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4月，一位英国商人从香港来到上海，在黄浦江边的理查饭店进行了中国大陆第一次电影放映；三十年代初，罗明佑利用沪港两地的资金在上海建立了联华影业公司；四十年代以后，沪港两地电影人频繁往来，两地真正开始合拍电影；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两地合拍戏曲片成为风潮，越剧电影《红楼梦》就是这股潮流的产物；八九十年代，沪港两地的合作交流持续深入；进入21世纪，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生效，更多香港电影人北上，其中一些目前已经成为内地电影市场的中坚力量。

沪港两地电影往来已有120年的历史，今年正值香港回归20周年，6月21日，上海电影节举办了沪港电影合作交流论坛，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影评人石川担纲主持，香港导演许鞍华、黄百鸣和唐季礼和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任仲伦一起探讨了各自沪港合作的经历，以自身多年从事电影制作的经验为沪港合作建言。

“华语电影”是集中艺术家的一面旗帜

任仲伦接掌上影集团恰恰是在2003年CEPA生效之时，从那时开始，上影集团和王家卫顺利合作了包括《2046》、《一代宗师》在内的五部作品。任仲伦表示，上影在内地能够比较早的和香港电影人合作，和他想要实践、推广“华语电影”概念密切相关。任仲伦回忆，十多年前，国产电影处于比较艰难的阶段，而韩国的很多电影、电视剧席卷中国，被称为“韩流”，“我们作为影视企业的领导心有不甘”，于是提出“华语电影”的概念，“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这批导演，香港一些优秀的导演，也包括台湾的一些导演，也包括李安、吴宇森等优秀的 海外导演。如果我们用华语电影这个旗帜把华语艺术家集中在一起的话，我们从总量上、影响上和导演的数量上不比韩国电影业差。”

许鞍华导演的很多部作品跟上海有关，《上海假期》、《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黄金时代》和《半生缘》都是和上海相关或者表现上海风土人情的作品。《上海假期》是许鞍华导演在1990年拍摄的作品，她说“那个时候我的事业处在低潮，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但在上海拍摄的过程非常愉快，“因为上海制片厂的传统特别的强，都是按照拍戏的规律来做的，比我在香港拍戏还要开心。” 

黄百鸣也赞同了这点，他强调“跟上海合作非常靠谱。” “我的《叶问1》、《叶问2》、《叶问3》基本上都是在上海拍的，来上海搭景，这个地方大，人才也好找，而且上海对电影界非常支持，我们拍戏觉得很舒服，好像在家里拍一样。”

各方认为上海和香港在电影方面合作能够如此融洽，内在的原因是两个城市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电影合作的投契本质上是两个城市文化精神的投契。

许鞍华导演谈到“我那代的香港人其实对上海很熟悉，60年代香港有一个小北角，都是上海人在住，上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融进去的，如果我妈妈去理发，他们要找上海的理发师，才觉得很酷，做旗袍也一定找上海师傅。这其实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香港人一般都比较尊重上海人的品位和生活的细节。” 而在任仲伦看来，两个城市都有很强的契约精神，由于文化背景的相似，两地艺术家对于电影的理解也有共通之处，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水土不服”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港片已死”已经被讨论多年了，如何兼顾大陆观众口味的同时保持自身的个性是摆在每个香港导演面前的课题。但在许鞍华导演眼中，“水土不服”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带着我的认识、我的认知，我知道的东西，我拍戏的节奏去排片，其实就已经在拍香港片了。” 在导演眼中拍好片中是最重要的，“如果来上海拍戏，上海的工作人员可以提供多一个维度的视角，你的剧本他们看是怎么样的？怎么扩大观众的范围，自己在修养方面学习怎么把戏拍得更好，我觉得反而是重要的。” “我怎么能找上海的投资拍回香港本土的电影，那不是很迂回吗。”

和许鞍华专注于导演相比，黄百鸣和唐季礼都是身兼数职，既是导演又是制片，同时也是影视公司的老板，他们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的对问题的理解更贴近商业和市场。

2016年，《叶问3》、《赏金猎人》和《反贪风暴2》，三部电影总票房将近15亿，作为出品人的黄百鸣有底气说自己“还没有遇到过“水土不服”的问题”。黄百鸣认为，合拍片政策帮助香港电影走出了90年代因金融危机、非典等等因素造成的黑暗期，但内地的电影竞争同样激烈。“我们的技术人员都是有经验的，这些经验带到了合拍片中。内地人才也多，学习又快，国内已经出现了非常多优秀的制片人、导演、演员。” 应对“水土不服”的经验就是“拍一些我们懂的，比较有优势的题材”，“比如功夫片还是香港人比较有优势，比如警匪片，反贪片，以前大陆没人拍的，我们来拍，当然现在有了。

唐季礼导演在拍摄动作片方面就有丰富的经验，从《红番区》到《神话》、再到《功夫瑜伽》，他影片的取景遍布世界各地，应对“水土不服”，唐季礼的方式是做出市场可以接受的合格的类型化产品。唐季礼认为创作者应该认识到，电影是一个娱乐商品。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些年轻的电影人想通过瞄准国际奖项，来打开国内市场的思路。在他看来，电影作为商业中的一环，拍摄者对于投资人应该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要局限今天拍港片还是上海电影，我们是拍电影给全世界看的。”

当任仲伦被问及，作为内地资方在和香港导演合作时会不会担心香港导演不接地气，任总开玩笑说：“在座的几位都是我们很好的合作伙伴，很好的朋友，唯一保持得比较彻底的就是香港的口音。”在座的嘉宾都认同沪港电影的合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融合走向发展的。而香港电影人北上让内地电影最为受益的是带来了一种先进的经验技术，“香港电影艺术家和制作公司的领导者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提升了对商业电影的理解，帮助我们补充了对电影制作体系的理解和支持。” 

这几年香港大陆的合拍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动向。最近几年比较成功的几部片子，比如说《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都是地道的公路题材混合了“主旋律”的电影，《七月与安生》、《盗墓笔记》也都是非常成功的类型化影片。

沪港电影合作从来都不是一个单向的流动，而是双向的互通，互相促进，共同成长。沪港合作对于提高华语电影和中国电影总体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保障，相信随着上海对电影扶持力度的增加，沪港电影合作将更加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