姆逊遗留下来的波兰工厂，如今已成为TCL辐射欧盟市场的重要生产基地，“欧盟对电视征收14%进口关税，哪个电视厂商能有14%的利润？”李东生介绍。现在TCL电视在法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8%，占据第三位。

当然，和很多选择国际化的电子品牌一样，TCL在征战海外多年后，回过头来，也发现错过了中国市场。2002年，TCL手机曾是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名，但IHS Research的报告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销量为1.23亿台，较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15%。但排名前十的手机厂商中，并没有TCL的身影，TCL被记录于“其他”项目中，与一众手机厂商共享9%的市场份额。

“在2016年中国手机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们的渠道和品牌竞争能力都不够强，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好”，作为一个写下《鹰的重生》的人，李东生非常善于反思。但这并不意味TCL会像外界猜测的那样，去花大成本弥补国内市场短板。因为在李东生看来，国内市场品牌的集中度已经很高了，竞争环境很恶劣，“在冬天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活下来，而不是过度烧钱。”

TCL的通讯业务仍然将锚甩向了海外，但和其他国产手机品牌一样，TCL手机的定位仍在中低端，李东生考虑的是，如何将销售网络拓展到海外高端人群。2016年12月，TCL通讯与黑莓（BlackBerry）达成长期授权许可协议，TCL将设计制造和在全球销售黑莓手机。

李东生感到很兴奋：“通过与黑莓的合作，我们可以一下子拉高产品在海外的定价能力，毕竟美国总统都在用黑莓。”

「下篇：未来的三重考验」

“为什么每双鞋亏3美元还要接订单？”记者问老唐。

“为了让企业能正常运转下去。”老唐回答，一个创立接近30年的工厂，简直“想死也死不起”。这里有很多工龄十年以上的员工，一旦关闭工厂，企业要一次性赔付大笔补偿金。所以，老唐的流水线必须一直转下去。过去几个月，大量美国订单被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对于老唐来说，这时候哪怕亏钱的订单也得接了。

李东生告诉记者，由于人力成本因素，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正在发生。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欧美发达国家，也在陆续推出工业复兴计划。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告诉记者，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土地非常便宜，现在当地已经聚集了一批中国企业。

但李东生认为，至少目前，中国工业仍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都很突出。另外，王跃林认为，中国制造最难被超越的优势，是工业体系的完成。以硅行业为例，从最上游的硅矿，到最下游的硅酮密封胶、纳米硅添加剂，在中国都可以找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

为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局势，中国已经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发展纲要，从政府近期对制造业的态度上来看，未来也一定会在政策上有所倾斜。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仅就国内而言，中国制造还面临多重考验。

第一重竞争来自于各梯次产业之间，除了人才更喜欢互联网、金融等企业，在吸引资本方面，制造业在与其他产业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

浙江义乌华鸿控股集团副总经理马金才向记者抱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说了好多年了，但这两年并没有明显改善”。据马介绍，目前银行在给制造业企业贷款时，利率一般会在基准利率上上浮20%~30%。并且银行一般还要求贷款企业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保持一定存款余额，甚至买一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因此，企业最终贷款的实际利率比名义利率高很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的研究显示，从2011年以来，银行实际贷款利率一直高于中国所有企业的税前利润率，这意味着“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这也是（实体企业）投资下行的主要原因”。

另一重考验来源于产业本身，过剩的产能、无序的竞争都在影响行业和企业发展。宋志平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经有过一场对话。王健林说：“你们建材企业真不错，这些年房价翻了好多倍，但水泥没怎么涨价。”

“不是没涨价，比起20年前，每吨水泥的价格还降了100元。”宋志平苦笑。

尽管中国建材已成为全球水泥老大，但在这个充分竞争的行业里，它仍然没有定价权。同样，作为中国建材的控股子公司，北新建材在中国石膏板市场上拥有50%的市场份额，但它仍然要与作坊式的企业进行价格战，后者受制于资金、技术实力，往往只能通过压缩成本，甚至是假冒伪劣来赚钱。北新建材集团董事长王兵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假冒伪劣者难以生存，让优质企业得以发展。

“有时候，企业是自己把自己做死的。”义乌佛堂镇工业园区企业办公室主任毛剑告诉记者，一件内衣成本5美元，A企业报价6美元，B企业就会报5美元，C企业马上报4.5美元。“最可气的是，ABC三家公司的老板还互相认识。”对于小微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毛剑感到很无奈。

但让很多大企业感到困惑的是，自身的生存环境甚至不如小企业。例如富士康，作为受关注度极高的企业，富士康在社保费用的缴纳、加班时长的控制方面极守规矩，但小企业很喜欢在这方面钻空子。这便导致，虽然富士康的基本薪资比其他家高，但工人最终拿到手的现金收入却不具备竞争力。

最后一个不容乐观的考验来自于税费改革。王立在2015年开办了第二家工厂，原因是之前的企业年产值已经超过5000万元以上，按照规定，应该纳入重点税源监控名单。在计算之后，王立决定把企业“由大变小”，由此消失在政府的关注视线里。

“好多企业说的合理避税，我觉得就是逃税，因为不逃根本就没钱赚，即便这样，我现在几乎都没有净利可赚。”王立表示。

在诸斌看来，对税收最敏感的是那些中小企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有不同的税率设定，“现在税率上对小微企业有一个特殊的考量，那么针对中小型企业也可以依次做出相关的调整，另外则是那些大型的、运营比较稳定的。”诸斌指出，这样分层次的进行税率调整，也会更有针对性。

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但距离这个目标中国制造还需要跨越很多道关隘，这同时也考验着监管层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艺术，如何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给企业减负，如何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支持好企业发展，如何在引领全球化的同时将高端制造业留在中国。

（应被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老唐、王立均为化名）

（编辑：米娜；摄影：占有兵、邓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