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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休闲是怎样被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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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休闲是怎样被异化的?

“休闲”一词显然不是指游手好闲,而是所谓的积极休闲。

所评图书:

书名:《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

作者:(法)达尼-罗伯特·迪富尔

译者:赵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2月

法国哲学家、巴黎大学哲学教授达尼-罗伯特·迪富尔所著的《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谈到的“西方的妄想”,是指近代以来,在理性、科学、自由的大旗下,人类不仅成为了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而且还在各个方面掀起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把几乎所有方面的规则、伦理限制以解放天性为由而予以摒除。这样一种疯狂的进步主义、生产至上主义,以欲望的设计和满足为追求,已经使得全球生态走入接近崩溃的边缘,而且还使得工作、休闲、爱情等个人生活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面统统予以异化。

通常,哲学家会认为,上述问题是美式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产品。但达尼-罗伯特·迪富尔这本书却将问题直接指向了欧洲责任,因为理性、科学、自由模式,说到底是在近代欧洲发扬光大,并延伸到全世界的。欧洲的进步模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正如弗洛伊德近一个世纪前就作出的预示那样,“技术进步将进一步强化人类神性的一面。我们在研究中却不会忘记,就算再有神性,今天的人类也不会感到幸福”。

为什么说近代以来,一直到当代,工作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异化?达尼-罗伯特·迪富尔的思考并未局限在“技术”、“工具”、“机器”替代人的劳动这一层面。在他看来,19世纪的最重要进步,是普遍建立了工资制度,工人付出一定的劳动时间,但获得了社会权利。一个人不仅是经济体系中的劳动者、消费者,更是社会中的公民,具有社会独立性。这意味着,劳动者由此摆脱了过去若干种雇用形式,开始具备部分的独立可能。而在20世纪,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劳动者所能享受的社会权利通常相当广泛,这也给人以消除阶级差别的印象。

当代工作如何让人异化?

达尼-罗伯特·迪富尔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社会转变,不但美国,而且就连社会福利实现程度19世纪以来就较高的欧洲,社会保障体系被空前削弱,大量的劳务外包、“不稳定工资制”代替了工资制。而欧洲在冷战结束后更是慷慨接纳了东欧、北非、西亚许多国家的移民,在本土人口老龄化形势加剧的背景下,使得劳动力价格本应增高的趋势受到抑制。

汉娜·阿伦特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将技艺人和劳动动物之间作了区别。毫无疑问,技艺人虽然相对于工业体系是“落后”的,却具有自主性,而服务于越来越整齐划一的、规程化的工厂体系的工人,却逐渐在丧失自己的自主性。“劳动动物”的称谓多少有些刺耳,却道出了实质。这其实也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当劳动的产品与劳动者本身发生脱离,即产品与劳动发生脱离,工人的丧失就愈加明显——很显然,当代经济体系中,随着大量的项目和岗位外包、项目配套,劳动者(无论是苹果手机生产线上的工人,还是其他工业体系上的劳工)因为规模经济,事实上与产品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微薄的。

法兰克福学派曾精准的看到,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使得劳动屈服于异化,让人沦为了人的碎片。算法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还在加剧这样的异化。

《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书中对于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给予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理论、福特改进的装配线实践无异于在人类发展道路上选择了最最致命的邪路。本杰明·富兰克林有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人们并不记得,富兰克林原话中还包括,劳动时间之外,人们应有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文化、文明、艺术和科学建设。

书中也指出,苏联模式之所以陷于失败,就在于一开始苏联就将泰勒和福特对于劳动效率的改进,及其管理体系看成是发展生产的知名法宝。书作者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背弃马克思所说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原劳动过程、劳动价值和劳动者尊严,而是尊崇效率至上,笃行极端唯生产论,这跟陷入新自由主义狂欢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就没有分别。

管理创新和互联网浪潮能扭转工作异化吗?

