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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副行长易纲:人民币国际化要特别“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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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副行长易纲:人民币国际化要特别“心平气和”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的过程,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

2017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上就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进行主题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日前指出,相比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和成熟有效的市场,人民币和国内金融市场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影响力的问题上,要特别的“心平气和”。

12月20日,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上表达了上述观点。他说,“找到这些差距,是我们进步的动力,我们要进一步地改革和开放,来不断缩小我们对真正的储备货币和一流的金融市场的差距,使得我们不断的进步。”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追踪指标显示,10月份人民币全球交易使用量环比下降至1.46%,为2014年4月以来最低。人民币在全球交易使用量中的排名为第7位,去年同期为第6位。

易纲表示,开放与防风险之间不一定是矛盾的,不要以为开放就有很大的风险,这涉及在开放过程中如何权衡。虽然可能有考虑不足的地方,但总体来讲,开放改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风险是可控的。

“美国要加息了,或者欧洲央行明年1月开始减少购贷的规模,所有这些事件因素对你都有影响,因为你开放了,但是不要以为开放就有很大的风险。”他说,如果能逐步发展套期保值工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能使中国居民更有效地在全世界配置资产,从而给全民带来福祉。

易纲强调,在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影响力的问题上,要特别的“心平气和”。他说,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是市场驱动的过程,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人民银行没有特别的急切地推进”。

他指出,从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路径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为人民币广泛使用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危机以后,主要储备货币波动较大,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流动性以及外汇市场受到较大冲击。这时候,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抗风险能力较高,人民币汇率也保持基本稳定,自然而然被更多的市场选用。

“人民银行作为货币当局并没有给什么特殊的优惠,只是以前不允许人民币对外支付,对外结算这样歧视人民币作为支付和国际货币的措施取消掉了。我们创造一个环境,使得人民币和其他货币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易纲说。

他还表示,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路,需要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三驾马车”协同推进,缺一不可。

易纲指出,管制资本账户首先必须对经常账户的每一笔交易进行甄别,然后才能允许自由的进入和兑出,这确实限制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这点来看,减少资本管制是必要的,但如果在推动过程中走得太快,发生偏离错误,可能又要重新管制,反而使得这个过程更加漫长。此外,必须考虑如何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让其成为“金融稳定器”。

在经历了2005年-2014年近十年的单边升值和2014年-2016年的贬值压力后,易纲认为,人民币在2017年迎来了“真正的双向浮动”。“今年以来,人民币的供求关系比较平衡,国际收支资本的流出流入和市场的预期都比较稳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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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的过程,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

2017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上就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进行主题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日前指出,相比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和成熟有效的市场,人民币和国内金融市场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影响力的问题上,要特别的“心平气和”。

12月20日,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上表达了上述观点。他说,“找到这些差距,是我们进步的动力,我们要进一步地改革和开放,来不断缩小我们对真正的储备货币和一流的金融市场的差距,使得我们不断的进步。”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追踪指标显示,10月份人民币全球交易使用量环比下降至1.46%,为2014年4月以来最低。人民币在全球交易使用量中的排名为第7位,去年同期为第6位。

易纲表示,开放与防风险之间不一定是矛盾的,不要以为开放就有很大的风险,这涉及在开放过程中如何权衡。虽然可能有考虑不足的地方,但总体来讲,开放改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风险是可控的。

“美国要加息了,或者欧洲央行明年1月开始减少购贷的规模,所有这些事件因素对你都有影响,因为你开放了,但是不要以为开放就有很大的风险。”他说,如果能逐步发展套期保值工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能使中国居民更有效地在全世界配置资产,从而给全民带来福祉。

易纲强调,在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影响力的问题上,要特别的“心平气和”。他说,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是市场驱动的过程,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人民银行没有特别的急切地推进”。

他指出,从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路径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为人民币广泛使用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危机以后,主要储备货币波动较大,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流动性以及外汇市场受到较大冲击。这时候,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抗风险能力较高,人民币汇率也保持基本稳定,自然而然被更多的市场选用。

“人民银行作为货币当局并没有给什么特殊的优惠,只是以前不允许人民币对外支付,对外结算这样歧视人民币作为支付和国际货币的措施取消掉了。我们创造一个环境,使得人民币和其他货币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易纲说。

他还表示,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路,需要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三驾马车”协同推进,缺一不可。

易纲指出,管制资本账户首先必须对经常账户的每一笔交易进行甄别,然后才能允许自由的进入和兑出,这确实限制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这点来看,减少资本管制是必要的,但如果在推动过程中走得太快,发生偏离错误,可能又要重新管制,反而使得这个过程更加漫长。此外,必须考虑如何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让其成为“金融稳定器”。

在经历了2005年-2014年近十年的单边升值和2014年-2016年的贬值压力后,易纲认为,人民币在2017年迎来了“真正的双向浮动”。“今年以来,人民币的供求关系比较平衡,国际收支资本的流出流入和市场的预期都比较稳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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