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飞

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周璇在《夜上海》里唱的“你是一个不夜城”，勾勒出东方巴黎的美丽与梦幻。

百年沧桑世事无常，曾经的华语电影之都，早已从上海转向香港，又在两岸三地融合的历史背景下，轮转到北京，但尽管如此，也丝毫不妨碍，曾经的“上海滩”依旧是光影的梦想开花之地——6月17日-26日，为期9天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魔都”拉开序幕。自1993年肇始的上影节，名列全球15个国际A类电影节之中，其规格与规模在华语电影节里尚属翘楚。

然而，倘若放在国际A类电影节的坐标系中，无论是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交锋、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互补与推动、新晋影人的拔擢与遴选、电影艺术与城市文化的筑基与共融，上影节依旧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放在中国银幕数早已成为世界第一，票房总量又“坐二望一”的大背景下，以上影节为代表的华语电影节，或许该重新规划未来的发展路径与核心诉求：是依托市场，做更大更好的市场交易平台？是建立独立品味与调性，呈现风格各异的多元化电影文化？是甘为“新锐导演的表演舞台”，做电影界的“人力资源库”？还是依靠“聚合效应”，让电影节成为城市经济文化版图的重要支柱？

1.内地电影节速览：“庙堂之高”要做“高大全”，“江湖之远”则“小而精”

1895年，卢米埃兄弟在巴黎“大咖啡馆”放映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拉开了光影艺术的宏伟大幕；1932年，世界上第一个电影节在意大利威尼斯诞生，集艺术与商业于一身的“电影人狂欢”就此展开。如今，全球平均每年会举办大大小小 400 多个电影节，杂糅工业、艺术、文化和商业等领域，构成了多元化电影盛宴。

对大型展会与集体表演有着蜜汁迷恋的中国人，自然在电影节上不甘人后。有官方背景的电影节，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金鸡百花电影节、丝绸之路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长春电影节等。具有雄厚的官方政策、资金、人力等全方位支持，“居庙堂之高”的官方电影节力图做到“高大全”：

上海国际电影节历来以“亚洲第一红毯”自居，与同属国际A类的日本东京电影节有一较高下的意味；而从2011年创办至今，“年纪”尚小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早就打出了“做亚洲第一”的称号；金鸡百花电影节则源自1962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和1981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城市轮换办节模式，让金鸡百花电影节成为城市形象宣传的工具，其电影属性被一再削弱，奖项评选的公正与权威也一再受到质疑；丝绸之路电影节则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层面下的文化产物，分“陆上丝绸之路”西安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交替主办；而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与长春电影节，尽管影响力微弱，仍要在评奖之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处江湖之远”的民间电影节，有着体制外的尴尬身份，其本身所承载的电影文本，也大多散发出非主流、文艺、小众等鲜明属性。事实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电影节审批的难度，比院线电影的龙标要难得多。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前两届，只能以“北京国际电影季”为名。尽管知名导演谢飞曾为“放开电影节申办权限”奔走呼号，但松动的征兆仍无迹可寻。以至于“处江湖之远”的民间电影节只能用“影展”来举办——如FIRST青年电影展和中国独立影像展等——它们奖励后进，鼓励作者电影，已经发掘出《心迷宫》《我心雀跃》等诸多影片，虽然举办年限也均超过了10年，但总有“身份不明”的阴影。

2.定位模糊的路径困境：都想做“亚洲第一”，是抑制不住的政绩冲动

对电影界而言，关于电影节的研究并不是关注的焦点。大众媒体热衷于追逐导演、明星、制片人等业内大腕，在碎片化的信息中迷失自我；而理论研究者则更加关注电影“文本”本身，电影节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反倒成了“备受关注”的研究盲区。

然而，大众对电影节的关注与吐槽却无处不在。这些或许是内地电影节的通病与痼疾：来自欧洲的大导演们看似名气大段位高，却早已过了巅峰时期；好莱坞明星们更像是点缀和串场，走完秀立马打飞的走人；开幕式是国内大小剧组的红毯秀，“星光黯淡”可以一再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标题上；闭幕式活动则必然是奖项的归属，“双黄蛋”与“三黄蛋”的频出，让外界质疑声不断；即便较少被挑刺的展映单元，软件服务却总在拉后腿，屏幕放映比例不符、黄牛党囤票转卖、显示满场却有大量增票、开票当日服务器宕机……

