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下一步改革面临四个“硬骨头”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下一步改革面临四个“硬骨头”

国企改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处置“僵尸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市场出清,是中国下一步改革面临的四个“硬骨头”。

201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发表演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指出,国企改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处置“僵尸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出清问题,是下一步改革要面临的四个“硬骨头”。

他周四在出席“财新峰会”时表示,要改变现有体制运行、触动既存利益格局的体制机制难题,必须突破“心理舒适区”,对困难和挑战甚至重大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徐忠表示,当前国企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治理结构不完善、企业效率不高、盈利能力不强,但一些改革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他举例说,“债转股旨在改变贷款对象的法人治理结构,以便恢复贷款对象的盈利能力。但是,近年来债转股主要停留在债务重组的财务层面,交了学费,却没有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商业银行只是实现了名义上身份的转换,仍然很难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享有与其投资额相匹配的话语权,只是‘债转债’,债权人无法参与企业日常经营,改善公司治理从而改善企业经营也就无从谈起了。”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徐忠认为,现有改革措施更多只是强调引入民间资本,并没有充分发挥股权多元化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未体现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一些具体问题值得思考,诸如是引入民间资本作为股东更有利于提质增效,还是放开竞争性业务准入更有利于企业做强做优?引进的民间资本是仅局限于境内,还是“一视同仁”地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能有更好的效果?

“混合所有制改革绝不是补充资本金,像中国联通这样的央企,并不缺钱,缺的是高效高质量的企业运行机制。遗憾的是,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没有为建立这样的机制创造条件。”徐忠说。

在谈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时,徐忠表示,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关系暴露出一些矛盾,尤其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背后,涉及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多个制度安排不完善。同时,各地之间收入支出不平衡,越来越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潜藏较大的道德风险,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不从财权、事权、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仅仅依靠地方政府债务整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徐忠说,下一步,应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要提高地方政府的财税自主权,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支出的匹配度,以便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鼓励制度创新。

关于房地产市场,徐忠表示,过去,房地产市场过多地作为短期调控工具,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进展不足。由于房地产属于各方利益的交汇点,涉及住房者、炒房者、潜在购房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涉及挤泡沫和保稳定之间的利弊权衡。因此,建立在各方妥协、保稳定,实际上是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基础上的改革,自然是知难而缓、因难而退的。

他进一步指出,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财税体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房地产税的缺席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扭曲。

最后,徐忠在谈到处置“僵尸企业”和金融机构市场出清问题时说,“好的市场经济”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他说,1998年倒闭的海南发展银行至今仍未完成破产清算,说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仍未建立。

徐忠说,新时代的改革不能“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对于“硬骨头”的重点改革领域,要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沿着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一以贯之。必须勇于决断,明确加强具有长效、法治、公允特点的体制机制建设,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并在机制上保证其严格按照改革方案执行。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下一步改革面临四个“硬骨头”

国企改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处置“僵尸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市场出清,是中国下一步改革面临的四个“硬骨头”。

201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发表演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指出,国企改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处置“僵尸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出清问题,是下一步改革要面临的四个“硬骨头”。

他周四在出席“财新峰会”时表示,要改变现有体制运行、触动既存利益格局的体制机制难题,必须突破“心理舒适区”,对困难和挑战甚至重大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徐忠表示,当前国企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治理结构不完善、企业效率不高、盈利能力不强,但一些改革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他举例说,“债转股旨在改变贷款对象的法人治理结构,以便恢复贷款对象的盈利能力。但是,近年来债转股主要停留在债务重组的财务层面,交了学费,却没有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商业银行只是实现了名义上身份的转换,仍然很难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享有与其投资额相匹配的话语权,只是‘债转债’,债权人无法参与企业日常经营,改善公司治理从而改善企业经营也就无从谈起了。”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徐忠认为,现有改革措施更多只是强调引入民间资本,并没有充分发挥股权多元化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未体现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一些具体问题值得思考,诸如是引入民间资本作为股东更有利于提质增效,还是放开竞争性业务准入更有利于企业做强做优?引进的民间资本是仅局限于境内,还是“一视同仁”地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能有更好的效果?

“混合所有制改革绝不是补充资本金,像中国联通这样的央企,并不缺钱,缺的是高效高质量的企业运行机制。遗憾的是,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没有为建立这样的机制创造条件。”徐忠说。

在谈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时,徐忠表示,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关系暴露出一些矛盾,尤其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背后,涉及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多个制度安排不完善。同时,各地之间收入支出不平衡,越来越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潜藏较大的道德风险,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不从财权、事权、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仅仅依靠地方政府债务整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徐忠说,下一步,应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要提高地方政府的财税自主权,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支出的匹配度,以便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鼓励制度创新。

关于房地产市场,徐忠表示,过去,房地产市场过多地作为短期调控工具,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进展不足。由于房地产属于各方利益的交汇点,涉及住房者、炒房者、潜在购房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涉及挤泡沫和保稳定之间的利弊权衡。因此,建立在各方妥协、保稳定,实际上是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基础上的改革,自然是知难而缓、因难而退的。

他进一步指出,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财税体制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房地产税的缺席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扭曲。

最后,徐忠在谈到处置“僵尸企业”和金融机构市场出清问题时说,“好的市场经济”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他说,1998年倒闭的海南发展银行至今仍未完成破产清算,说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仍未建立。

徐忠说,新时代的改革不能“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对于“硬骨头”的重点改革领域,要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沿着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一以贯之。必须勇于决断,明确加强具有长效、法治、公允特点的体制机制建设,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并在机制上保证其严格按照改革方案执行。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