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 的总裁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最近遇上了大麻烦。他面临着失去自己的总裁宝座和公司——但相对于声势浩大却暗藏危机的共享经济来说，他遇到的麻烦，也许并不算棘手。

滴滴、Airbnb、WeWork、摩拜、闪送等花样繁多的“共享经济”模式开始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现代生活方式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过去几年里，公众对共享经济的理解，始终与“颠覆固有模式”、“美好”和“野蛮生长”等术语捆绑在一起。我们习惯于从宏观角度，考察（或欣赏）这种全新经济模式对闲置资源的利用，和对社会效率的提升。然而，在一系列因素的驱动下，共享经济的点对点模式正在更高效的 B2C 模式所取代——专车、集中管理式公寓、共享单车，等等。

这显然有悖于共享经济的初衷，也让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存疑：这些资源和人力究竟能否被有效合理地“共享”？共享经济是否给资源提供者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共享经济究竟在个人选择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种共享精神和经济模式，到底能否持续发展下去？《纽约客》的作者 Nathan Heller 的这篇报道，也许能为你提供一些答案。

━━━━━

不久前，我搬了一次家，在繁重的负担和昏昏欲睡的劳累过后，我只剩下了一些微小的工作还没搞定。有几幅画要用线穿起来挂上吊顶；卧室里的一面圆镜子需要固定在门边的墙面上。说穿了，就是那些需要仔细测量、上几锤钉子固定的活儿——所以，直到现在，我办公室的墙面还是光秃秃的，而厨房里挂东西的地方至今只有孤零零的挂钩，而床边的架子还堵着房间的门。我的借口是“有些人反感那种完全安顿下来的感觉”，但现在，自己虎头蛇尾的欠账实在太多，只好去 TaskRabbit 网站找个帮手，一次性解决问题。

在网站上，我写明了自己需要的帮助，然后提交了出去。很快，网站为我返回了14个帮手。我点开了一个叫赛思·F 的帮手介绍，他已经接过将近一千单零活儿，在照片里并没有打领带，但“认可率”达到 99%。“我是一个工具齐全的聪明家伙。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他在自己的介绍中写道。网站将他列为精英级用户，每小时收费55美金。于是，我预约了他周三下午来家帮忙。

TaskRabbit 于2008年创立，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和其他的一些公司一起开创了一类全新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名字繁多——共享经济、零工经济、有求必应、P2P、平台经济——但这些所谓的模式都拥有一定的前提：它们一般是基于评分制度的在线市场系统；为用户们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而不是打卡上班；而且大部分公司都在业已僵化固定的行业里找到了立锥之地。经营房屋共享业务方面 Airbnb ，以及它的高端姊妹公司 Onefinestay 等公司，正在取代酒店和旅行社；叫车软件 Uber、Lyft、Juno 代替了出租车。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零工已不再是生计而是生活。许多观察者认为，共享经济才是美国职场的未来。

赛思·F——“F”代表“闪光（Flicker）”——周三准时出现在了我的公寓。他背着一整包工具，四十多岁，长着宽宽的嘴，棕色头发，一对梗犬耳朵，卡在灰色的帽子下。我给他倒了一杯咖啡，带他在公寓里看了一圈。

“我有钩子和线，” 我无比自信地指着几卷透明缠线说道。“我觉得它们可以挂在……” 然后我卡壳了，因为想不起来任何专业名词形容眼前的一切。我双手在墙正中间乱比划，就像一个被蒙住眼睛的人，被丢进了一间陌生的房间。

赛思·F 估计明白了，自己正在跟一个傻蛋打交道。他顺着我的意思，问道：“你想要把它装到人眼高度吗？”

