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上海因为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远东好莱坞”和如今亚太地区最具规模和影响力之一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而在中国和世界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今年，第20届上海电影节已于上周末（6月17日）开幕。

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和戛纳、柏林等电影节比肩的国际A类电影节，上影节能够从1993年到如今顺利走到第25个年头第20届，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和城市中热爱电影的人的全力付出。而上海去年也重回“全国拥有影院数和银幕数最多城市”的地位（截止2016年，拥有253家影院、1416块银幕、观影人次7300万次、总票房30.37亿元）。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就。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有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445部影片参加展映，这些电影会在全市45家影院、51块银幕放映1363场。来自中国和全球的70多位电影界重量级嘉宾将会参与约17场金爵论坛。

上影节，对于影迷来说是抢票的刺激，是坐在影院里灯光熄灭后看到心仪已久电影的愉悦；对于电影记者来说，是一年中最能全方位了解行业动态、观察市场走向、与业内资深人士深度沟通的时刻；而对于电影节的幕后工作者来说，则意味着在筹备、策展和接待嘉宾、媒体等方面细致入微的考量，几个月忙碌、紧张甚至不眠不休的工作。

“世界排片第一人”王佳彦——如果再给我一天，我可以排得更好

有关上海电影节25年来的历史进程，68岁的王佳彦绝对是最权威的发言人。从第一届上海电影节开始，王佳彦就参与其中，亲历了上影节的发展与成长，上影节的“这些人那些事”，他能从最初开始讲起。

早在上影节举办之前的1991年，王佳彦就参与了国内首家五星级影院——上海影城的筹备工作，并在此后担任了上海影城副总经理。据他介绍，正是因为有了这座在当时全国首家拥有五个放映厅的影城，让上海的许多老艺术家张骏祥、徐桑楚、谢晋、白杨、秦怡、吴贻弓等有了能不能在上海举办一个国际性电影节的想法。之后他们就向国际制片人协会申报，对方于1993年初派官员别雷松来到上海进行考察，王佳彦就是接待人员之一。当年，他和同事们带别雷松参观影城的整体设施，之后，上海影城和其他几家电影院顺利通过考察，同年第一届上海电影节就在十月顺利举办了。“金秋十月嘛！”老王笑着说。

A类的国际电影节，必须具备三大条件是展映，评奖，市场。

而第一届上影节时，王佳彦就是市场部的负责人。受当时的市场条件限制，上影节的交易市场并不是在如今可搭建展馆约10000平方米的上海展览中心，而是在上海影城5楼的几间会议室里搭起展台的。“当时参加的电影公司比较少，国内的有珠影、北影、上影、八一、长影、峨眉等，国外只有一家公司参加。 没有那么多的人来，也没有那么大的场地，但是有了这么一个市场，电影节的雏形就有了。”

展映方面，1993年首届上海电影节时，有8家影院11块银幕参与了展映。“当时参展影片本身也就不多，一百多部吧，场次也不多，翻译都是同声翻译，就是找懂英文的在那念，银幕中角色说一句，翻译就说一句。后来是时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的张元民想出打字幕的方法，先打印好字幕，然后同步到字幕器上。”老王回忆，当时的电影票还需要手写片名。

虽然市场不大、展映片不多，但第一届上影节的国际评委阵容梦幻，评委会主席是谢晋，评委成员有日本导演大岛渚，中国香港导演徐克，美国导演奥立弗·斯通，那年获得首届金爵奖最佳影片的是台湾电影《无言的山丘》。举办第二届时，上海电影节就已经被国际制片人协会评为A类电影节了。

参与过市场部工作的老王，此后又在上影节活动办、新闻部、影展部等部门服务过，几乎是轮转了所有岗位和部门。2006年，上影集团改制，王佳彦提前退休，卸任上海影城副总经理一职，但他依然每年为电影节排片。

上影节的展映影片一般可以分为五大类型，一是上一届电影节举办之后出现的新片，其中包括选择在上影节举行世界首映的影片；二是在其他国际电影节上拿到提名或者奖项的影评，比如美国奥斯卡奖、柏林金熊奖、戛纳金棕榈奖等；三是国际知名导演和演员的电影；四是在世界电影史上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往年的费德里科·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和今年的法斯宾德展映单元，以及从2012年开设的热门老电影4K修复单元（今年的黑泽明4K修复版《七武士》就一票难求）；五是各个国家电影周放映的本国影片，比如今年的“一带一路”专题展。

如何把这五大类上千部电影合理安排在9天时间里（今年展映时间首次延长为十天）于四十多家影院的五十多块银幕上放映，就是老王的工作了。

最初影片数量少的时候，老王是手动排片的。在胶片年代，受拷贝数量限制，排片首先要确保的就是不能多家影院同时放映一部电影，“因为就一个拷贝。这家影院放完了，才能送去另外的影院。不可能说上一场放完了下一场就放。”现在，尽管数字电影已经打破了这种限制，但老王还是保留了当时的排片习惯。“这样排的好处就是给影迷提供了一个机会，我礼拜一没空了，可以礼拜三看。” 