当代管理学和日本文化的结合,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出“丰田管理模式”。这种新模式一改泰勒管理制不可避免产生的呆板,较具灵活性,也更能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达尼-罗伯特·迪富尔不无讥讽的指出,“丰田管理模式”掩盖了大工业体系对于人的高压,事实上,“零故障、零延期、零纸张、零库存和零缺陷”本身就是无形的、更具约束性的律令。所有以精益管理为名的管理创新,其本质不过是,在继续榨取剩余价值的传统基础上,“新添了强迫同意。”

工业社会中的高等教育,诞生出来就是为工业经济服务的。互联网浪潮的到来,促成了慕课浪潮。达尼-罗伯特·迪富尔认为,慕课以及其他形式的数字学历、数字教育,其实本质上就是对大学教育功能的平庸化。高等教育本身也开始实现了泰勒制化和自动化,过去被紧密与教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教师(教育产业劳动力),也因此被与教育相剥离。

《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控制体系的控制能力。“算法对社会生活越来越紧密的控制,这些算法指挥着替个人做出决策的生产活动;此外还有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和个人对企业宗旨无条件的服从”,“所有人都是系统的奴隶”,某种意义上讲,当代资本主义借此翻新和复兴了奴隶制。

被异化的休闲和爱情

《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书中辨析了“休闲”一词。这个词显然不是指游手好闲,而是所谓的积极休闲。古希腊哲学家就曾努力的辨析积极休闲与消极休闲的概念,无论是音乐、体育还是哲学思辨,显然都是哲人推崇的休闲方式。

而到了现代社会,积极休闲指的是那种可以被产业化,有助于推动休闲者成为慷慨的消费者的方式,例如,足球作为休闲方式,只有变成产业,才是广受肯定的。同样,旅游也成为公共政策和企业、资本欢迎的休闲方式。实际上,“非休闲侵入了休闲”,休闲必须意味着消费,必须意味着能够满足的、不断强化的迫切需求,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予以鼓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垃圾食品而今铺天盖地的存在,这挤入了消费者的休闲时段,刺激后者的各个物欲触角。

男欢女爱原本是自由的,一般情况下也不牵涉到金钱,虽然婚姻、婚恋本身需要一定的获取和维持成本。因为要不断满足生产供给的要求,来实现利润持续增长,消费经济将过去那些难以物化、金钱化的要素都统统卷入其供给体系,从而滋生出欧美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特殊服务行业(主要发生于线下)、特殊商品行业(主要在线上供给和消费)。男欢女爱因而不再成为奢侈品,而爱情和婚姻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显得难以企及。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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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休闲是怎样被异化的?

“休闲”一词显然不是指游手好闲,而是所谓的积极休闲。

所评图书:

书名:《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

作者:(法)达尼-罗伯特·迪富尔

译者:赵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2月

法国哲学家、巴黎大学哲学教授达尼-罗伯特·迪富尔所著的《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谈到的“西方的妄想”,是指近代以来,在理性、科学、自由的大旗下,人类不仅成为了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而且还在各个方面掀起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把几乎所有方面的规则、伦理限制以解放天性为由而予以摒除。这样一种疯狂的进步主义、生产至上主义,以欲望的设计和满足为追求,已经使得全球生态走入接近崩溃的边缘,而且还使得工作、休闲、爱情等个人生活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面统统予以异化。

通常,哲学家会认为,上述问题是美式资本主义带来的副产品。但达尼-罗伯特·迪富尔这本书却将问题直接指向了欧洲责任,因为理性、科学、自由模式,说到底是在近代欧洲发扬光大,并延伸到全世界的。欧洲的进步模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正如弗洛伊德近一个世纪前就作出的预示那样,“技术进步将进一步强化人类神性的一面。我们在研究中却不会忘记,就算再有神性,今天的人类也不会感到幸福”。

为什么说近代以来,一直到当代,工作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异化?达尼-罗伯特·迪富尔的思考并未局限在“技术”、“工具”、“机器”替代人的劳动这一层面。在他看来,19世纪的最重要进步,是普遍建立了工资制度,工人付出一定的劳动时间,但获得了社会权利。一个人不仅是经济体系中的劳动者、消费者,更是社会中的公民,具有社会独立性。这意味着,劳动者由此摆脱了过去若干种雇用形式,开始具备部分的独立可能。而在20世纪,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劳动者所能享受的社会权利通常相当广泛,这也给人以消除阶级差别的印象。

当代工作如何让人异化?