如此种种，折射出对电影节探讨的缺失——事实上，电影节的研究价值和挖掘空间可谓广阔——正是“高大全”思路上的路径困境，让内地电影节总或多或少地面临尴尬处境：戛纳、柏林、威尼斯显然是它们的标杆与旗帜，从电影展映到电影市场，从主体论坛到项目创投，从奖项评选到活动盛典，电影节的整体架构无疑规模庞大、气势雄伟，最后再搭上“互联网+”、“新媒体”等时下热门话题，又显得与时俱进——把电影节等同于大型展会的办节思路，是政绩冲动的某种折射，难怪有评论称上影节依旧长路漫漫，“拥有远超北京、香港、台北的一流硬件，却在软件上一直难以改进提升”。

至于金鸡百花电影节一类，早已沦为所谓“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替死鬼。罔顾电影艺术规律，无视电影节办节惯例，又牵涉赤裸裸的政绩考量与形象推广，所谓的金鸡奖与百花奖只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3.欧洲电影节的他山之石：在全球话语体系里，寻求自我表达的空间

在好莱坞体系之外欧洲电影节，为内地电影节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他山之石”。“电影节是一个无关政治、无人管辖的国度。如果人们能直接交流，并说着同一种语言，那么电影节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的缩影。”无论是戛纳、柏林还是威尼斯，都体现了电影节的最大意义——实现了全球话语的可能，让世界各地的电影人能够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与交流。在电影节所提供的文化桥梁之上，各国电影人之间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和自我表现的空间。

在展现文化魅力和释放光影想象力之外，欧洲电影节还通过独立的定位，实现了多样文化的保存与呈现。无论是比利时蒙斯的“国际爱情电影节”，还是捷克布拉格的“国际人权纪录片电影节”，都将主题开宗明义。在寻求全球化的表达方式同时，特色化的小电影节能够彰显自我特色，也能够将自我个体的声音进行充分的表达，为更多人听见。

拔擢电影新人同样是电影节的重要功能之一，被称作“世界新锐导演最重要舞台”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挖掘出了法斯宾德、文德斯、吉姆·贾穆什等人，还通过设置援助资金，让苦于找不到投资人的“菜鸟”们拿到投资——王小帅、娄烨就曾受到过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资金支持。

戛纳不仅是艺术与商业的完美融合体，还告诉中国城市如何打造以电影为主题的城市品牌：这座原本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人口仅有7.4万的小渔村，在电影节的经营下，成为世界著名旅游城市，拥有了艺术性与人文性并存的城市文化基底。为什么戛纳能成功？因为电影节能把旅游、住宿、餐饮等消费结合起来，“聚合效应”的光环成就了电影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共生关系，是前者成为城市经济文化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4.资本时代的电影梦想：有市场却无创作，折射浮躁的魔幻行业现实

业内认为，推动艺术发展，实现文化交流；提供交易平台，调节市场供需；挖掘电影人才，推动电影发展；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国家形象，是电影节的四大功能指向。乱象丛生的内地电影节，并非不懂，而是它处在资本进场的魔幻现实里。

仅以上影节为例——它被称为“小龙虾电影节”——就在这一年一度的盛会里，有数不清的色彩斑斓的酒会。混迹在人群中的，有嫩模有网红，有知名演员和大咖导演，有厂商老总也有怀揣电影梦的年轻人。在“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自带纸醉金迷属性的电影节，带来了五光十色的欲望图景。

一方面，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中国，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绝佳题材，其关于时代变迁、社会割裂、身份认同等母题闪耀着现实魔力，中国电影对中国现实的呈现和挖掘远远不够。夸张地说，中国电影的国际认可度并没超越第五代导演，无论是《红高粱》还是《霸王别姬》，依旧是西方人眼中富有东方特色的民族影像；而在此之后，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王全安等年轻导演不断在欧洲三大电影节有所斩获，却仍难逃“电影节电影”的范畴。

另一方面，中国电影行业与电影市场又是当代魔幻中国的某种缩影，有“魔都”之称的上海，提供了对其进行观察的绝佳窗口。还记得2016年，“台湾之光”李安对年轻导演和资本市场的谆谆告诫吗？他发出的警告振聋发聩，浮躁的市场总在揠苗助长，劝告年轻导演“别着急”，瞬间刷遍了中国电影人的朋友圈。

如今忠告尤言在耳，中国电影产业的真相，却在密密麻麻的新片计划单里显露无疑：有自媒体统计，2016年上影节期间，各大片方公布了总量接近1000部的新片计划，如今一年过去，大多数项目仅仅才到“PPT阶段”，甚至仅有一个概念，“只有100部左右真正走向了孵化”。

内地电影节的前路在哪？或许答案还是其所承载的“文本”本身——华语电影的创作即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