而不冲突还仅仅是排片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老王介绍，“比如我们市中心的白领很多，放武打打斗片，他们不一定喜欢。你在郊县或者比较远的地方放一些法国的温情回忆片，他们也不一定喜欢。像大师回顾的影片就必须放到市中心的影城。”

“另外我们也是有尺度的”，老王向界面娱乐展示了他的排片表，“你看这个红颜色的，我们就是放夜场，这是我之前审片时自己做的记号，我就知道这部电影一些镜头少儿不宜，放在白天如果有家长带着孩子去看就不好了。另外血腥、暴力、恐怖的，我也都尽量排到晚上。”

“我每天不是最后一个离开，但我必是第一个来。清晨静静的有利于工作，面对墙上45家影院53块银幕，我的任务就是让五百多部中外电影合理的排在每一个时间点，电影节就指望它了。责任重于泰山，老夫不敢怠慢，此时唯我最大，过后角落一边。”本届上影节开幕之前，老王曾发过这样一条微博。

老王笑言自己是“世界排片第一人”，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影节有这么多影院参与展映，也没有这么多需要通盘考虑要的排片因素。尽管上海电影节每一年都在进步，变得更加成熟，但排片这么多年的老王，还是遇到过几次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比如，有的国家寄来的是办公文件，里面不是电影拷贝全都是表格，还有的国家寄来的拷贝并不是要在上影节展映的电影，诸如此类。

老王回忆里“被围攻”经历发生在2004年上影节，由于片方、发行方等各方面的问题，章子怡主演的电影《茉莉花开》的拷贝直到原定的展映时间还是没有到，无奈之下影院只能临时放映一部美国电影，但《茉莉花开》已经卖出影票1188张，看不到电影的观众毫不买账。“当时我是上海影城的副总，分管业务，又是影展部的负责人，冲在第一线的，我就把观众请到会议室，说你们不要吵了，现在影城里随便哪部影片，你们都可以去看。你们的票子我给你们签上我的名字，以后《茉莉花开》公映的时候你们可以拿着这张票子来看，大家就这么同意了。其实等我退休了，《茉莉花开》也没放。”

对于这种不是自己工作的失误，老王的态度是，“不要解释，遇到就是倒霉。” 他每年都要和影城的人再三提醒，一定要避免放映事故，“有的人说我安排了500场，就错了十场，失误率其实微乎其微。但是对买到这场电影的观众来说，那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为了每一位观众的百分之百，老王在排片这件事上，始终坚持尽善尽美，但他也说，“回头想想，如果再给我一天，我可以排得更好。这就跟考试一样，总是感觉还差一天。”这是老王多年来一个人的“战斗”，而这份工作也让老王成了“上影节期间限定网红”，他的微博账号“四眼老王”总被各路网友@反映放映事故或要求增加排片场次。

界面娱乐采访老王当天，他刚刚完成排片工作，“昨天排片结束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关注我们的售票系统，售票情况怎么样。有的影片票卖光了，是不是要加场，有的影片票卖不动，那我们是不是要换一部，我每天要做这样的事情。”

字幕组——看电影的人里我们最紧张

上海国际电影节，除了有老王这样从第一届就开始参与的“老人”为之服务，也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进来。大学生志愿者就是“新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年志愿者的招募从5月开始，招募渠道包括横幅、海报、宣讲会等，之后会有志愿者的面试环节。在确认录取之后，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也会组织培训大会，并发放培训手册，且在明确具体任务后再次培训。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逸飞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是她做上影节志愿者的第二年，她在上影节的外宾接待办公室工作，主要工作是收集学校志愿者的档期并且给他们排班。据王逸飞介绍，今年接待组报名的同学有260人左右，经过英语水平、时间档期等多纬度的筛选之后，最终留下了130人左右。

每年上影节期间接待嘉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有的嘉宾的抵沪航班在凌晨，志愿者就会提前一天住在浦东机场附近的宾馆，以求准时接到他们。接待处的志愿者能经常接到明星级的嘉宾，或者有机会跟随嘉宾进入开闭幕式，有可能见到自己喜欢的明星，但这份工作福利背后是更大的辛苦，毕竟如何在不冒犯粉丝的前提下保护好嘉宾的安全，顺利护送他到酒店或者活动地对于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年是上海电影节25周年，还有新增的”一带一路”展映单元，接待外宾的工作量无疑更大了。

要说起比见明星更让影迷羡慕的志愿者福利是什么呢？肯定就是看电影了。字幕组的志愿者就是专职看电影的，但他们的工作没有听起来轻松。

每年的电影节，不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影迷们首先要关心当然是能不能买到心仪的电影票，但能买到票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不仅还有取票、转场等环节，即使是一切顺利，坐进了电影院，同样还有需要担心的问题，那便是字幕的翻译质量和现场字幕员的临场反应。