“人眼高度，对对对。” 我答道。

赛思·F 爬上我的小板凳，准备开始干活。他说自己在 TaskRabbit 上已经工作了三年，“感觉像在普通职业上工作了二十一年。” 大学时期，他向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出售了一份剧本，虽然这部电影最终未能投拍，但这笔钱帮助他展开了自己的剧作生涯。他写了九年的电影剧本，收入不菲，邀请应接不暇，但没有任何一份由他主创的剧本最终登上荧幕。于是，他接下了 Genre 杂志资深编辑的工作。不过，这本有关娱乐业的杂志，现也已经关门大吉了。他喜欢杂志社的工作，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我应该算是那类需要不断换工作的人吧。”他告诉我。他拥有教育学的研究生学位，在斯宾塞学校和布鲁克林好朋友学校都教过四年级。十四年之后，他身体出了毛病，无法保证稳定持续的工作。他对于拼装宜家家具有着特别的兴趣，于是他开始了安装工的生涯：简单的劳动，在他身体好的时候，能挣足够的钱去付各种账单——就这样，他来到了 TaskRabbit。

“这里客户很多，我很少有闲工夫。” 他一边说着，一边“穿针引线”把我的照片们挂整齐。以前，TaskRabbit 上的小时价格是靠拍卖来定价的，而现在，像他这样的帮手可以自己定价，网站抽取其中的 30%。一系列的数据——包括他回复信息有多快，他拒绝过多少单——都决定了他在网站列表上的排名，而他则尽可能地接活，每个月几乎能干80个工时。“最难受的感觉是，你无法知道自己的下一份薪水来自哪里。” 他说。

赛思·F 干活很麻利。一个小时内，他就在我的沙发上方挂好了六幅照片。他坦诚地说，自己有时接到的活儿很傻：有一次，有人下订单请他来拧一个电灯泡。还有些时候，他经手的活儿会更难，也更奇怪，比如被拍电影的人请去拼五幅拼图，给一份阿拉斯加的报纸写文章，或者给伴郎写婚礼致辞——虽然作为新郎的哥哥，这位伴郎从未见过新娘。（“整篇致辞的中心思想就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更了解对方’”，他解释道。）出售床垫的卡斯珀公司曾聘他去铺床单；一家叫奥斯卡的健康保险公司在圣诞节前请他去装饰办公室。

聊着聊着，他的语气变得温和起来。我意识到他每天可能要见好多不同的陌生人，为他们出力，然后继续去下一家。在我看来，这是一条奇怪的职业路线。他告诉我，他感激自己的工作，但对工作本身并不抱太多希望。

“这些工作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他头都不抬地说，“我觉得这种模式，”他斟酌了一下自己的用词，“不可持续。”

━━━━━

二月的某个周四晚上，凯特琳·康娜斯（Caitlin Connors）发短信给我，让我在威廉斯堡的一家叫作“唐娜”的酒吧里和她见面。这家酒吧面积不小，人头攒动。在墙角大吉岭茶色的灯光下，我在一大群人里认出了她。

康纳斯个头不大，十分外向，梳着杰姬·肯尼迪式的短发，即使在室内也看起来像是被风刮过一般。她五年前从科罗拉多来到纽约“来学习关于互联网的知识”。彼时，她已经在市场营销方面有一些工作经验。她不喜欢那种公关公司的生活——“有好多疯女人”，——所以她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公司，名叫“狐狸理论”（Fox Theory），为创业者、艺术家、作者以及手法娴熟的魔术师们做营销。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花纹上衣和细腿海军蓝裤子，带着我在吧台前落座。“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下一波人类文明，” 她用吸管吸干了面前的鸡尾酒，“人类能够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互动，分享主意和商机，无需中介的存在。”

康娜斯刚来纽约时，她和几个室友住在切尔西区一个巨大而破旧的地方——她称之为“狐狸窝”。后来，她妹妹也来纽约和她住在一起，于是她们搬进了一处更新的房子——“狐狸窝2.0”。在此期间，她发现了 Airbnb，并开始出租额外的房间。租金让她们“不用勒紧裤腰带”。

