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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便民灶上的抗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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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便民灶上的抗癌细节

在这里,油烟的翻滚呈现平凡生活的景象。对于病人们来说,看似微小的善举也有着深刻的寓意:吃饭,活下去。

江西省肿瘤医院旁,家属和病人来到万佐成的抗癌厨房里做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家属们在便民灶上翻炒饭菜。灶的主人万佐成能从食材判断他们的亲人还能活多久:如果淡菜清汤突然换成肉荤,通常意味着病人命不久矣。

一个50多岁的女人就更换过食谱。有一次,她把丈夫常吃的炒青菜换成了鱼和鸭肉。第二天,她告诉万佐成的妻子熊庚香:“他想吃,但是吃不下,饭菜都倒了。”不久,医生便告诉她,丈夫的日子不多了。

在万佐成看来,这些生死的征兆都藏在一口锅的细节里。

卖早餐的万佐成是偶然做起这门“生意”的。

2003年,农民万佐成带着一家人搬到南昌市石泉村学院路,以卖油条、麻圆、豆浆等早点为业。

天刚亮,万佐成夫妇开始卖早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隔壁的肿瘤医院为万佐成提供了足够的客源。2006年的一个早上,万佐成正在炸油条。“能不能把炉子借给我们?”几个病人家属围过来问。妻子熊庚香端走油锅,把家里炒菜的铁锅借给他们。之后,家属们口耳相传,来借炉子炒菜的人便越来越多。

那时候,蜂窝煤5毛钱一块。早点是小本生意,万佐成不得不收一点成本费用:炒一个菜5毛,用高压锅炖汤收费1块。

按照他自己的粗略估算,11年来,4只煤炉已被癌症家属们租用超过10万次。

现在,每天最少也有30多人来这里做饭。一块蜂窝煤已经涨到了8毛5,这里的煤炉使用费只翻了一倍。这个收费,刚好和烧煤的成本持平。

万佐成会在每天凌晨4点起床切面,5点在家门口炸油条——油多面实,每斤面能出28根。

他租住在一栋老楼的一楼,40平方米的小屋面对着一条小巷。8点多,他收好摊,给巷子里的4个小煤炉生火。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万佐成夫妇租住的石泉村学院路一带是典型的城中村。往北走300米的路上,分布着15家廉价旅馆和36家小饭馆。

2017年8月28日下午4点,南昌市青山湖区学院路路口。摄影:翟星理

在当地语境中,石泉村通常与危旧房、脏乱差、低收入者聚居地关联。

一墙之外的江西省肿瘤医院是另一个世界。这个现代化的肿瘤医院门诊大厅,采用天窗式设计,四楼楼顶覆盖以透明玻璃。阳光能照亮整个大厅。

医院被繁华闹市包围。谁都明白“来到这里”的意义:一入此门,生死难测。为了不让气氛过于悲观,这里的病号服采用蓝色、橘红两种底色,并被印满了卡通维尼熊。

二楼门诊入口,每天都在上演悲喜故事。这天早上,一个年迈的女病人忽然拉住一个男人的手,“医生说我复查结果良好!”

男人并不认识她。就在刚刚,他12岁的儿子被医生初检患有淋巴癌。医生的诊断没有让他倒下。听完女人的话,他的身体却干瘪下来。“这不公平。”

门诊三楼以上是住院部。在放射科治疗二科病房里,徐春霞(化名)今天的心情不错。中午,她的儿子和女儿会开车从景德镇来看她丈夫。

自从57岁的丈夫在上海被诊断患有脑瘤后,她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

“瘤包住动脉了,不能动手术。你带他回家吧。”2017年7月底,医生告诉她。

“还能活多久?”她问。

“一个半月。”医生说。

带丈夫来江西省肿瘤医院接受保守疗法,她只是为了争取一丝希望。但生活艰难:在这里,丈夫一个半月的疗程就需要8万元,远超家中积蓄。儿子下半年也要结婚。“女方也不理解。”她说。

