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今年7月发布的报告称，2016年，全球有191亿美元资金被用于抗击艾滋病毒感染和艾滋病，然而这笔资金来源目前正处于危险之中，一些发达国家正寻求削减相关经费。对于这一举措，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 —— 盖茨基金会一再发声表示担忧，称资金减少不仅会导致新感染率激增的可怕后果，而且会对那些能够通过适当治疗挽救生命的人的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日前，盖茨基金会CEO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强调，对外援助绝不能松懈，政府一旦削减对外援助，将使得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无法实现，其中，防控艾滋病原本取得的成绩亦将退步，“一旦援助降低10%，未来可能有500多万个生命因得不到相关治疗而不幸消失。”

盖茨基金会由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梅琳达于2000年创立，主要致力于提高人类健康水平，使贫困地区的人群有机会摆脱饥饿和极端贫困，目前捐助总额超过400亿美元。2007年以来，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在防治艾滋病、肺结核、烟草控制、扶贫等领域展开多方面合作。

目前，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由59岁的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掌管。医生出身的她曾在乌干达癌症研究中心做过两年的访问教员，进行艾滋病和癌症方面的研究。随后，又在现属于瑞士罗氏制药旗下的基因泰克公司担任产品开发总裁。三年前，她辞去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的职务，领导着基金会1500名员工，每年指挥调度着四十多亿美元的捐款资金。

界面新闻：您此前曾从事过医生、包括产品开发总裁，担任过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什么推动您成为全球最大私人基金会的领导者？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大概是盖茨基金会的愿景吧——人人都能拥有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比尔和梅琳达一直希望通过创新和技术来进一步驱动变革，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个全球的平等性。我在加入盖茨基金会之前，对基金会的使命和目标还不太了解，但加入之后我同比尔和梅琳达沟通了好多次，进一步被盖茨基金会的雄伟目标所吸引。

界面新闻：对您而言，之前的工作经历对您在盖茨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有哪些帮助呢？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这些经历对现在的我有很大的帮助。作为医生和科学家的经验，能够帮助我更好了解技术层面的内容，尤其是是药物研发方面、疫苗等技术层面的一些要求。此外，在大学工作的经历，让我进一步了解如何进一步鼓励科学家和专业人士，使他们能够采取更好的行动，投入药品研发当中。而副总裁的经历，则告诉我，我需要学习更多，并且知道如何发挥自己和他人的潜力。

界面新闻：盖茨基金会的前两任CEO都是盖茨家的朋友或者是前微软高管，作为首位职业CEO，您曾说过，这个变化意义重大。能否就此谈谈？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我在担任盖茨基金会CEO时，正处于盖茨基金会CEO角色进一步演变发展的时刻。比尔·盖茨最初成立基金会的时候，他还是微软的CEO，还没有离职，梅琳达家里有三个孩子，还很小，也没有时间来管基金会的事务。比尔的父亲完全参与到基金会的运营当中，此外，他的好朋友Patty Stonesifer担任CEO一职，以帮他管理基金会的一些事务。

在我成为基金会的CEO前，比尔·盖茨已经离开了微软，对基金会也有了更多雄伟的目标和梦想。梅琳达的三个孩子也长大了，她可以亲身参与到基金会的事务当中。这时，基金会的员工人数从1200人进一步增长到了1500人了，于是，比尔考虑到基金会的发展现状，认为在管理方面可以进行一些调整，于是就邀请了我担任CEO一职。

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掌管盖茨基金会事务的Patty Stonesifer和Jeff Raikes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有很多。也正因此，在我接任CEO一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了一个校友网络，让现在的盖茨基金会员工同原来的基金会的员工进行沟通和对话，彼此之间不断的学习，加深了解。

界面新闻：基金会和企业不同，没有办法通过市场反应来检验业绩，那么盖茨基金会是如何进行效果评估，然后从而来制定战略的呢？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这方面存在很大挑战。比尔、梅琳达非常专注框架和设定目标，整个运营团队所有设定的目标都是可测量的目标，这样才能够最终检测结果，但设定这种可测量的目标框架和里程碑和每个阶段性的成功点，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有些时候，比尔他们会和基金会的CFO、还有其他高管成员商量如何汇报情况、检查业绩。他们会通过每个季度录制视频的方式给员工做整体的汇报，包括基金会的内部文化如何、职业发展如何，得到的反馈如何、不同的项目效果如何。现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非常年轻的一代，他们对领导的期望值非常高，有什么想法也会开诚布公地说出来。由于我科学家的背景，也会采取非常直白、开诚布公的态度，所以我非常愿意跟我的员工经常的沟通和对话。

在公司内部和企业内部，文化非常重要，一定要建立问责制的方式，不断跟员工或者领导不间断地相互汇报进展情况，这就是检测绩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界面新闻：当前全球在健康领域面临很多的威胁和挑战，基金会如何做出一些取舍，如何排出优先顺序进行扶助？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我们主要通过两点进行评估。一个是全球疾病的负担，特别是特别影响穷人的疾病，诸如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肺炎，等等。此外，我们也会关注全球层面可以消除的疾病。一个疾病，如果在3年之内没有新的病例就可以证明根除了，比如脊髓灰质炎，这个病例很少，但彻底消除很难，每隔一两年总会出现一两个新病例。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南疆都曾有病例出现，我们下一个战略就是看是否能根除它。为此，基金会每年大概投入8亿美金，以彻底根除脊髓灰质炎。

