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生，算命。”

走进铁皮屋的灰色长衣女人，用手挥了挥屋里的烟味。长条凳上的盲人凌翔收起二胡，嘬了几口烟，将烟蒂扔掉。

3月5日，湖南省醴陵市渌江桥上，春雨绵绵。

女人坐在凌翔身旁，正对着门前喧闹，背对一窗江水。待女人报上了生辰八字，凌翔开始掐着念叨。

铁皮屋是规则长方体，长和高约为2米，宽一米有余。正面小门敞开，主人的铭牌嵌在门右铁皮上。三面窗户支启，背面窗台上的两条铁链被固定在石桥栏杆上。多年日晒雨淋，铁锁链已锈迹斑斑。房子底部四个轮子可以移动，以备不时之需。桥上20处这样的铁皮屋、4顶帆布棚子，都是算命先生的工作室。

南方烟雨的下午，大部分盲人的生意并不好。凌翔隔壁的丁春明、赖子君、江连孝凑在一间房子里聊天。

一些人经历不凡。赖子君曾是原醴陵市委书记谢清纯的座上客。谢未落马时，经常邀他去算卦。有时候，谢书记会邀请赖子君共进午餐，顺便让赖占卜下自己的祸福吉凶。

孙成独自一人靠在凳子上，他将鸭舌儿帽盖朝后，把一本杂志紧贴在脸上阅读。他近乎全盲。“搭伙”的寡妇李芬回来，把捡的纸盒和饮料放在凳子底下，以便贴补家用。

盲人也不是每天都来，李冰的门便紧锁着。他旁边帆布棚子里，李芳津津有味听着收音机播诵的评书。还没听完一段，她打电话叫的摩的到了棚子前。这一天工作结束了，李芳收拾棚子，把正面及两侧的遮布卷起，花5块钱上车回家。

渌江桥上算命的行价是三十元一次，他们很少开口要价。

算完命，女子递过来一百元。凌翔把钱放进外套内口袋，找给她三张20元和一张10元纸币——整座桥上的盲人都有这样的本领，可以用手摸出钱币的数额和真假。

长发女人出了铁皮屋，又去了阿明的铁皮房。阿明磕了磕大烟袋锅儿，给女子讲了一些天干地支和听不懂的口诀。他口若悬河，路过的旁人也凑在门口听。

这是阿明下午最后一单生意。算完了这卦，他拿起手机摸索着给妻子罗敏打电话。

桥上喧闹如常。摩的夹在人群中鸣笛往前挤，骤停骤行。鸣笛覆盖了铁皮屋里断续的二胡声。

二

三十年前一个烟雨朦胧的午后，太阳桥村的罗敏与阿明私奔了。

那一年，罗敏22岁，阿明28岁。村民悄悄议论，有人佩服，有人唾弃。罗敏的父亲、村长罗大海脸上挂不住了。他曾极力阻止，但为时已晚。

为了能和阿明在一起，罗敏等了6年。幸福来临时，阿明却矛盾重重。

“跟了我，不是苦日子那么简单，可能无家可归。”阿明挑明自己的担忧，他不在乎别人背后怎么议论，他担心自己给不了罗敏一个安稳的家。

“我想好了，只要有一口饭吃，流浪我也情愿。”父亲的盛怒无济于事，罗敏铁了心。领了结婚证后，两人孑然一身地离开了村子。阿明一手握着盲杖，一手牵着罗敏，不知不觉便走到了太阳桥。

过了太阳桥就真正离开村子了。

11岁的时候，阿明刚来到这个村子，村民告诉他，朝阳初生，第一缕阳光总是越过山梁洒在桥上，桥因而得名，村子又因桥得名。

他原本姊妹五个，家里缺吃少喝。母亲觉得阿明是个累赘，经常嫌弃他。1969年，阿明跟一个本家盲人亲戚学了算命，离家流浪，流落至此。

村支书罗大海收留了阿明，并把他当家庭成员一样看待。阿明成了罗敏的义兄。

阿明与罗敏哥哥年龄相仿，三个人经常在一起玩儿。那时“算一卦两毛钱”， 阿明已经能赚点生活费用。他时常给罗敏和罗敏哥哥买些东西。罗敏对阿明也倍加爱护。

有一次去看露天公放电影，哥哥在前面跑。罗敏拉着阿明跟不上，就背阿明跑。这些一直清晰留在罗敏脑海里。她边回忆边看着阿明，笑出了泪。

1980年的一天，阿明决定出远门算命。接下来的几年，阿明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份辗转谋生。在广东时，因为语言不通、无法算命，他改学推拿。后来，他又跑到广西去贩卖中药材，当起了江湖游医。

1986年，罗敏21岁，阿明回到太阳桥村。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分开。

私奔后，他们开始一城一村的流浪，借宿农家或者住在极其简陋的旅店——每一个早晨，罗敏都不知道当晚会睡哪儿。他们在马路边算命、治疗跌打损伤。收入不太多，但可以支撑他们的流浪生活。一年时间内，他们几乎跑遍了整个南中国。