癌症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只有在做饭的时候,她才回归到平凡生活里。

刚过9点,她出门买菜,再去万佐成家给丈夫做饭。她一天只来一次。病房里有微波炉,中午的剩饭,晚上还能加热吃。

家属们从医院门口的小摊上买来的菜、肉和饭盒,装进五颜六色的塑料桶里,结伴而来。

家属们把做饭的食材都放在塑料桶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炒菜锅和高压锅都由万佐成提供——有些锅是他们买的,有些是附近邻居搬家后遗弃的。

万佐成和熊庚香招呼家属们到前面一条巷子做饭。他们租下前面巷子里一楼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用做厨房,把炉子摆在屋里和楼梯拐角。人们在煤炉前排起了长队。

徐春霞带的饭盒太小,盛不下她压的鸽子汤。熊庚香洗干净自家的不锈钢饭盒,递给了她。

回到病房后,徐春霞看见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电影《一念天堂》。在电影里,男主角也患上了癌症。

病人和家属都在看这部电影。徐春霞的丈夫看了一会儿,就昏睡过去,一动也不动。

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是万佐成夫妇最忙碌的时候。这时候的客人最多,万佐成不停地添煤、倒煤渣,妻子则在一旁给客人打米饭、收钱。

多数顾客是陪护家属。当然,也有无人照顾的病人。

57岁的肖爱梅是其中之一。为了节省床位费,她没让丈夫陪护,独自留在医院接受治疗。

2016年12月,她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当你发现癌症时,要乐于接受,要有自信。”做过15年乡村教师的肖爱梅把医生这句话记在心里。

万佐成挺认同这个说法。去年,有个30多岁的年轻男人每天来做饭,身体原本很强壮。“被诊断得了癌症,没几天身子就变得黄瘦,萎缩了。”万佐成安慰他,“三分治,七分在精神。”但之后,这个男人没再去做过饭。“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来江西省肿瘤医院之后,她把每天的生活成本精准地控制在10元内——8元钱的菜、肉,2元钱的香蕉。

她治疗半年已经花掉12万元,积蓄所剩无几。医院餐厅最便宜的素菜一份6元。“我吃不起。”她把白色塑料袋里切好的肉片倒进油锅。

上午,便民灶旁忙碌的场景。摄影:翟星理

肖爱梅做完饭,站在阴凉处扇扇子。在她身后,来自景德镇的女病人徐静在人堆里格外显眼。她穿着得体的碎花连衣裙,左手腕上戴着翡翠镯子,后脑上发髻乌亮。

3个月前,她刚满23岁的独生子被诊断出脑瘤,在上海做完手术后,返回南昌治疗。

她不明白,为什么儿子年纪轻轻,就患上这病。

看多了人来人往,万佐成对绝症有自己的理解。“我炸了二十多年的油条、吸了二十多年的油烟都没事,有几个四十多岁的厨师,得了肺癌。这就是命。”

她家道殷实,但治疗的负担也让一家人倍感吃力:一次两分钟的放疗花费1500元,加上其他治疗费用,一天的花销超过3000元。丈夫体面的收入在这样的花费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只有做饭能让她保持对生活的热忱:常做儿子爱吃的海带;去早市赶集,买丈夫爱吃的花菜和排骨。

但悲伤常在。做饭的时候,她听说有人因为脑瘤去世,便独自走上楼梯间擦眼泪。

她习惯隐藏情感。这些悲伤都不能在儿子面前表现出来——直到现在,儿子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徐静默默地做完饭:海带汤、花菜、豆芽和香菇炒肉。她把保温桶擦得干干净净,用塑料袋包好,装进塑料桶。

她不愿把油烟味带进病房。每天中午做完饭后,她要先回医院的公共浴室洗澡,再把饭菜带进病房,体面地出现在儿子面前。熊庚香可怜徐静。她对徐静说:“我儿子也是病人,我们都是可怜的人。你儿子那个脑瘤没事,又不是癌症。”

十几年前,儿子开的木炭厂倒闭后,精神开始变得不正常。一家人花了40万,也没能治好儿子的病。

“我儿子能吃能睡,也能跟人说话,怎么会有精神病呢?”熊庚香问医生,但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夫妇俩没打算结束这门赚不到钱的生意,如果以后干不动了,就雇人照看这些炉子。“我想多做点好事,下辈子修个好好的儿子。”熊庚香说。

