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

编著：（美）约翰·布罗克曼

译者：胡正飞、王杨、杨明芳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3月

“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这不是在宣称科学无用，恰恰相反。

美国著名出版人、文化推动者、“第三种文化”（弥合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道德的文化）发起者约翰·布罗克曼1996年创建了思想性网站Edge。Edge汇集了欧美国家一大批世界顶级的思想家与科学家，他们当中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顶级名校前沿学科的知名教授，有《科学美国人》、《连线》、《纽约客》的专栏作家，还有著名的演员、纪录片导演、媒体人，涉及的学科门类包括物理学、哲学、生物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不乏诺贝尔奖得主和普利策奖获得者，堪称当世“最伟大的头脑”的最强大阵容。

Edge1998年起发布年度问题，许多思想家与科学家提交自己的见解。这逐渐成为了欧美科学界、思想界的一项年度大事件。2014年Edge的年度问题就是“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灵感来自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曾就科学进步发表过悲观倾向、愤世嫉俗意味的观点，“一个新科学真理的胜利，与其说是其反对者的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其反对者终于死了，而熟悉这一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了起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由约翰·布罗克曼本人主编，汇集了175位思想家与科学家就上述命题提交的答卷。尽管受篇幅所限，参与“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讨论的思想家与科学家并没有像撰写论文一样，细致给出论证过程，而是较为简练的阐述了自己认为应当证伪、推翻的现有某种科学理论、主流看法、关键假设的看法，以及相关的理由和意义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参与讨论的思想家与科学家非常好的利用了Edge网站的年度问题讨论平台，将之转化为思想界、科学界面向公众扩散影响的宝贵机会，借此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传递更具挑战性的有关科学、人文及科学人文融合问题的看法、新建构的常识。

这本书内容密度极高，涵盖几乎所有前沿和热门学科领域，读者可以通过这样一本书了解科学界、思想界关心的重要议题，开阔视野，对新的科学发现、假说及其前景形成直观认识，增强科学素养，与之同时也能切实改善科学、社会问题的伦理素养。

有趣的是，书中多位科学家、思想家对于普朗克提出的“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这个命题本身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曾著有全球级科普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三种大猩猩》，他认为“通过替换旧想法，新想法终将取得胜利”的观点本身就不正确，这样的思维方式也该被埋葬。贾雷德·戴蒙德认为，新理论很多时候起到的作用是填补旧理论没有涉及的空白领域，“相比于替代旧理论，科学的发展还有很多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普朗克提出“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很重要的背景因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科学界还是各国的政府、公众，都曾误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已经走到巅峰，难以再取得革命性成果，并且，科学技术创造文明理性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种情况下，科学界一些权威变得更加固执，坚定的捍卫牛顿以来建构起的“机械宇宙”，让新理论、新假说的提出者倍感压力。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击碎了科学技术创造文明理性新时代的观念，思想界掀起了对于技术滥用、工具理性压倒人文思考等命题的反思，这同样让科学界感受到压力。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神经生物和心理治疗中心主任塞缪尔·巴伦德斯则认为，当下进行决定性的实验、纠正旧观念变得更加容易，“不需要等到年长的反对者死去，新的理论才能得到认可”，当然，如果无法进行决定性的实验来挑战流行理论的地位，即便反对者相继死去，新理论也仍然无法赢得一席之地。认知科学家、瑞士纳沙泰尔大学认知科学中心研究员雨果·梅西耶认为普朗克多少有些愤世嫉俗，因为科学史上的一些例子（比如牛顿）证明，只要能够提供更好的论证，重大的颠覆性观点就能快速被大众接受。

传统观点认为，人的智力、情绪控制能力等都是与生俱来的。20世纪后半期以来，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挑战了这种定论，证明大脑具有可塑性。但在神经生物学家、眼科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校长利奥·夏卢帕看来，大脑可塑性的观点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和误读了，特别是被当成塑造婴儿智商、改善年长者记忆水平的商机的使用，已经大幅度的偏离了科学原理本身。

牛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是全球最为著名的科学家兼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指出，虽然达尔文时期就已经对于科学界长期深信不疑的本质主义发起了重大挑战，但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仍然顽固存在，人们潜意识中仍认为种族等方面的特征稳固不变。生物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讲席教授你那·雅布隆斯基，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环境科学与政策系荣休教授彼得·理查森分别对于“种族”、“人性”这两个在学界和公众舆论中高频出现的名词给予了挑战，强调无论是种族特征还是心理特征、文明特征，更重要的特性是变异与传承，从来就不存在稳定不变的因素。

曾著有《群体性孤独》的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主任雪莉·特克尔挑战了“机器人伙伴”这一机器人时代到来后，很多人所拥有的生活愿景，指出“我们认为自己是在制造新机器，而事实上却是在塑造新人类”，强调人与人之间才能相互关心和对话，滥用机器人而忽略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的价值是很不明智的。分子生物学家布迪尼·萨马拉辛哈认为，“科学家只应固守科学”的观念和做法已经带来了严重问题，比如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就因为科学家阶层在公共讨论中缺位而引发了本不该有的巨大错误认知，认为科学应当成为公众讨论中必要的一环，“科学家不应该躲避争议，因为有些话题本来是没有争议的。（如）疫苗的功效，进化的过程，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这些不争的事实被舆论炒作后仿佛成为了不确定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