1988年，罗敏在流浪途中生下儿子小童。阿明和罗敏婚后第一次回罗家，罗大海依然没有原谅他们，但念及两人已结婚，现在孩子也出生了，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几个月后，罗敏把小童寄养在娘家，又跟阿明出去跑江湖。一别十二年。

2000年，女儿小希诞生，阿明夫妇才算真正回到儿子身边。

儿子厌倦上学，罗敏教育他的时候，他反驳：“上学有啥用，还不是一样去打工。”

小学毕业之后，小童辍学。深受触动的阿明决定留在醴陵，到渌江桥上算命维持生计，不再让孩子留守在家。

三

当地人把渌江桥称为渌公桥。古桥始建于宋朝，后几经损毁。1924年，桥改建为石拱桥。此桥曾是联接醴陵渌江两岸的唯一通道。由于人来人往，上世纪80年代，渌江桥逐渐成为算命盲人的聚集地。

醴陵人都知道“渌公桥上算命随便打坐”，言外之意是，早先石桥上没有摩托车经过，石板干净，算命人聚集，坐哪儿都能算命。

阿明刚到桥上时，赖子君已在桥上呆了十多年。早些时候，赖子君扛一把遮阳伞、摆一个小桌子算命。但盲人们的伞经常被大风吹到江里。2000年左右，这里的盲人开始搭建帆布棚子。赖子君也换了帆布棚子，2003年又换了铁皮木屋。到了2013年，铁皮又换成不锈钢，造价7000元。

赖子君的经历更为坎坷。

两岁时，村里挖地窖，围观的他盲了双眼。在还存留的片段记忆里，他说当时有两道白光射进眼睛，眼睛往外流出了液体——他猜是“让煞气熏了”。

父母去世之后，赖子君跟着哥嫂生活。嫂子待他刻薄，经常无端打骂。

有一次，她让赖子君去拿碗筷，他摸索好久，没拿回来。嫂子拿着筷子砸他头上：“瞎子，你有啥用啊？”。

赖子君沉默，他早已习惯了这句话。哥哥打零工不在家时，嫂子做菜放自个儿跟前，不让他吃。赖子君拿着筷子夹不到菜，只能干吃米饭。他不声张，庆幸自己还能有口饭吃。

1984年，他决定离家出走，沿路乞讨。在武汉街头流浪了几天之后，当地政府把他被送进了收容所。

在收容所待了几天，收容所准备将他遣返。赖子君怕被送回哥嫂家，再遭打骂。他撒谎说：“我是茶陵县人。”

茶陵县是醴陵市隔壁的一个县。收容所的人把赖子君送到了茶陵县城。在县城流浪期间，当地一个好心人看他可怜，给他介绍了一个盲人算命师傅。从此，赖子君开始跟着学算命。

盲人学算命是维持生计的一门手艺。赖子君掌握了这门手艺之后，开始串乡算命。他拿着盲杖，一个人在山间崎岖的道路上走着。闻鸡鸣犬吠，便知道有了村庄。只要到了村庄就可以找人家借宿。

上世界80年代末期，他结束流浪，来到石桥上算命。

四

雨停了。凌翔把铁皮屋的窗户放下。他关上门，挎着背包，用盲杖识路。他步行速度很快，在引桥处下桥的时候，他逐渐放慢脚步，开始敲打桥边上的石栏杆，探索道路。

行进到新修的醴陵体育场附近，路已平坦宽阔。他拐到几栋老式的湖南民居背后，一片墓地斜对面就是他的住所——青山西街张家园某号。这是一栋两层自建小楼，凌翔租了正对房门的一间，房间带卫生间，每月租金200元。另外，他每月交给房东600元搭伙吃饭的费用。这些费用来自他算命收入，以及政府每月下发的120元的低保金。

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衣柜，衣柜旁边挂着二胡。凌翔从衣柜里拿出醴陵特产招待来访的客人。虽然看不见，但他知道房间每一个物件的位置，以便能轻易获取。他嗜烟，每月抽烟要花费200元。烟蒂都被扔到床底下一个一个硕大的“烟灰缸”里——个大盆子。

抽完烟，凌翔呆坐在床上。为了缓解余下无聊的时光，他自学了二胡。

桌上40寸的液晶电视很少被他打开。想听节目了，他会习惯性打开收音机。他会在“来客人的时候，打开电视给他们看”，以便让访客待得更久。

出租屋只是盛放他一晚安宁的地方。凌翔兄弟姐妹都在农村，生活并不宽裕，很少有人来看他。

他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自己挺好的。”凌翔笑了一下。他一只眼窝深陷，另一只眼看似与常人无异。