下午2点,家属们渐渐散去,熊庚香开始做午饭。两天来,他们的主菜都是青椒炒肉——青椒价廉,三块钱能买七八个。猪肉最近也便宜,一斤不到8元。她再炒个空心菜,一顿饭的成本不超过20元。

万佐成夫妇住的卧室有些杂乱,堆满了捡来的老式家具。那张高低床的下铺,住着即将升初三的孙女,上铺则放满了打好包的衣服。

卧室拥挤不堪。但这个时节,室外太热,他们只能在屋里吃饭。

万佐成夫妇租住的房间。摄影:翟星理

生意越来越难做,他们在省肿瘤医院的房子也改造成三居室租给病人家属。有空调的大房间一晚50元,条件差一点的小房间一晚30元。有时遇到条件困难的家属,熊庚香不忍心,也就不收钱。

饭还没吃完,韩秋兰来了。上午她用高压锅蒸的排骨没熟,下午再来,熊庚香也没收钱。

这个46岁的吉安女人患有乳腺癌,化疗毁掉了她的头发。她穿着一件宽大的无袖杜鹃红汗衫,腋下一条条手术疤痕很显眼。

“前年一个得乳腺癌的女人就是自己来做饭。”熊庚香告诉她。

“后来呢?”

“死了。”

“但是医生说我是中期。”

“早期中期晚期只是一种说法,其实就是严重不严重。”

“吃不下、睡不好就会被癌细胞打败。我要开心快乐,打败癌细胞。”韩秋兰说。

熊庚香笑了。

忙碌的一天在晚上9点结束。万佐成和好第二天炸油条用的面,塞进小冰箱。

他想起去年来过的那个50多岁的外地男人,在省肿瘤医院治了3年。来复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大限已至”。男人过来跟万佐成告别:“老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万佐成说,那男人的一把椅子和一张床还寄存在这儿。

这些年,他总是想起这些生生死死的故事——想起一些人的样子,遗忘了更多的人。

夜里10点,夫妻俩熄掉了卧室的灯。一墙之外,肿瘤医院也复归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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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便民灶上的抗癌细节

在这里,油烟的翻滚呈现平凡生活的景象。对于病人们来说,看似微小的善举也有着深刻的寓意:吃饭,活下去。

江西省肿瘤医院旁,家属和病人来到万佐成的抗癌厨房里做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家属们在便民灶上翻炒饭菜。灶的主人万佐成能从食材判断他们的亲人还能活多久:如果淡菜清汤突然换成肉荤,通常意味着病人命不久矣。

一个50多岁的女人就更换过食谱。有一次,她把丈夫常吃的炒青菜换成了鱼和鸭肉。第二天,她告诉万佐成的妻子熊庚香:“他想吃,但是吃不下,饭菜都倒了。”不久,医生便告诉她,丈夫的日子不多了。

在万佐成看来,这些生死的征兆都藏在一口锅的细节里。

卖早餐的万佐成是偶然做起这门“生意”的。

2003年,农民万佐成带着一家人搬到南昌市石泉村学院路,以卖油条、麻圆、豆浆等早点为业。

天刚亮,万佐成夫妇开始卖早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隔壁的肿瘤医院为万佐成提供了足够的客源。2006年的一个早上,万佐成正在炸油条。“能不能把炉子借给我们?”几个病人家属围过来问。妻子熊庚香端走油锅,把家里炒菜的铁锅借给他们。之后,家属们口耳相传,来借炉子炒菜的人便越来越多。

那时候,蜂窝煤5毛钱一块。早点是小本生意,万佐成不得不收一点成本费用:炒一个菜5毛,用高压锅炖汤收费1块。

按照他自己的粗略估算,11年来,4只煤炉已被癌症家属们租用超过10万次。

现在,每天最少也有30多人来这里做饭。一块蜂窝煤已经涨到了8毛5,这里的煤炉使用费只翻了一倍。这个收费,刚好和烧煤的成本持平。

万佐成会在每天凌晨4点起床切面,5点在家门口炸油条——油多面实,每斤面能出28根。

他租住在一栋老楼的一楼,40平方米的小屋面对着一条小巷。8点多,他收好摊,给巷子里的4个小煤炉生火。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万佐成夫妇租住的石泉村学院路一带是典型的城中村。往北走300米的路上,分布着15家廉价旅馆和36家小饭馆。

