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年来，我国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迅速增长，2016年同比涨幅近20%。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个科创活跃省市的案件量，超过全国总量的70%。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城市，都是创新活跃度较高的城市，科技研发活动频繁，且对周边地区的产业创新有一定带动作用。

2016年，两家研发、制造捆钞机的企业将官司打到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坚称自己拥有捆钞机核心原理的专利权，如何做出判决考验主审法官余杰。

一个让双方目瞪口呆的场面出现了：法院动用大型吊车，从银行借出一台几吨重的被控侵权的捆钞设备，停在法院操场。余杰请来一批技术专家，对机器进行拆解，用点钞券现场点钞，破解运转模式，再跟专利逐一比对。

最终，根据7个技术特征的反复比对，余杰认为，双方的技术一个是卧式推送钞票，一个是立式推送，被起诉的企业并未在关键技术上构成侵权。“原告提起诉讼，是作为抢占市场的竞争手段。如果不明就里就对后来者一律认定为侵权，反而会妨碍创新。”余杰说。

这起案件的审理，充分显现了知识产权审判的特点：需要储备精尖的专业知识、判决结果关系巨大的市场利益。

2017年2月，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挂牌运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设立的首批4个知识产权专门法庭之一，余杰也随审判庭搬到了武汉市科创企业的聚集地——光谷。

8月30日，合肥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挂牌运行。据官方媒体披露，同时获批试点的城市还包括杭州、宁波、福州、济南、青岛。两批知识产权专门法庭的设立，是继2014年设立北京、上海、广州3家知识产权法院后，知识产权司法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

近年来，我国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迅速增长，2015年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130200件，2016年达到177705件，同比涨幅近20%。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个科创活跃省市的案件量，超过全国总量的70%。

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上述3家专门法院、10家专门法庭的设立，体现出地方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视，各地竞相“举牌”知识产权法庭，俨然将其列为自贸区、高新区、示范园区竞技场的“标配”砝码。

互联网企业知识产权纠纷高发

8月30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终审宣判大众点评诉百度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维持一审判决百度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

自2012年以来，大众点评发现百度未经许可在百度地图、百度知道中使用了来自大众点评的信息，双方证据中，百度地图中涉及餐饮行业的1055个商户使用了来自于大众点评网的评论信息86286条，平均每家商户使用81条。

互联网公司因用户数据所起的纠纷正集中出现，未进入司法程序的菜鸟与顺丰之争、华为与腾讯之争等均包括在内。

此类案件肇始于2016年12月终审判决的微博诉脉脉案。微博通过Open API的模式向第三方开放端口，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进行商业利用，脉脉通过端口开放与微博合作，但其抓取的信息中，却包含500万条不属于授权范围的微博用户的教育、职业等信息。微博遂起诉脉脉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按照民法规定，司法不能对一个法律没有明确赋权的权利进行保护。在现有法律中，我们没法找到一条明确的规定，可以让权利主体基于收集的用户数据来主张自身的权益。”在近日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微博诉脉脉案主审法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张玲玲说。

但是，此案法官在长达7.5万字的终审判决书中写到：随着互联网科技的高速发展，数据价值在信息社会中凸显得尤为重要。对企业而言，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资本，一项重要的经济投入，科学运用数据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利益。

“我们认为，如果不给予明确，将会在这个案件中无法保障相对权利人的权益，同时也不利于促进数据的交流和商业化利用，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就大胆地提出，在大数据时代，用户平台基于自身的经营，对经得用户同意而收集的数据集合可以主张相关的权益。”张玲玲说。

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3家知识产权法院成立近3年来，通过审理重大典型案件，确立裁判规则，彰显激励和保护创新的鲜明态度，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服务保障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知识产权正在形塑新经济的商业模式。周强在作报告时，介绍了耀宇公司诉斗鱼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耀宇公司获得了2015年DOTA2亚洲邀请赛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视频转播权，斗鱼公司未经授权，以通过客户端旁观模式截取赛事画面、配以主播点评的方式实时直播了这一赛事。

2016年5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斗鱼公司未经许可，免费坐享耀宇公司投入大量成本组织运营赛事所产生的商业成果，损害了耀宇公司商业机会和竞争优势，构成不正当竞争。

“关于网络盗播体育赛事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以著作权侵权保护还是以不正当竞争保护的分歧，在著作权侵权中，又存在将体育赛事作为‘作品’还是作为‘制品’进行保护的分歧，而不同的路径对维权结果有着巨大影响。”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袁秀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现在，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又增加了第二梯队。今年1月、2月，南京、苏州、武汉和成都知识产权专门法庭挂牌运行。8月30日，合肥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挂牌运行，据官方媒体披露，同时获批的城市还包括杭州、宁波、福州、济南、青岛。

这些专门法庭要么跨行政区划管辖全省范围内专利等技术类一审知识产权案件以及大标的普通案件，要么管辖省内若干地级市的上述案件。

至此，2016年知识产权综合实力排名全国前12位的省份中，除了天津、重庆，其余各省市均将拥有专门的跨区域知识产权审判机构。而在今年4月，最高法院亦批复重庆进一步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科技创新催生知识产权保护

“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城市，都是创新活跃度较高的城市，科技研发活动频繁，且对周边地区的产业创新有一定带动作用。”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宁立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从专门法庭选址即可看到知识产权保护与科创活动的关系之紧密。

