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戈丁（Nan Goldin）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吸了一口。“我的（毒品）卖家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会来这里。我曾经是他最忠实的客户。”她自讽地笑了起来。“当我戒毒时，他会给我发短信说他正在打折促销。”他降低价格，希望能引诱她回头。她在手机上删除了他的号码，并且已经离开戒毒所十个月，摆脱了毒品。
“我几乎三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房子。”她说道。戈丁在她讲究的布鲁克林公寓中环顾着客厅，墙上点缀着绘画和相片，尽管没有她的作品。毛绒狼玩具Larry被固定在窗边嚎叫着。
她最近的吸毒经历和以往完全不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摄影师之一，通过毒品使她和身边的人都情绪高涨、互相做爱，并在压抑的家中取乐。
而第二次吸毒经历由柏林的一个医生而起，在那里是她的第二个家。2014年，戈丁遵医嘱使用强效麻醉剂奥施康定治疗左手腕痛苦的肌腱炎。尽管她严格按照医嘱服药，却还是立即染上了毒瘾。
“我第一次拿到的药是40毫克的，但对我来说太强效了，让我感到恶心和迟钝。可到最后，我每天服用450毫克。”她说。最后，她把药片压碎并且吸食。当她回到纽约，医生拒绝再提供这类药物，她则转向黑市，而在钱不够的时候，则采用更廉价的街头毒品。
去年三月从麻省的戒毒机构出来之后，她开始阅读关于奥施康定的资料，并意识到这一著名药物是过去20年间肆虐美国的鸦片类药物危机的头号嫌疑犯。到目前为止，已造成了超过20万人死亡。现在，她正式对奥施康定幕后遮遮掩掩的美国家族宣战，在巧妙的营销策略背后，是被药物无害所说服的医生，以及需要它的病人。
她说：“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心安理得地生活。”合成的鸦片类药物模仿自然的鸦片类毒品（包括鸦片和海洛因）的作用，作为处方类药物在英国和其他地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这也引起了健康专家们的警惕。（奥施康定的制造商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都有子公司。）
如果你穿过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的前院，或者注意到2013年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中赛克勒展馆的到来，那你应该对赛克勒（Sackler）这个名字有印象。也许，你可能参观过大都会博物馆赛克勒偏厅（Sackler Wing）中的古埃及丹铎神庙（Temple of Dendur），看到过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赛克勒艺术教育中心，或者世界各地许多以这个家族命名的艺术机构、画廊和展厅。
以纽约为总部的赛克勒家族在大西洋两岸都有慈善基金会，捐赠了数百万美元给艺术行业，还赞助了耶鲁以及其他大学的学者。在各种场合下，这个家族的名字都被显著地列为赞助人。2015年，福布斯对20名核心家庭成员的集体估值约为140亿美元（100亿英镑），这其中的部分财富来自奥施康定1995至2015年间的销售收入。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财富来自普渡制药公司，这是一家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私人企业，由该家族创立并拥有全部所有权。1995年，该公司通过发明一种合法浓缩吗啡或海洛因的化学药物，彻底改变了处方止痛药的市场。这种药的设计理念是安全的；当它上市时，它的缓释配方是独一无二的。在获得政府许可后，它被誉为医学上的突破，而戈丁现在则认为这是“神奇的思维”。
这种药被异常积极地推销给医生——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盛情设宴款待，向他们提供误导性的信息，并且在谈论药物时会获得报酬——而病人则被错误地告知该药是缓解长期疼痛的可靠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提供一个月的免费试用优惠券。
64岁的戈丁发现赛克勒家族中没有一个人为此负责后，被激怒了。她发起了一项运动，试图谴责该家族，让他们支付戒毒和过量使用止痛药的费用，而不是把钱投在艺术博物馆的露台上。“我不是要求博物馆把钱还给他们”，她说道，“但是我不希望他们继续从赛克勒家族那里拿钱，我希望他们发表声明，支援我的活动。”