当她和另一个室友搬第三次家时（她总共拥有36个室友），她们开始寻找最适合做 Airbnb 房东的房子。最终，她们搬到了威廉斯堡，因为这个街区对于旅游者来说很时髦。“狐狸窝3.0”——按她们的命名规则——是一间位于贝德福德大道（Bedford Ave.）地铁站旁的三居室。这间房子拥有亮闪闪的新家电，一个可爱的小院子。如果花点儿心思排布家里的床和沙发，这间屋子能睡下整整12个人。

康娜斯每月将这套房子租出去一周。为此，她们必须随机应变。如果出租期间她和室友都在纽约，她们就撤离这间房子，让位给客人。有的时候，康娜斯待在一个老朋友家里。“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出去玩、放松、互聊近况。” 她说。“我们都很喜欢这样。” 这种做法相当划算。康娜斯和她的室友每月能够完全收回4000美金的“成本”。有时她们在外的时间更长。某个生意上佳的月份，她们赚到了五位数的收入。“这比很多聪明人的薪水都要高。” 康娜斯发现。

对于她来说，Airbnb 更重要的一个优势，是带来了更多旅行的机会。她十一月在墨西哥，十二月去了约旦。她将“狐狸窝”看作是自己摆脱日常工作生活的束缚，过一种“世界公民”生活的工具（“否则，你得要相当有钱才能这样生活。”）。她整个一月都在古巴旅行，而在那里，她想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概念。

“在古巴——那种不知名的小镇上——有一半的人都想要我帮他们开 Airbnb 账号，” 她说。康娜斯发现那里有许多人急切需要个人品牌营销方面的帮助。她掏出自己的 iPhone，开始快速滑过照片（大部分照片是关于湛蓝的海岸线，和赤裸上身的男人们）。“古巴就像一颗时空胶囊，” 她说。在一幅街景照片前，她停了下来。“所有人都在开老爷车。” 她又开始滑手机。“这张拍的是他们的农场，他们还在用牛耕田。” 她计划在下一次的古巴之行中帮助那里的艺术家们营销作品，就像美国的九零后一样：“我想帮助古巴人通过自己的艺术赚钱。”

她的朋友普雷斯科特·佩雷斯—福克斯（Prescott Perez-Fox）经过我们身旁，准备离开。康娜斯一把抓住了他。“我都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了！” 她说。

佩雷斯-福克斯从身上掏出一些名片。“我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和品牌策划师，现在我还主持自己的播客，并主持一个播客聚会。”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名片递给康娜斯。卡片上写着“纽约市播客聚会”。“聚会的名称就叫这个，” 他说，“我的节目在卡片背面呢。” 卡片背面的字样是“忙碌创作者的播客”。“内容主要是针对创意行业者，关于工作流、提高创作效率、创作文化和习惯等。”

“我为什么都没有”——康娜斯用力眨了眨眼——“听说这些？”

“你追我的节目就知道了！” 佩雷斯—福克斯嚷嚷道。在主持他自己的节目之外，他还以嘉宾身份出现在另外九档节目中，包括“自由职业的变形”，“丛林生活：独立创作者的希望”。“我明天会搞定一个项目，” 他告诉她，“之后我就比较闲了。”

康娜斯说她会在纽约至少待到下周，然后再去一趟古巴。“想一起过去吗？“ 她问道。

“不太行，”佩雷斯—福克斯回答，“有一点忙。”

他推开门消失在夜色里。康娜斯接着和我聊天。她说古巴最棒的一点在于她无需焦虑。“不需要每天压力山大地起床，可以做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后有时间写作、画画之类——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她告诉我。

