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德国酒店客房里摆放着否定（纳粹德国）大屠杀的书或者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肯定会饱受世人批判，应该就得关门了。”

1月24日，《东京新闻》用两个版的版面报道了APA酒店放置右翼历史书籍的事件。当时，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早尾贵纪说，这是一记警钟。

没曾想，三个月后，德国纳粹领导人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中的部分内容真的出现在了日本的教材上。这件事在日本再次引发争议和质疑，也在中国互联网上发酵传播。

央视新闻4月17日援引日本媒体报道说，目前已经有日本教材引用了《我的奋斗》的内容供学校选用，有日本议员就此向政府提出质疑。在1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确定了回复民进党议员宫崎岳志的答辩书的内容，表明了政府的态度。

答辩书中说，可以使用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部分内容作为教材使用，“在授课中，使用书中部分内容作为教材，让学生了解书籍编写时的历史背景，这样的例子是存在的”。

答辩书说：

“根据教育基本法等法律宗旨的注意事项，只限于有益处适当的内容，依据校长或者学校设立者的责任和判断，是可以使用的……姑且如果是用于助长以人种为差别的话，与教育法等是不符合的，是不恰当的。”

央视新闻说，日本政府对日本教材引用书中相关内容的态度，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

央视新闻说：

“有日本网友在社交网站上批评说，政府真的在发疯，还有网友说，这是世界的敌人、人类的敌人，知道这是给世界发送了什么信号吗？不能相信，不能原谅。”

日本教材引用该书内容之所以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担忧，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待近代史的态度、一直以来的“教科书事件”，以及近来右翼势力的抬头迹象，比如上述APA酒店摆放右翼书籍的事件。

事实上，《我的奋斗》一书是否可以以某种形式公开出版、是否只能限定专业学者用于历史研究和参考，在各国都有比较大的争议。

该书以希特勒个人传记为主要线索，讲述了希特勒的生活经历及其世界观。他在书中提出了两个观念：一是吞并周边国家来为德国获取“生存空间”，二是他对犹太人的仇视。此书出版八年后，希特勒在德国上位，开始实践他在狱中写下的理念。

《我的奋斗》在纳粹德国大受追捧，在二战结束前共发行1240万册，甚至在1936年后成为纳粹政府送给新婚夫妇的礼物。

德国在1945年战败后，盟国把书的版权交给了巴伐利亚州。不过根据德国法律，七十年后，这本书的版权于2016年1月1日失效，德国慕尼黑现代历史研究所于2016年1月出版了注释版《我的奋斗》，其后一年售出8.5万册。

在新版问世前，德国政府曾像对待国家机密一样对待《我的奋斗》，只有正式提出申请的专业人士才能到档案馆浏览。图书馆历史学家弗洛瑞安·塞普（Florian Sepp）曾说，《我的奋斗》“对大众来说太危险”，但也有人指出，禁止这本书再版只会增加围绕它的神秘感，弊大于利。

在只有删节版可供研究的以色列，一些学者也认为有必要提供完整版。亚德瓦谢姆大屠杀国际研究所的米奇曼说：“《我的奋斗》是本重要的书，希特勒花了很多时间去撰写和润色。他的基本理念有些实施了，有些没有。但即使没被实施的部分也很重要，可以帮我们了解他成长的背景。”

为了防止他人“不负责任地肆意散布这本书的内容”，慕尼黑现代历史研究所决定加上学者的注释再次出版。所长安德雷斯·魏尔辛（Andreas Wirsching）说，再版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取得先机，赶在纳粹同情者之前推出注释版本以防误导。

他说，希望“聪明”的教师能够用注释版进行教学，还提醒人们不要像1950年代那样认为“那场浩劫全是希特勒的错”。

除了已经出版的德文版《希特勒，我的奋斗。评注版》，一些出版社也在计划推出法文版和英文版。在二战中与德国针锋相对的俄罗斯人，如今又是如何对待这本书的呢？

1992年以来，《我的奋斗》至少在俄罗斯出版过三次。2006年，俄罗斯联邦公众院提议将此书列为禁书；2009年，俄罗斯内务部圣彼得堡当局提请删除一家历史网站上对该书内容带注释和超链的俄语翻译版。2010年4月13日，俄罗斯以宣扬极端主义为由将《我的奋斗》列为禁书。

不过在那七年后，《环球时报》4月13日引述俄罗斯《消息报》报道说，俄罗斯通信和大众传媒部近日公布了一项法律修正案文本，计划放宽对使用纳粹标志和“第三帝国”领导人著作的禁令，允许将纳粹标志用于学术、教育、科研、文化等目的，它们可以出现在科学、文学及艺术作品当中。修正案还计划放宽引用纳粹头目著作的限令，但不能宣扬纳粹或是法西斯主义。

根据俄罗斯现行法律规定，在有关卫国战争的电影、电视剧和历史照片中，禁止出现纳粹标志。法律还规定，个人和法人使用和传播纳粹标志都将被罚款。此外，由于不可能剪掉有关纳粹标志的所有镜头，一些有关卫国战争的电影、电视剧也无法播出。

对于现行法律中禁止引用德国及意大利法西斯政党头目著作的规定，俄罗斯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上纳粹主义是现实存在的，应当允许援引他们的著作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公开使用纳粹标志和援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作品，只是允许用于学术、文化等目的，条件是没有宣传纳粹的迹象。

莫斯科州律师协会律师维克多·纳乌莫夫表示支持这一修正案。他说，应当允许作者在文化作品中或在拍摄的纳粹影片中出现纳粹的标志，而教师在教学中也可以援引纳粹头目的著作内容。

俄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专家瓦西里·杜达列夫也说，当然不该在所有电影和电视台中禁止出现纳粹标志，应该修改这一法律，但是否允许使用法西斯头目的著作，还是值得商榷。

德文注释版《我的奋斗》去年在德国《明镜》周刊的非小说类畅销书周榜单上出现35次，更是在4月份的两周内位居榜首。数据分析认为，尽管注释版《我的奋斗》8.5万册的销量令出版方稍感意外，但这并不意味着“纳粹思想的回潮”。

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评论说，对一部非小说类读物来说，这样的销量还算不错，但比起最畅销的非小说类读物《树的隐秘生活》50万册的成绩，还远谈不上“大卖”。由于太过学术，再版《我的奋斗》的订单有不少来自图书馆、学校和历史学者。

针对外界、特别是一些犹太人团体对希特勒思想可能卷土重来的担忧，慕尼黑现代历史研究所为再版《我的奋斗》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和辩论，以衡量新版《我的奋斗》带来的冲击。

所长魏尔辛认为，这部新书只是揭开《我的奋斗》的神秘面纱，而不是为希特勒的政治观点张目。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结果显示，人们认为新书“会宣扬希特勒意识形态、甚至使其被社会接受并让新纳粹主义者获得新的宣传平台”的担忧，完全没有根据。

他说：“有关希特勒世界观及其宣传手段的辩论，恰恰让读者有机会观察那个威权主义政治观点和右翼口号抬头的年代，以及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因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