界面新闻：在过去这些年，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合作？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3年半以前，我曾访问过中国。当时还在进一步制定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未来发展目标。我们注意到，中国当时特别需要艾滋病方面的一些治疗、预防措施和先进经验；也需要结核病的一些治疗经验；同时，中国也需要在烟草控制方面进一步吸取西方的经验；这就是我们10年前开始和中国合作的最初的几个项目。之后我们开始和中国政府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尽全力支持中国政府进一步抗击和预防艾滋病、结核病、烟草控制，同时，我们还将进一步帮助中国减少贫困，特别是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做出努力。

界面新闻：那能否谈下您所观察到的，中国在健康和扶贫方面取得的成就？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从2000年到2015年，如果没有中国的努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就无法实现，我们就无法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其他国家在减贫方面，在进一步减少婴幼儿死亡率上、在进一步减少孕产妇死亡率上，可能比中国做的更早，但是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惊人的。

尤其需要跟世界分享的是中国在疾病防控领域的成就，尤其是抗疟疾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国疟疾的发病率，已经从60年前的6000万降低到了现在的不到3000例，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成绩。这是因为中国建立了完善的疾病监测系统，通过早期的监测，诊断，找到发生疟疾的病例，这是很完善的过程。以非洲的埃博拉疫情为例，我们发现，当地监管基础设施太差了，发现之后如何能够快速发现病例、快速反应、快速进行隔离、快速用药等，都是疾病防控体系里面最核心的。而中国在SARS之后建立了全世界最好的疾病监测系统之一，而且成本也不高，这方面经验的输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大价值。

界面新闻：盖茨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的第一个项目是艾滋病防治项目，可以介绍下这方面的工作吗？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中盖艾滋病项目是我们第一个在中国开展的项目，从2007年开始实施。项目获得了基金会5000万美元的经费，主要面向人群为高危行为人群（男男性行为者、女性性工作者和注射吸毒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们通过在海南、北京、广州、重庆、上海、天津、青岛、沈阳、西安、武汉、南京、杭州、昆明、哈尔滨、长沙十几个城市建立公共卫生传染病控制模式，减少艾滋病的传播。通过社区组织、疾控系统和医疗系统的合作，加强检测和干预，提高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阳性发现；加强感染者的病例管理，来减少和预防艾滋病的传播。总体而言，在病例发现，扩大病例发现，强化治疗和管理，特别提高阳性患者的知情率方面这个数量有很大提高。

界面新闻：此前，您和中国食药监总局局长进行了沟通，您认为，中国在医药领域还面临哪些问题？盖茨基金会就此会展开哪些工作？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正在大刀阔斧地开展药品审评审批改革。盖茨基金会考虑的是如何让贫困人口享受到创新医药产品，我们希望能够让贫困人群能够从技术创新中受益，而不是被排斥在外。因此双方的合作会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确保药品研发出来后能够顺利进入市场，尤其能够让更多的贫穷人口能够享用到这些药品，从中受益。

此外，中国能够研发出许多好的药物，但必须提供很好的监管，帮助中国生产出很好的药品，只有通过严格监管生产出来的药品，才能让民众更放心的使用。 

界面新闻：此前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开始削减对外援助，对此盖茨基金会多次发声反对，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每个国家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有数据显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15年，全世界取得的进步是超过以往任何时刻的，各个国家所做出的对外援助并没有浪费，我们通过在对外援助的经费上进行投资，才进一步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活。

但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进步，2015年之前所取得的进步，都是因为对外援助的投资和经费所进一步促成的，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应该松懈。很多国家认为，“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进步，可以松懈一下。因为我们国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还有冲突、经费问题”。但不能这样做，因为现在一旦松懈了，削减对外援助的话，那么我们之前面临的威胁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会让更多的人可能陷入一些更不利的境况，像艾滋病方面，如果我们的援助降低10%的话，未来可能有500多万个生命因为得不到相关治疗，会不幸消逝。

界面新闻：削减的对外援助将无人能够弥补？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美国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对外援助方，盖茨基金会在布什、奥巴马政府时期也都与政府有很好的合作，但现任政府决定减少对外援助，明显是错误的决定。如果美国削减对外援助，没有人能够弥补这个缺口。

界面新闻：对于对外援助，包括在中国本国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比如您之前提到的，认为“本国还面临很多事务，为什么不能先处理自己本国的事务，再进行对外援助？”对此，您如何回应？

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很多人都更关注自身的问题，比如孩子受教育的问题，获得医疗的问题，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需要看到，全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恐怖主义战争，还有移民危机、传染病、气候变化等等，很多问题是可以跨越国界蔓延的，只有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帮助整个贫困人口、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让世界变得更安全。在对于官方发展援助这块，传统捐赠国的承诺是拿GDP的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要达到这个标准其实并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