2017年8月28日下午4点,南昌市青山湖区学院路路口。摄影:翟星理

在当地语境中,石泉村通常与危旧房、脏乱差、低收入者聚居地关联。

一墙之外的江西省肿瘤医院是另一个世界。这个现代化的肿瘤医院门诊大厅,采用天窗式设计,四楼楼顶覆盖以透明玻璃。阳光能照亮整个大厅。

医院被繁华闹市包围。谁都明白“来到这里”的意义:一入此门,生死难测。为了不让气氛过于悲观,这里的病号服采用蓝色、橘红两种底色,并被印满了卡通维尼熊。

二楼门诊入口,每天都在上演悲喜故事。这天早上,一个年迈的女病人忽然拉住一个男人的手,“医生说我复查结果良好!”

男人并不认识她。就在刚刚,他12岁的儿子被医生初检患有淋巴癌。医生的诊断没有让他倒下。听完女人的话,他的身体却干瘪下来。“这不公平。”

门诊三楼以上是住院部。在放射科治疗二科病房里,徐春霞(化名)今天的心情不错。中午,她的儿子和女儿会开车从景德镇来看她丈夫。

自从57岁的丈夫在上海被诊断患有脑瘤后,她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

“瘤包住动脉了,不能动手术。你带他回家吧。”2017年7月底,医生告诉她。

“还能活多久?”她问。

“一个半月。”医生说。

带丈夫来江西省肿瘤医院接受保守疗法,她只是为了争取一丝希望。但生活艰难:在这里,丈夫一个半月的疗程就需要8万元,远超家中积蓄。儿子下半年也要结婚。“女方也不理解。”她说。

癌症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只有在做饭的时候,她才回归到平凡生活里。

刚过9点,她出门买菜,再去万佐成家给丈夫做饭。她一天只来一次。病房里有微波炉,中午的剩饭,晚上还能加热吃。

家属们从医院门口的小摊上买来的菜、肉和饭盒,装进五颜六色的塑料桶里,结伴而来。

家属们把做饭的食材都放在塑料桶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炒菜锅和高压锅都由万佐成提供——有些锅是他们买的,有些是附近邻居搬家后遗弃的。

万佐成和熊庚香招呼家属们到前面一条巷子做饭。他们租下前面巷子里一楼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用做厨房,把炉子摆在屋里和楼梯拐角。人们在煤炉前排起了长队。

徐春霞带的饭盒太小,盛不下她压的鸽子汤。熊庚香洗干净自家的不锈钢饭盒,递给了她。

回到病房后,徐春霞看见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电影《一念天堂》。在电影里,男主角也患上了癌症。

病人和家属都在看这部电影。徐春霞的丈夫看了一会儿,就昏睡过去,一动也不动。

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是万佐成夫妇最忙碌的时候。这时候的客人最多,万佐成不停地添煤、倒煤渣,妻子则在一旁给客人打米饭、收钱。

多数顾客是陪护家属。当然,也有无人照顾的病人。

57岁的肖爱梅是其中之一。为了节省床位费,她没让丈夫陪护,独自留在医院接受治疗。

2016年12月,她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当你发现癌症时,要乐于接受,要有自信。”做过15年乡村教师的肖爱梅把医生这句话记在心里。

万佐成挺认同这个说法。去年,有个30多岁的年轻男人每天来做饭,身体原本很强壮。“被诊断得了癌症,没几天身子就变得黄瘦,萎缩了。”万佐成安慰他,“三分治,七分在精神。”但之后,这个男人没再去做过饭。“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来江西省肿瘤医院之后,她把每天的生活成本精准地控制在10元内——8元钱的菜、肉,2元钱的香蕉。