合肥知识产权法庭没有选址在位于政务新区的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而是设在了安徽省高院的老审判楼，这里距离合肥市的“科学岛”并不远，岛上的科研机构和设施，是合肥市在全国第二个获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支撑。

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则选址东湖高新区，这里是全国首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2016年的专利申请量突破两万件，比很多省份全省的申请量还多。园区里的互联网“独角兽”公司斗鱼直播，仅弹幕产品去年就申请了50多项专利。

斗鱼直播副总裁邓扬说，“未来专利诉讼，将成为打击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中小企业如果缺乏必要的专利储备，在面对国内外专利巨头打压下，可能会面临高额赔偿甚至倒闭。”

“4个月来，已经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49件，遍及南京、徐州、连云港等9个省辖市。”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徐新今年5月时介绍。

2016年，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余杰审案超过500件，“基本每天工作都超过12小时。”他说，白天开庭、接待当事人或外出调查，对技术性问题进行现场勘验，晚上写裁判文书已成常态。

他的同事赵千喜去年共审案573件，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忙的法官。而10年前，整个知识产权庭加起来，一年也就300多件案子。

“成立知识产权专门法庭，可以适当增加法官编制，缓解一下办案压力。”宁立志说。南京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就在原来12名法官的基础上，外调来3名经验丰富的法官。

“现在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的类型较以前已有很大变化。”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王亚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建邺法院是南京市较早获批可以审理一审普通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

“以前假烟、假酒这种商标侵权的案子特别多，随着经济发展，特许经营类案件增多，这体现了社会营商模式的变更，到了现在，新型案件越来越多，KTV使用歌曲著作权纠纷、百度竞价排名纠纷等案子都出来了。”王亚明说。

知识产权法庭成新区标配

事实上，地方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层层加码。

南京知识产权法庭挂牌运行后不到3个月，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就挂牌成立了江北新区知识产权法庭，专门受理江北地区（浦口区、六合区）专利等技术类案件之外的知识产权普通案件。

这类似于此前重庆设立的两江新区知识产权法庭、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知识产权巡回审判法庭等机构，一时间，知识产权法庭几乎成了自贸区、国家级高新区、示范园区的“标配”。

“近两年来，江北新区专利申请量增长53.4%、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40.3%、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98.2%，但知识产权保护氛围不够浓厚、高价值知识产权偏少等问题的存在，导致知识产权引领创业创新、支撑产业转型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今年4月，江北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与政策法规局相关负责人说。

从全国来看，我国知识产权利用和保护呈现严重的地域分布不均。

连续两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市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都占全国的70%以上。《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16》评出的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前十名的省份，除了重庆和安徽，其余全部是东部沿海省市。

从13个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的分布来看，其中10个法院和专门法庭在东部地区从南到北依次排列，3个专门法庭沿长江从东向西依次排列，呈现出横“T”形布局，其中中部、西部地区分别仅设立2个、1个专门机构，其余全部在东部沿海地区。

尤其是江苏、浙江、山东三省，各设立了两个知识产权专门法庭，这与当地案件量多直接相关，亦体现了当地科创活动的格外活跃。

比如这三个省各有1个国家级新区，分别为南京江北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也各有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分别为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山东半岛国家高新区。可以发现，上述三省各自的两个知识产权专门法庭所在的城市，恰好也分别是这个省的国家级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承载城市。

与上海、江苏、浙江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知识产权保护亦齐头并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京津冀地区知识产权案件分布不均，三地利用知识产权的科创活跃程度也差异明显。

比如北京市2015年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3939件，天津、河北分别只有1887、880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咸胜强撰文指出，如果不及时进行京津冀地区整体跨区域管辖与审理，津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滞后，将会影响津冀创新发展进程，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造成制度阻碍。

这一改革即将破局。最高法院今年4月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提出，探索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天津市和河北省设立派出法庭，集中管辖京津冀技术类案件。

知识产权保护对标国际水平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行政备忘录，决定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称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

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前副主任何亚非8月29日撰文指出，美国把中国列为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观察国家本身就是出于政治偏见等考虑的错误做法，完全无视中国这几十年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做的努力。最近，中国又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就是一个例子。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制度也不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执法面临境外很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当时的知识产权立法是‘枪口逼迫下的立法’。”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宁立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随着我国经济壮大，特别是拥有了相当的技术实力后，目前主要是按照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宁立志说。

事实上，我国对知识产权运用的重视也迈入世界前列。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133.9万件，同比增长21.5％，连续6年位居世界首位；此外，中国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100万件，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百万件的国家。

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中国的专门审判机构亦在对标，甚至引领国际。比如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均设立了技术调查室，共聘任61名技术调查官，在1144件案件中为法官提供了专业技术咨询。

技术调查官制度在境外由来已久，如德国的技术法官制度、日本的技术调查官制度、韩国的技术审查官制度、中国台湾地区的智慧财产法庭的技术审查官制度等等。

“积极推行知识产权保护，降低维权成本。坚持做到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9月5日开幕的第八届中国专利年会上说。

同等保护的理念已灌输在一些重大案件的审理中，比如中美高通商标侵权案、“乔丹”商标侵权案等。2016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审理一起国内企业涉嫌侵犯法国知名的“子弹口红”外观设计专利案中，果断作出了诉前禁令，要求国内企业停止销售和许诺销售涉案口红，既依法满足权利人迅速保护权利的正当需求，又防止滥用保全制度损害他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