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吉岭红茶是印度茶的代表，被誉为“世界三大红茶之首”“红茶中的香槟”。这一珍贵茶种约170年前从中国福建武夷山引进至印度大吉岭地区。时至今日，这里仍是中印茶叶贸易最重要的集散地。多数当地茶商、茶农希望“一带一路”倡议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能为中印两个世界茶产业大国再续“茶缘”纽带。

印度茶商拉吉夫·罗禅年过70，身材胖大，圆头圆脸上一副金丝眼镜，憨厚中透着几分精明。

“今天上午我刚和中国的买家签订了两个集装箱的协议，这批茶从加尔各答上船，经过新加坡到达福建和上海”，拉吉夫·罗禅摆弄着桌上的地球仪对笔者说，“这确实有点绕远，如果能直接到香港或广州会省不少钱，当然从陆路走也会便宜不少”。

在拉吉夫·罗禅看来，他的“罗禅”茶厂想在中印贸易中节省成本无非两条路，一是像“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所设想的那样，将该地区的陆路及海陆交通打通，二是进一步加大中印间茶产业贸易，实现以量换价。

拉吉夫·罗禅并非简单的茶商，这位上世纪70年代初的有机化学硕士已经在茶叶行当里打拼超过40年，有多个自己的茶园、茶厂，其办公室位于印度大吉岭地区山脚下的西里古里市。在拉吉夫·罗禅的办公室，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满墙满柜的中式茶具。“中国的茶文化令人着迷，我从2004年开始跟中国朋友有生意往来，这些大多是我去中国淘回来的，还有些是中国的朋友送给我的”，介绍起这些心爱的宝贝，拉吉夫·罗禅爱不释手。

最近几年，拉吉夫·罗禅每年都会在云南呆上几个月，用他的话说，“这不是度假，是寻宝”。“印度的红茶最有名，消费量最大的是奶茶，也有少量的绿茶，但少有人知道普洱茶”，拉吉夫·罗禅指着基本不离手的深棕色茶杯说，“印度人吃糖、吃油比较多，喝普洱会有很多好处。我的很多工作不光是告诉中国茶客印度的红茶好，我也想告诉印度人，中国有更多的茶品，更丰富的茶文化”。

从拉吉夫·罗禅办公室所在的西里古里市向北进发就是大吉岭，30公里的上岭之路车开了3个多小时，到达之地已高过云端，一路上云蒸霞蔚的青山坡便是大吉岭红茶的栖息地。

“目前大吉岭有86个茶园，不同海拔、地形、季节产出的茶的品质都有不同，但从源头说，它们都来自中国”，大吉岭朗格尼特茶园的经理苏达汗·古兰对笔者解释说，“大约170年前，英国人罗伯特·福琼从中国‘偷’到了小叶茶树的茶种，并在大吉岭地区试种成功，这也标志着英国开始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自产茶叶”。谈到这段历史，苏达汗颇为感慨，在他看来，正是当年英国人的“偷窃”之举让大吉岭乃至印度，成为继中国之后又一个茶叶故乡。

在多数国人心中，西方人喝茶都是喝奶茶，以高香闻名的大吉岭红茶又何以走俏呢？在苏达汗·古兰的指引下，笔者在朗格尼特茶园看到了所谓大叶茶和小叶茶。印度大叶茶的代表是阿萨姆地区的茶，那里地势较低，茶叶产量大，制成品更适合冲泡奶茶。而源自中国武夷山“正山小种”的大吉岭红茶则生长于1800米到2200米的山坡之上，这种红茶从种植、采摘、加工到冲泡的方式，至今与中国红茶并无二致，在西方餐饮界也是名贵饮品的代表。

在朗格尼特茶园，笔者注意到正在忙碌的采茶女。“整个大吉岭10多万人中有近70%的人都从事与茶有关的行业，但采茶却历来是女性专利，这一点也许也是从中国继承来的”，苏达汗·古兰笑着对笔者说，“总体而言，她们的工作已经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除了每天的基本工作量外，额外的部分都会有奖金”。

拉吉夫·罗禅是第一位将大吉岭红茶推向中国市场的印度茶商，他今年当选为印度工业联合会东部地区负责人。在他看来，西里古里及大吉岭地区可被看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西部的起始点，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现实发展来看，大吉岭红茶都是搭建起这一互联互通之桥的重要纽带。

拉吉夫·罗禅指着地图对笔者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所覆盖的区域，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贫苦且最动荡的地区，但这一地区并非没有资源和发展潜力，像印度的红茶、孟加拉的棉麻、缅甸的翡翠等，都急需找到外销的通道。实际上，不仅是从中国云南，“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基础建设都在稳步推进，目前需要加强的是跨境的道路及水路连接，从而实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全面展开。

虽然是一名茶商，但拉吉夫·罗禅并不甘心只做茶生意。本月18日，受中国农业部邀请，拉吉夫·罗禅将和印度茶叶委员会的10位专家一起赶赴杭州，在那里参加当地首届中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类似这样的展会拉吉夫·罗禅已经参加了不少，就在下月中旬，云南大学的一批茶叶育种专家还会来到大吉岭地区参观考察。拉吉夫·罗禅把这样的交流看得很重，他觉得只有这种往来互动多了，才能促进中印加速落实“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在他的理解中，“一带一路”就是“贸易”与“通路”两手抓，两者彼此促进，缺一不可。

当体阔的拉吉夫·罗禅勉强从窄小的副驾驶座里钻出来为笔者送行时，他笑着说：“我很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中国人勤奋、务实而且见多识广，喝茶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多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