这次采访后不久，她就离开了纽约，再一次飞向了南方。

━━━━━

1970年，一位叫查尔斯·A·莱齐（Charles A. Reich）的法律教授出版了一本叫做《绿色革命》（The Greening of America）的书，记录了他在与美国西部年轻人聊天时所体会到的反传统思潮。这本书像棉花糖卷一样，将六十年代的新发现一束束卷在一起。通过研习现代历史，他提出了人类世界观从“意识 I”阶段（属于农民、小工、小商人的视角，在镀金时代都陷入了危机）到“意识 II”阶段（属于社会系统、阶层、集团、当然还有灰绒西装——的视角）的转变。他认为“意识 II”正在逐渐让渡给“意识 III”。这种新的世界观属于一代崛起的年轻人，他们行动直接，相信社群的力量，热衷于自我定义。“对于大部分美国人，工作无需动脑，筋疲力竭，无聊，顺从，令人讨厌。这是一种需要忍受的过程，而‘生活’则被限制在‘下班之后’，” 莱齐写道。“处于‘意识 III’ 中的人们，则不以旧的垂直思维来看待职业这件事情。” 莱齐关于 “迷惑的六十年代” 理论获得了威廉-肖恩治下《纽约客》杂志的首肯。他在杂志上发表了部分选段，长逾七十页。此后，《绿色革命》霸占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好几个月。

这种已有五十年历史的理论，却常常受到共享经济支持者的推崇。和莱齐一样，他们逃避每周四十小时工作的折磨，愿意去寻找一种更加自由的工作方式。这种以提高工作效率为核心的反叛精神，对于“意识 III”一代的人们来说，则更有吸引力。这些人被称为“千禧一代”。

“现在，人们比以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想要做的职业。” The Muse 职业网站的 CEO 凯瑟琳·明舒（Kathryn Minshew）这样说道。她与人合著了《工作新法则》（The New Rules of Work）。二十多岁时，她从麦肯锡的咨询工作离职，想要找到一份更加独特的工作，于是她创办了 The Muse。那时，她并不知道“一份更加独特的工作”应该是什么，而她的同龄人也似乎毫无头绪。后来，Aspect Ventures 的投资人珍妮佛·方思塔德（Jennifer Fonstad）为明舒的公司背书并投资。方思塔德告诉我，“工作的未来”现在是投资风口了。

像凯特琳·康娜斯这样怀有梦想的年轻人不计其数。他们去到任何地方，都会发现尚未实现的商业机会。有些人的职业发展最终走向双面自我的路线：有的程序员同时也当 DJ，有些雕塑家的另一份工作是咨询顾问；他们是靠 Instagram 出名的时尚达人，有的还有几集电视节目试演合同。他们为了钱而工作，但同时也为了热爱，或是习惯去体验一种自我的对立面。这种双面人的生活，也是零工生活的一种——自己安排，薪酬来源多样化，反抗组织限制——而这些工作的时髦性则使得 Lyft 司机、TaskRabbit 周末帮手等等职业更容易在文化上获得认同。但双面生活是一种奢侈，它只对那些生活中“选择太多”的人适用。令人尴尬的问题是，那些革命性的六零后思想，到底将谁从工作的缰绳里释放出来了呢？

━━━━━

凯特琳·康娜斯的公寓越来越紧俏，而她也开始面临一些出乎意料的挑战：房间清扫得做得更快，宾客的问题需要更及时的回答，即使她身处国外，无网可用。当 Airbnb 上的事儿几乎变成她的全职工作时，她找到了一家叫做“快乐房东”（Happy Host）的管理公司，把预定、清扫、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杂事都托付给他们。“快乐房东”通常收取百分之二十五的服务费，但康娜斯觉得这钱花得值当。“我想，他们什么都能帮你搞定？” 她说道，“（这服务）我要了！”