房东做好了饭。男主人递给他一碗米饭，桌上是一盘小炒肉，正宗的湘菜。他吃着，津津有味，那感觉随意而幸福。

吃完这顿饭，凌翔要返回算命街守摊，直到天黑透。

五

像当年私奔时一样，收工后，罗敏搀扶阿明着回家。

他们的家距渌江桥仅几百米。2003年，阿明和罗敏置办了这个90平米住所。房子不大，但有三室一厅。

阿明回到家，熟练地脱下鞋换上棉拖，坐在沙发上。房子的旧地板清洁干净。进门是一个鞋底去污的擦洗机，侧对面的电视机上罩着一件白色蕾丝防尘罩。为了盲人行动便利，这样的家庭往往去繁就简。

罗家人经常来陪陪他们。罗敏的妹妹和妹夫刚来住过一段时间。前不久，三家人还去了一趟井冈山旅游。

不开工的时间，时光缓慢而平静。阿明坐在沙发上掏出一点烟叶塞到快燃尽的烟锅里，随即抽了起来。罗敏在一旁温情地看着他。

女儿问罗敏：“妈，你是选择嫁给我爸的？”

罗敏说：“他为人很好，踏实。”

阿明解释说：“那是缘分。”

女儿上高二，半月回一次家。儿子在咸阳成家立业，已经几年没回醴陵。

3月7日是阿明的生日，女儿给他发了条短信：“亲爱的老爸，祝您生日快乐，今天在考试……下次回家请你吃东西（信息是我同学代发的……）”阿明用老人手机把这段文字转化成语音听完，挤了一下眼睛。

女儿是阿明最后的牵挂。阿明想，把这个女儿托付出去之后，他就准备安享晚年了。但至少现在，他还需要赚钱供女儿上学。

孙成也住在菜市场附近。他与人合租了一处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租金200元。

他曾经入住板衫镇养老院，每月有70元补助。这些钱没法支撑他的烟瘾。后来，他请假出来到桥上算命挣钱，每月除了算命收入，还有养老院200元的微薄补助。李芬时常说，他是国家的人。

早些年，李芬丈夫去世，大儿子入赘，小儿子有智力障碍。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她开始和孙成搭伙过日子。

李芬每天也到桥上接送孙成。他们各走各路，有时候遇见熟人，李芬会自称是孙成的保姆。

孙成和李芬住一间。卧室不大，房间里一张双人床、一个柜子和一台电视机。公用的客厅很小。一张餐桌和几把椅子占满了客厅，餐桌上还有盖着的剩菜。

这个家庭更像一个生活共同体。李芬捡饮料瓶，做饭，偶尔也会在算命生意不好的时候埋怨两句。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彼此相伴，对抗晚年的孤独。

屈鸣和同在桥上算命的小蛾成了夫妻，他们通过“关系”租进了政府开发的廉租房。桥上有两对这样的夫妻，大家都是盲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凑在一起生活——起码可以相互照应。

丁春明当初也想找一个老伴照应自己。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搭伙人。后来，这个七十岁的盲人娶了一个智力障碍的老婆并生育了一个女儿。现在。丁春明一家租住在姨表兄弟的房子里，他不仅要照顾老婆，还要照顾十岁的女儿。

“压力很大。”他总是这样感叹。

六

2017年，醴陵市“三创四化”（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以及绿化、亮化、美化和数字化）在即。旧文化残存的一隅，底层人的生存方式，备受新秩序的挑战。

3月份，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对城市行政管理执法局长余汉平说，“这事我们得管啊，只是管理上要注意工作方式，充分考虑以人为本。”

这个通知下达之后，城管开始在桥上值班。

石桥上没人喜欢他们。2013年，为了迎接一项突击检查，盲人们被赶离。他们无路可去，就去市政府上访，无结。但不久之后，他们又各自回到桥上。

屈鸣是这个桥上所谓“中国命理协会” 的负责人，他领着几个人找当地政府交涉。盲人们的诉求是，可以离开渌江桥，但是政府需要保障他们这些残障人员的生活。

对此，民政局只能保证每个人每月一百多元的低保。

城管曾想联合文化局等部门另选地方，把这些人以“盲人活动中心”的名义安置。但重新安置并不容易，盲人们也不想距离石桥太远，怕没有生意。

对待这些问题，城管局长余汉平对下属说：“方法总比问题多嘛。”

但城管王小帅(化名)已经无计可施。执法第一天，他到桥上把卖食品的小商贩撵走，可对坐在棚子里的盲人毫无办法——值班城管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跟盲人沟通，但双方却对结果都不太满意。

创建文明城市在即，醴陵市围绕“一江两岸”的建设继续进行，桥两岸的建筑正在进行拆除、重建、修复。3月初的几天，测绘人员出现在桥上。他们称，市政府准备修缮一下这个桥。

国家文化保护建筑渌江桥还在承担它的使命，行人和摩托车川流不息。不远处，新渌江书院已经建完——它曾宣教过程朱理学和阳明学说。书院旁边，安放着唐朝将军李靖和红拂女雕塑的靖兴寺。这些都在渌江桥的上游。

（盲人及家属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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