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4日，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在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2017年北京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圆满完成第一阶段国家大气污染治理。

2017年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目标的收官之年。2013年9月，国务院正式出台“大气十条”，当时该计划被认为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大气治理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了奋斗目标：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其具体指标是，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据北京市环保局1月3日发布的通报称，从逐日累计浓度变化情况分析，北京市2017年1月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不利，PM2.5累计浓度高达116微克/立方米，浓度同比反弹超过70%；后期浓度呈现持续下降特征，从9月份开始PM2.5累计浓度达到60微克/立方米，并在秋冬季继续保持下降趋势。2017年全年，PM2.5有9个月月均浓度为近5年同期最低水平。

从大气污染扩散条件分析，2017年气象条件整体有利，表现为逆温发生频率较低，空气较为干燥，北风频率较高。尤其是第四季度，冷空气活动频繁，温度偏低，发生空气重污染过程4次，造成重污染日5天，明显低于前两年水平。在持续的大气污染减排，叠加有利的大气扩散条件共同作用下，2017年北京市空气质量显著改善。

“这5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从5年前的9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的58微克/立方米，北京的蓝天明显增加了。” 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界面新闻表示，雾霾本来是北京的痛点，空气质量的改善对于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宜居城市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天帮忙’。”马军说，2017年，北京的扩散条件显著优于前两年，“天帮忙”对北京空气质量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了1、2月份以外，2017年的扩散条件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进入秋冬季，每隔几天就有一场冷空气，一直延续到今年1月份。”

马军同时也指出，除了“天帮忙”的因素以外，北京在减煤、整治散乱污企业、机动车尾气控制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陈吉宁在报告中指出，过去5年，北京市“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发挥环保督察‘利剑’作用，层层压实责任，年燃煤总量从2270万吨减至600万吨以内，淘汰老旧机动车216.7万辆，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1.1万家。”

“陈代市长在任环保部部长的时候，调集了全国5600个督查人员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进行督查，协同周边治理也对北京空气改善起到了作用。”马军说。

2013年以来，环保部的大气污染专项督查、重污染天气的应急督查相继进入大众视线。2015年，被称为“环保钦差”的中央环保督察组亮相，由环保部牵头，中纪委、中组部的相关领导参加。

2017年4月，环保部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行动从全国抽调了5600人。这5600人将开展25个轮次的督查，每个轮次持续两周。督查的重点是京津冀及周边的“2+26”个城市，即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及石家庄、唐山、太原、济南等周边4省的26个城市。

2017年1月，时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环保部的例行发布会上介绍，京津冀及周边的山西、山东、河南，国土面积占全国7.2％，消耗了全国33％的煤炭，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涉气排放主要产品产量基本上占全国的30％到40％。

“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大量聚集，燃煤、燃油集中排放，快速增长的机动车，是这个地区大气污染的直接原因，也是改善的难点。”他说。

1月24日，陈吉宁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随着第一阶段治理任务完成，污染源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任务异常繁重，要充分估计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既打好攻坚战，又打好持久战。

马军表示，尽管“攻坚战”取得了胜利，但有些因素具有偶然性，是不可完全依靠的，比如非常优良的扩散条件以及行政手段。他举例说，在秋冬季的攻坚计划中，一些行业直接停产了，这实际上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做法。又比如督查，调集这么多人力集中督查的做法是否可以长效化？

2017年9月1日，田为勇在环保部的发布会上也提到了长效机制。他说，通过近几个月的强化督查，环保部总结出一套督查检查工作经验——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专项督察。通过巡查，将对整改慢的，实施约谈，对不执行的、问题突出的实施专项督查。

“不是像过去查完就完了，问题解决没解决不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所有发现的问题都要全面落实，进一步解决。这就是长效机制。”田为勇说。

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解洪兴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也表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空气质量精细化管理的机制。

“通过应用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将科学化的管理手段应用于决策，另一方面，相关措施都可以使用最佳可行的清洁技术。新《大气法》提出了城市空气质量限期达标机制，就是这样的一套空气质量精细化管理模式，在美国和英国都有成功的应用经历。我认为，下一阶段的空气质量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应当要加强部署空气质量限期达标管理机制。”解洪兴说。

“必须要建立长效的机制，这个长效机制一定要基于环境法治以及属地的有效管理，（这项机制的实行）不只是在北京，而且包括周边。”在马军看来，攻坚战以后的持久战需要落在机制上，比如建立环境法治，加强监督、监管，另外要引入市场化的手段，比如绿色产业链、绿色金融。

同时，马军也表示，在空气治理过程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结构调整还没有完全到位。他指出，在煤改气过程中，我们曾面临气不够的状况，其中一个原因是，周边把一些原本属于落后产能的大钢厂直接煤改气了。其实，让他们使用天然气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这些落后产能应该直接淘汰。此外，运输方面的结构也还没有到位，大量使用柴油的载重卡车仍在作业，这也需要去转变。

马军也提到了地方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不足。根据新《大气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承载力、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以及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等因素，商有关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到现在，除了北京实现了，其他地方都做得不好，诸如此类机制方面的问题都阻碍着持久战的开展。”马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