达尼-罗伯特·迪富尔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社会转变,不但美国,而且就连社会福利实现程度19世纪以来就较高的欧洲,社会保障体系被空前削弱,大量的劳务外包、“不稳定工资制”代替了工资制。而欧洲在冷战结束后更是慷慨接纳了东欧、北非、西亚许多国家的移民,在本土人口老龄化形势加剧的背景下,使得劳动力价格本应增高的趋势受到抑制。

汉娜·阿伦特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将技艺人和劳动动物之间作了区别。毫无疑问,技艺人虽然相对于工业体系是“落后”的,却具有自主性,而服务于越来越整齐划一的、规程化的工厂体系的工人,却逐渐在丧失自己的自主性。“劳动动物”的称谓多少有些刺耳,却道出了实质。这其实也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当劳动的产品与劳动者本身发生脱离,即产品与劳动发生脱离,工人的丧失就愈加明显——很显然,当代经济体系中,随着大量的项目和岗位外包、项目配套,劳动者(无论是苹果手机生产线上的工人,还是其他工业体系上的劳工)因为规模经济,事实上与产品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微薄的。

法兰克福学派曾精准的看到,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使得劳动屈服于异化,让人沦为了人的碎片。算法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还在加剧这样的异化。

《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书中对于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给予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理论、福特改进的装配线实践无异于在人类发展道路上选择了最最致命的邪路。本杰明·富兰克林有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人们并不记得,富兰克林原话中还包括,劳动时间之外,人们应有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文化、文明、艺术和科学建设。

书中也指出,苏联模式之所以陷于失败,就在于一开始苏联就将泰勒和福特对于劳动效率的改进,及其管理体系看成是发展生产的知名法宝。书作者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背弃马克思所说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原劳动过程、劳动价值和劳动者尊严,而是尊崇效率至上,笃行极端唯生产论,这跟陷入新自由主义狂欢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就没有分别。

管理创新和互联网浪潮能扭转工作异化吗?

当代管理学和日本文化的结合,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出“丰田管理模式”。这种新模式一改泰勒管理制不可避免产生的呆板,较具灵活性,也更能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达尼-罗伯特·迪富尔不无讥讽的指出,“丰田管理模式”掩盖了大工业体系对于人的高压,事实上,“零故障、零延期、零纸张、零库存和零缺陷”本身就是无形的、更具约束性的律令。所有以精益管理为名的管理创新,其本质不过是,在继续榨取剩余价值的传统基础上,“新添了强迫同意。”

工业社会中的高等教育,诞生出来就是为工业经济服务的。互联网浪潮的到来,促成了慕课浪潮。达尼-罗伯特·迪富尔认为,慕课以及其他形式的数字学历、数字教育,其实本质上就是对大学教育功能的平庸化。高等教育本身也开始实现了泰勒制化和自动化,过去被紧密与教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教师(教育产业劳动力),也因此被与教育相剥离。

《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控制体系的控制能力。“算法对社会生活越来越紧密的控制,这些算法指挥着替个人做出决策的生产活动;此外还有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和个人对企业宗旨无条件的服从”,“所有人都是系统的奴隶”,某种意义上讲,当代资本主义借此翻新和复兴了奴隶制。

被异化的休闲和爱情

《西方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书中辨析了“休闲”一词。这个词显然不是指游手好闲,而是所谓的积极休闲。古希腊哲学家就曾努力的辨析积极休闲与消极休闲的概念,无论是音乐、体育还是哲学思辨,显然都是哲人推崇的休闲方式。

而到了现代社会,积极休闲指的是那种可以被产业化,有助于推动休闲者成为慷慨的消费者的方式,例如,足球作为休闲方式,只有变成产业,才是广受肯定的。同样,旅游也成为公共政策和企业、资本欢迎的休闲方式。实际上,“非休闲侵入了休闲”,休闲必须意味着消费,必须意味着能够满足的、不断强化的迫切需求,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予以鼓励。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垃圾食品而今铺天盖地的存在,这挤入了消费者的休闲时段,刺激后者的各个物欲触角。

男欢女爱原本是自由的,一般情况下也不牵涉到金钱,虽然婚姻、婚恋本身需要一定的获取和维持成本。因为要不断满足生产供给的要求,来实现利润持续增长,消费经济将过去那些难以物化、金钱化的要素都统统卷入其供给体系,从而滋生出欧美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特殊服务行业(主要发生于线下)、特殊商品行业(主要在线上供给和消费)。男欢女爱因而不再成为奢侈品,而爱情和婚姻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显得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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