后来，我去拜访“快乐房东”的创始人布雷克·辛克利（Blake Hinckley）。他的 LOFT 位于百老汇上，距离著名的 Strand 书店只隔着一条街。电梯门直通客厅，里面家具不多，但很有调性：焦糖色的皮沙发，颜色鲜亮明快的艺术品。辛克利今年二十九岁，金色的波浪卷发，圆眼镜，短短的，有一点古怪的胡子。他毕业于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主修英语和经济双专业，曾经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上班，负责评估大公司的效率。虽然每年有近300天都在外奔波出差，他在波士顿还是租了一套公寓。后来他计算发现，如果把那套房子放在 Airbnb 上出租，那么他能够赚到上万美金的额外收入。在纽约咨询时，他遇到了现在的女友。“这种被派遣到克利夫兰，然后做新的一轮‘扁平化’—— BCG 对‘裁员’的委婉说法——的感觉简直是灾难性的。”他说道。他最终辞去了这份工作。

辛克利和三个室友一起将他们的公寓放到了 Airbnb 上（“华丽的格林威治村四室 LOFT”）。“快乐房东”还提供专业照相服务，而他们给自己公寓的照片则被拿来给客户们欣赏。除照相之外，“快乐房东”还代写房源介绍，过滤预定申请，安排入住，与客人碰面，回复邮件，提供肥皂、毛巾和红酒。辛克利的员工们时刻待命，准备应对紧急情况。他们的一名房东客户曾经为了“像纽约客一样”节省空间，在烤炉下方的抽屉里放满了文件和信函。结果，一位巴伐利亚来的客人在烘焙时，差点把整个厨房都点着了。

下午的时光慢慢逝去，从公寓“西向的窗户”透进来的“无与伦比的自然光”也逐渐昏暗下来。两排——每排七个——像锣一样的铃铛各自“咚”地响了一声。“这东西叫加麦拉通！”辛克利解释道，“我的室友出海航行，在路上看到了加麦拉通这种乐器，周身顿时泛起神圣的宗教感。”

辛克利告诉我，他们的主要客户来自创意行业，一般比较富有。“创始人、咨询顾问、私募基金经理对我们的服务相当感兴趣，因为他们太忙了，不可能在一小时内回复客户，或者在凌晨一点钟爬起来帮喝醉了的客人开房门，”他说。“而且，我们的定价模式很受客户的欢迎。” 如果一套房子总是有人定，那么说明它定价太低；如果空房率太高，说明它定价过高。他们更喜欢长期租客，因为清洁和转租等事宜会抬高转手成本。“开心房东”使用自己研发的专有算法来给房屋定价。

如何确定自己的客户呢？辛克利首先评估公寓的装饰（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附上设计师信息）、设施、以及位置。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在一个叫 AirDNA 的网站上输入了我家的邮政编码。这家第三方网站收集了全国各地的 Airbnb 市场价格信息。

“你家附近有47处房源，” 他一边盯着电脑屏幕一边说。“71%的房源已经租满。中位数收入大约在31000美元／年，房源成本22800美元／年。” 他耸耸肩：利润率好低。“我们喜欢的社区基本上都在这条趋势线上排很高的位置。” 他打开了另一份数据表。“苏荷区、格林威治村。在那儿，有的房子如果全年出租的话，能收入55000美元。” 他睁大眼睛盯着我，“这真是疯了。”

━━━━━

在市场推广材料上，Airbnb 自诩为 “中产阶级的经济生命线”。该公司在去年十二月提供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将位于少数族裔聚居区的 Airbnb 房源与传统酒店标记在了同一张地图上。包括纽约在内，有七座城市的“位于少数族裔区 Airbnb 房源比例” 大于 “位于少数族裔区酒店比例”。老年人平均每年能够从 Airbnb 赚到将近六千美金。“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财富下沉到普通人手里。”Airbnb 的策略师克里斯·勒汉（Chris Lehane）解释说。

当然，这种“下沉”并不是均等的。2014年，一份由纽约州总检察长作出的研究报告显示，本州有一半的 Airbnb 收入都来源于三个曼哈顿的街区：格林威治村-苏荷区走廊，下东区，和切尔西区。不可否认，如果你能靠自己在皇后区的房子每年赚到5500美元，那当然很好——好到你根本不会在乎在银行工作的表哥每年能靠着西村的破床位赚到比你多十倍的收入，或者他通过”快乐房东“每年挣更多的钱。但是，想象一下：你的隔壁邻居手头比你宽裕，决定花一部分租金买些新家具，提供带客服务。他的评分上升，于是他相应地提高了自己的房租——当然，他也有可能保持低价，以保证持续不断的客源。现在，你的房子在这个社区里已经失去了竞争力，还能在市场里坚持多久?