国内的电影节展映单元，目前普遍都是采用在屏幕前架设字幕机，同时后台有现场字幕工作人员手工同步字幕的方法，来实现国外电影在电影节的展映。这一方法不仅要求字幕同步人员对电影剧情烂熟于心，同时也要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和临场反应，但由于人工操作的不确定性，无论如何与影片内嵌字幕相比，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影节组委会也率先在参加展映的8家影院9个影厅，实现一百多部热门影片字幕的同步播放工作。由于实现字幕同步需要大概三天的工作时间，鉴于不少展映影片的拷贝素材抵达时间太晚，所以无法将所有五百多部展映片都运用上这项技术。因此本届的上影节电影展映，依然会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影片，是依靠传统的现场字幕机和字幕人员操作来实现字幕播放。

就在6月11日上影节开票当天，界面娱乐记者探访了上影节组委会所在地艺海大厦，当天有不少本届电影节志愿者前往报道和接受培训，记者也跟随了几位负责字幕工作的志愿者，一道学习了电影展映中字幕播放的操作流程。不大的房间里，除了播放电影的投影大屏幕，剩下的设备就只有一台电脑和字幕机而已，通过专用的数据线将字幕机与电脑连接，剩下的工作就需要依靠字幕员来进行了。

在电脑上打开专门用于字幕机播放字幕的软件，当场需要播放的字幕需要提前录入，这些字幕的来源则是字幕组的翻译人员。点击字幕播放软件上的开始，敲击键盘上的回车键，一句句字幕便会开始出现在字幕机上，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接下来的的工作完全需要依靠字幕员的个人临场反应来完成。字幕的播放与电影的播放是完全同步的，在剧情展开之前，片头的一系列信息同样需要依靠字幕来呈现，现场两位字幕员为一组来播放字幕，以保证全程字幕员都有足够的专注力从而避免失误。

当然最大的挑战还是电影人物出场之后，大量台词字幕的播放，这既需要现在的字幕员对剧情和人物台词足够熟悉，到达了然于胸的程度，同时也考验着字幕员的临场反应和心理素质，字幕能够跟上剧情只是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字幕出现的节奏也需要足够精确，从而确保现场观众能够有良好的观影体验。在现场学习字幕播放时，大屏幕上放出了昆汀的代表作《低俗小说》，而几位同学和记者本人亲自操作时，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字幕跟不上人物对白，或者对于剧情不熟悉导致字幕播放太早的情况。

现场教学的工作人员表示，软件操作其实很简单，但在正式上岗之前，每个人最重要的是熟悉自己播放的影片，需要反复的去看电影，尽可能的熟悉剧情和台词，才能保证现场操作不失误。英语对白的电影可能对于大多数志愿者来说还不在话下，但展映电影有不少是非英语影片，其中一部分有英语硬字幕的还好，最困难的则是非英语片不带英语字幕，这就需要字幕员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否则一旦失误即使想纠正都无能为力了。

对于这些新加入的志愿者来说，他们之后要面对的是真正在上百人的影厅里播放字幕，挑剔的影迷是不会接受忽快忽慢的字幕出现的，压力可想而知。几位同学也纷纷表示虽然比自己预想的还要难一些，所以心里难免紧张，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会尽最大努力去练习以保证现场的表现，为到场观众带去最好的观影体验。

相比还需要接受培训的新志愿者，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依然有不少“老同志”活跃在志愿者的第一线，一位参与了多届上影节字幕播放的“老志愿者”也接受了界面娱乐的采访。如果你现在去新浪微博，搜索《暗杀教室》和生日快乐的关键词，就能看到不少去年6日17的微博，都会提到当天在上海大光明影城展映的《暗杀教室》出片尾字幕时，字幕机上打出了“二宫和也 生日快乐”的字幕，现场一片沸腾，让不少二宫和也的粉丝感动不已。

这一贴心之举，正是这位“老志愿者”与他当时搭档的神来之笔：“电影《暗杀教室》这部电影放映前20分钟的时候，我的搭档发现二宫和也生日正好是这一天生日，我们打算在电影结束的时候上一个生日贺词祝福一下。然后全场就沸腾了，很多闪光灯啊什么的，还挺震撼的。”除了这样的彩蛋之外，他还提到在有些深夜场电影，他们还会温馨提示，让影迷回去的时候路上小心，同时也会预报天气情况。

当然，除了给影迷和粉丝惊喜，“老志愿者”也给现场影迷带去过惊吓，在一场法国电影的放映过程中，他没有提前准备，到了现场才发现电影并没有英语字幕可以参照，结果在字幕播放过程中，一句错则句句错，最终影片放完，字幕也没能回到正轨。那正好是他第一次现场担当字幕员，同时也是他唯一一次发生那样的失误。

影迷们最关心的是买票和观影，字幕当然也是观影体验重要的部分，买不到票他们会骂，字幕播的不好他们也会骂，但这些体验背后始终还是有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为之付出着努力，不过生而为人不可能滴水不漏，所以当字幕出现些许错漏时，想想背后那些字幕背后的人的付出，不论是翻译或字幕员，都值得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而非谩骂，这只是一场电影，仅此而已。当最后所有字幕走完，字幕机上会出现两个名字，那便是现场的两位字幕员，如果你能看到，也请为他们鼓鼓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