她治疗半年已经花掉12万元,积蓄所剩无几。医院餐厅最便宜的素菜一份6元。“我吃不起。”她把白色塑料袋里切好的肉片倒进油锅。

上午,便民灶旁忙碌的场景。摄影:翟星理

肖爱梅做完饭,站在阴凉处扇扇子。在她身后,来自景德镇的女病人徐静在人堆里格外显眼。她穿着得体的碎花连衣裙,左手腕上戴着翡翠镯子,后脑上发髻乌亮。

3个月前,她刚满23岁的独生子被诊断出脑瘤,在上海做完手术后,返回南昌治疗。

她不明白,为什么儿子年纪轻轻,就患上这病。

看多了人来人往,万佐成对绝症有自己的理解。“我炸了二十多年的油条、吸了二十多年的油烟都没事,有几个四十多岁的厨师,得了肺癌。这就是命。”

她家道殷实,但治疗的负担也让一家人倍感吃力:一次两分钟的放疗花费1500元,加上其他治疗费用,一天的花销超过3000元。丈夫体面的收入在这样的花费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只有做饭能让她保持对生活的热忱:常做儿子爱吃的海带;去早市赶集,买丈夫爱吃的花菜和排骨。

但悲伤常在。做饭的时候,她听说有人因为脑瘤去世,便独自走上楼梯间擦眼泪。

她习惯隐藏情感。这些悲伤都不能在儿子面前表现出来——直到现在,儿子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徐静默默地做完饭:海带汤、花菜、豆芽和香菇炒肉。她把保温桶擦得干干净净,用塑料袋包好,装进塑料桶。

她不愿把油烟味带进病房。每天中午做完饭后,她要先回医院的公共浴室洗澡,再把饭菜带进病房,体面地出现在儿子面前。熊庚香可怜徐静。她对徐静说:“我儿子也是病人,我们都是可怜的人。你儿子那个脑瘤没事,又不是癌症。”

十几年前,儿子开的木炭厂倒闭后,精神开始变得不正常。一家人花了40万,也没能治好儿子的病。

“我儿子能吃能睡,也能跟人说话,怎么会有精神病呢?”熊庚香问医生,但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夫妇俩没打算结束这门赚不到钱的生意,如果以后干不动了,就雇人照看这些炉子。“我想多做点好事,下辈子修个好好的儿子。”熊庚香说。

下午2点,家属们渐渐散去,熊庚香开始做午饭。两天来,他们的主菜都是青椒炒肉——青椒价廉,三块钱能买七八个。猪肉最近也便宜,一斤不到8元。她再炒个空心菜,一顿饭的成本不超过20元。

万佐成夫妇住的卧室有些杂乱,堆满了捡来的老式家具。那张高低床的下铺,住着即将升初三的孙女,上铺则放满了打好包的衣服。

卧室拥挤不堪。但这个时节,室外太热,他们只能在屋里吃饭。

万佐成夫妇租住的房间。摄影:翟星理

生意越来越难做,他们在省肿瘤医院的房子也改造成三居室租给病人家属。有空调的大房间一晚50元,条件差一点的小房间一晚30元。有时遇到条件困难的家属,熊庚香不忍心,也就不收钱。

饭还没吃完,韩秋兰来了。上午她用高压锅蒸的排骨没熟,下午再来,熊庚香也没收钱。

这个46岁的吉安女人患有乳腺癌,化疗毁掉了她的头发。她穿着一件宽大的无袖杜鹃红汗衫,腋下一条条手术疤痕很显眼。

“前年一个得乳腺癌的女人就是自己来做饭。”熊庚香告诉她。

“后来呢?”

“死了。”

“但是医生说我是中期。”

“早期中期晚期只是一种说法,其实就是严重不严重。”

“吃不下、睡不好就会被癌细胞打败。我要开心快乐,打败癌细胞。”韩秋兰说。

熊庚香笑了。

忙碌的一天在晚上9点结束。万佐成和好第二天炸油条用的面,塞进小冰箱。

他想起去年来过的那个50多岁的外地男人,在省肿瘤医院治了3年。来复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大限已至”。男人过来跟万佐成告别:“老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万佐成说,那男人的一把椅子和一张床还寄存在这儿。

这些年,他总是想起这些生生死死的故事——想起一些人的样子,遗忘了更多的人。

夜里10点,夫妻俩熄掉了卧室的灯。一墙之外,肿瘤医院也复归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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