那天早上，我在电话里向勒汉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白宫任职时，人们管他叫“灾难大师”，因为他有着出色的危机管理能力。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市场最顶端的军备竞赛也能裨益那些冷门街区的房源。“这是一种波纹效应，”他解释道。

一个有竞争力的 Airbnb 房东会在皇后区雇佣清洁工、装修工人，这样能为社区提供就业机会，而房客——勒汉特别强调，有些更喜欢住在偏僻的街区——可能会在社区附近消费。“我们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运作模式，“ 他告诉我。挂电话后，他又发来了一封六百字的邮件仔细解释，过了一会儿又发来一封。

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富人在后期获取财富的方式更加被动，主要通过房地产、投资、继承等方式，而没有叼着金汤匙出生的普通人们，则需要通过工作来换取财富。Airbnb 则让所有人都能通过一间空房赚取“被动收入”。

但在竞争力较强的市场中，富人仍然有他们的优势，所以，“快乐房东”这样的公司才有市场。现在，每座 Airbnb 重点城市（伦敦、巴黎、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新奥尔良等）都拥有数家与“快乐房东”类似的公司，迎合市场越来越高的胃口。在纽约的另一家成立两年的竞品公司“都会管家”（MetroButler）拥有22家合作商，2家清洁公司，去年收购了同行 Proprly。“都会管家”的联合创始人布兰登·麦肯齐（Brandon McKenzie）曾经用 Airbnb 收来的租金还他的法学院助学贷款，那时他意识到，短租能够支撑起一整个服务行业。“我们就像在淘金热中卖尖嘴锄头的小贩一样。” 他说。

其他同行也同样野心勃勃。“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巨头公司。” 阿米亚德·索托说道。他和他的孪生弟弟在特拉维夫共同创办了一家叫做 Guesty 的公司，帮助房东处理预定。Guesty 现在拥有75名员工，而索托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试图招募更多人。剩下的体力劳动，大部分公司会转包给其他 app 上的公司——Handy, Postmates 等等——或雇佣兼职工人。共享经济不仅挑战了现有的模式，还创造了新的劳动力。

━━━━━

一个下着小雨的下午，我与鲍比·阿兰（Bobby Allan）见了面。他是“都会管家”的工人，彼时他正在清扫一套房间。阿兰毕业于音乐学院，是一名演员和歌手，二十有余的年龄。去年夏天他来到“都会管家”，给 Proprly 管理的公寓打零工。同时，他在餐厅当侍应生，给小朋友的派对做主持。

在“都会管家”，他是一名兼职外包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但他并不在乎：零工让他有时间去尝试更激动人心的事情（比如在 Syfy 频道的节目《互联网毁掉了我的生活》里客串出演）。“都会管家”给他两小时五十美金的清扫费用，如果他带客入住，就再涨十元。“你会遇到很多疯疯癫癫的人，”他告诉我。那天他清扫的那套房是一间带有小花园的公寓，后面还有儿童房，他常常被派来打扫清洁。他将公司派发的清洁床单铺在皇后尺寸的床上，将写有“都会管家”字样的小瓶洗发水和护发素摆在床头柜上。他发现一盏写字灯的灯泡熄了，也做了相应记录。

