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后，美国最新一轮税改终于接近落地。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税改政策毫无疑问将对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造成深远影响，有望促成一轮全球减税浪潮。中国会受到什么影响？中国的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中国有没有降税空间？我们该如何应对？界面新闻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在此结合专家的观点进行一一解答。

美国减税对中国有何影响？

分析师认为，美国减税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刺激在华的美国资本回流，二是外资回流或外企利润汇回可能给中国资本外流造成压力，三是特朗普税改法案获得通过，将提振金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美元走强叠加资本外流，对人民币构成双重的贬值压力。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李超民曾在界面新闻撰文指出，美国减税将直接冲击各国的国际投资与贸易活动。虽然前一阶段国际资本流向已有所调整，但是在税改真正出台后，估计仍会在短期内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带来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有关倾销与反倾销案例也可能增加，国际贸易规则随之演变。

不过，长江证券赵伟团队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受中国出口竞争力提高支撑，美国若成功推行减税，中国的机电、化学制品、塑料及橡胶制品、基本金属和仪器生产等行业出口增速或将显著抬升。

他们认为，一方面，2001年美国减税后，与美国行业进口改善相对应，德国和日本对美国的机电（机械和电子）、化学制品、塑料及橡胶制品、基本金属和仪器生产等行业出口增速大幅抬升。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大幅提高。比如，中国在美国机电、塑料及橡胶制品、基本金属和仪器生产等行业进口中的占比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在美国化学制品行业的进口占比中超过日本、仅次于德国。

中国税负水平高不高？

中国财政部部长肖捷曾撰文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口径，中国的宏观税负（包括税收收入以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大致是30%左右，这与发展中经济体宏观税负约为35%的水平相差不大，基本判断就是我国宏观税负并不高。

不过，中国除了以上19种正税外，还有不少行政性收费。比如，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专门列出了一个500多项税费的清单，绝大部分是行政性收费，经过发改委和财政部清理、认定，认可其中的近300种。交这些费时，除了实实在在的金钱，企业还要耗费精力来和各个部门打交道，这都是负担。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中国企业负担中的一大“特色”是隐性负担沉重。企业开办至少要盖几十个章，继而产生一系列的隐性成本、综合成本；企业运行起来了，对几十个局、委、办等公权部门的“打点”也会常年不断。这些成本在国外不能说没有，但与中国比可能是有天壤之别。所以正税减降不是企业负担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中国有没有降税空间？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已经打出了一系列减税的“组合拳”，从营业税改增值税到增值税税率四简并三，助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人民日报》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称，从2012年1月至2017年2月，中国累计减税超过1.2万亿元，98%左右的试点纳税人实现税负下降。四大行业及进一步细分的26个小行业税负全部下降，特别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建筑业和金融业税负均实现下降。

贾康上月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指出，中美两国税制结构大相径庭，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中国是间接税为主。如果比照美国减直接税，在中国是没有操作空间的。比如，除大企业之外，中国的中小企业所得税早已经减半征收，标准税率25%减半就是12.5%。小微企业更是采用简便征收办法，是很低水平的负担，而且“起征点”的标准还在不断抬高。所以，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没有多少可以降低的空间了。

至于个人所得税，贾康认为，也没什么减税空间。上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出台后，有关部门统计，全国范围接受工薪方面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调节的大约有2400万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随着这些年工薪阶层收入水平提高，纳税人应该有3000万至4000万，其税收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

中国该如何应对？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税改计划后，一些国家也推出了自己的减税计划来应对。比如，英国宣称，至2020年将企业税下调至17%，印度推出了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减税计划和税种减并改革。

今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告诫有关部门，“许多国家都在酝酿出台减税措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我们要有‘抢跑’意识，用实际举措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贾康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美国税改客观上会对中国造成压力，促使中国进一步优化税制、减轻企业负担。虽然我们不能照搬美国的做法，但其中的精神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应该尽可能降低企业负担。

李超民认为，吸引外资的不仅是税率优势，还有良好的投资与经营环境、健全稳定的法治框架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高效的政府服务与基础设施。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已有不少亮点，应当趁机加快推动。

他指出，中国一方面要深化税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同时要并行推进经济与社会政策改革。随着中国长期人口结构的改变，一方面是老龄化浪潮需要财政资金投入以积极应对，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微调，也需要从财政、税收、社保政策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此外，中国还要加强财政预算工作、实现长期收支管理基本平衡，特别是要吸取美国财政严重透支、收入结构失衡、积重难返的教训，实行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动态挂钩，防范债务风险，实现经济发展、财政增收、国家治理与社会政策改革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