在儿童房里，阿兰给双人床铺上雪白的床单，以惊人的速度给被子上被套，卷了一卷浴巾和手巾，摆在床正中间。作为自由职业工人，他的第一份退税单让他吃了一惊，不过这份工作在其他方面也相当有益。他对着手机上检查了一番——每项工作都在一张房间的平面图上标记出来，“都会管家”通过这个 app 实时监督他的工作。任务完成后，他给每一项细节都打上了勾，给房间照了张相。拖地时，他哼起了舞曲《火鸟》的最终章。

通常，所有效率的提高都会造成赢家和输家。Uber 省了乘客的车费，但影响了司机的收入。Airbnb 让那些住不起好酒店的人的旅行更加便宜，但这也意味着旅游业的收入将无法直接进入那些全职员工的腰包——饭店服务员、拎包小哥以及厨子们。

对于勒汉这样的人来说，劳动市场的置换是一件好事。与在希尔顿刷马桶相比，你现在可以随时随地直接获取报酬。但这种思维有个前提——零工和全职服务生的社会地位相同。然而现在看来，情况并不是这样。几年前，波士顿学院一名叫朱丽叶·B·朔尔（Juliet B. Schor）的社会学教授采访了43位在 Airbnb、Turo（类似 Airbnb 的汽车租赁平台）和 TaskRabbit 上赚钱的年轻人们。她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像赛思·F 那样，属于白领高知人群。另一份研究显示，那些完全依靠零工赚钱的人比仅靠零工补贴零用的人群要不满得多。

所以，在现有模式下，零工经济并未将财富向下分配，而是将传统服务业的收入装进了更高阶层人们的口袋里。这种虹吸效应悄悄地将财富向上缓慢抽干，而在现实中，由于交易越来越频繁，这种零工赚来的小钱已能为许多人提供现金流。

━━━━━

耶鲁大学政治教授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在他2006年出版的作品《风险转移：新型的经济不安全和美国梦的衰落》里，描述了美国政府部门和大公司在几十年时间里，将风险从社会保障机制转嫁给个人的过程。虽然美国社会财富仍然在增加，但对于“经济不安全”的担忧，在过去一代人身上已经愈发明显。

哈克将这种变化归咎于“个人责任运动”——它起源于六十年代对一种道德风险的执念：如果你对结果无须负责，就会做出更冒险的决定。而这一理论的保守版本则是：穷人应该更努力。不过，虽然哈克并未详述他的“自由主义版本”，但这种形态与莱齐的“意识 III”概念不谋而合。

在这一类观念的引导下，创新和颠覆旧的模式并不困难，但建立长期的社会保障机制则要困难许多。如果我们接受勒汉的假设，认为目前美国社会的“安全网”已经千疮百孔，而只有零工平台能够保证人们的腰包暖和，那么共享经济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必须得到相应的管理。

如何才能让这种新模式永续发展下去呢？“我们应该设计一种更灵活的劳动——市场管理模式，” 哈克这样告诉我。他青睐单一类型的雇佣关系。“我认为，如果你为别人工作，那么你就是一个职员（employee）。” 他说。“职员拥有社会保障，这些社会保障必须与工作的性质脱钩。”

然而，对于许多像赛思·F 这样，依赖零工生活的人来说，要想获取稳定的社会保障，或拿到 W-2 税单（获得“职员”地位），仍然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构想。赛思·F 挂完客厅里的几幅画后，我带他进了餐厅。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件小小的电钻和几颗螺丝，开始在石膏上钻洞。下一幅要挂上去的，是一幅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的画作：一个方框套着另一个方框。赛思用激光笔比划了一下水平线，“这是我最喜欢的工具。” 他的语气里带着得意。他很少与其他的帮手见面，也没有什么同事，可以互相吐槽一下工作。现在，虽然他的工作很灵活性，但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做零工真的很孤独，” 他告诉我。完成工作后，他把电钻落在了我家。第二天，当他回头来取时，我并不在家。他取走电钻后就离开了。

我再也没见过他。

━━━━━

撰文：Nathan Heller 编译：肖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