一群朋友和活动家每周在她布鲁克林的富人区公寓中开会，为即将到来的直接行动进行头脑风暴，提供想法。她首先在巴西的一次谈话中公开透露她去年秋天摆脱了鸦片类药物成瘾；然后在十二月，她给美国期刊《艺术论坛》（Artforum）写了一篇关于赛克勒家族的文章：“为了让他们注意到我们，我们将瞄准他们的慈善事业。他们通过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大学的殿堂洗钱。”
杜克大学医学院的前精神病学系主任Allen Frances去年给《纽约客》透露消息时曾说：“他们的名字被打上了慈善的名号，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硕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在数以百万计的上瘾者身上赚到了这笔钱，却无需担责，这让人震惊。”
戈丁现在正忙于学习现代的曲线维权。她说：“起初，我想带着标语出现在赛克勒家族的一个什么建筑物，因为这是我们在越南战争和对抗艾滋病危机的活动中所做的。”但她最近发现了社交媒体——“三周前我第一次接触Instagram。”她意识到，现在大家都在网上发起请愿，她自己也着手筹划了一个，在合适的时间将提交给赛克勒家族的核心成员，以及普渡制药的董事会成员。她现在也在推特上创建了一个标签运动#ShameOnSackler（#为赛克勒家族感到羞耻#），而她的整个运动被称为“处方药成瘾干预”（Prescription Addiction Intervention Now (Pain)）。
赛克勒家族的威望并非来自澄清药物成瘾的污名，而在于他们对高雅文化的赞助支持。戈丁认为，这个家族广做慈善，但却不关注戒毒和预防方面的公益事业，是因为这样做无异于接受指责。
三名普渡制药公司的高管于2007年被判有罪，接受了联邦政府的刑事指控，认为他们在奥施康定成瘾的风险和被滥用的可能性上误导了监管机构、医生和患者。该公司以创纪录的6亿美元了结此案。但是，没有任何赛克勒家族的有关成员被指控甚至被提及。
2010年，在与监管机构以及许多民事诉讼决议摊牌之后——另外，奥施康定的原专利也即将到期——普渡调整了产品，使其变得更难以吸入，并在营销中更明确了成瘾的风险。
市场上的确存在竞争的药物，但在美国鸦片类药物大肆使用的情况下，奥施康定被认为几乎是所向披靡的。联邦机构之一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2017年的报告中提到，美国每天有91人死于过量吸毒，其中60%涉及鸦片类毒品。自1999年以来，处方类鸦片药物致死的人数翻了四倍。
在过去的五年间，出于对该危机的回应，鸦片类药物的处方数量减少了，但美国人并没有摆脱吸食的习惯，也没有去戒毒中心，他们转而使用海洛因。根据美国成瘾药物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ddiction Medicine）的报告，如今美国尝试海洛因的人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从处方止痛药开始的。街头海洛因里头，也开始悄悄掺入危险的合成鸦片类止痛药，芬太尼。
2016年，著名歌手王子（Prince Rogers Nelson）因为过量的芬太尼丧命，但去年的医疗文件显示，他起初是对处方鸦片类药物成瘾——他们提到了氧可酮，奥施康定的主要活性成分。周末，汤姆·佩蒂（Tom Petty）的家人提到，这位歌手去年十月的死亡，是一种处方药和止痛药过量混合后所导致的意外，其中包括了氧可酮和芬太尼。
“一批又一批的人丢掉了性命。我过度服用过芬太尼，但是我活了下来。”戈丁说道。1989年，她向她第一次戒毒后认识的医生寻求帮助。在去戒毒所前的这段时间，她在家中戒毒。正如她指出的，戒毒有很多种方式，当你摆脱确切药物后，所得到的照顾和治疗也同样重要。
戈丁说：“他们看到的是这个人潜在的问题。”美国医疗体系中大规模滥用处方药，强力的鸦片类药物造就了一代吸毒者。但是，正如曾经的戈丁，许多老派街头吸毒者，使用毒品是为了逃避童年的创伤、孤独、抑郁或是贫穷。谈到帮助她克服毒瘾的医生和治疗师时，她认为他们是“善良”的。
去年戒毒时，她同样需要戒掉对苯二氮卓类药物的长期依赖——这类镇静剂中最出名的药物就是安定（Valium）。普渡制药公司的前身成立于1892年，随后在1950年代在亚瑟（Arthur）、莫蒂默（Mortimer）和雷蒙德（Raymond）这赛克勒三兄弟手中发展壮大。现在三个人都已去世。亚瑟死于1987年，在奥施康定发明之前，但他曾经负责其他公司药物出色的广告和营销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安定——专注于向医生和公众推销这种超出合理范围的“奇迹”药物。
至于戈丁本人，“我从19岁开始服用安定，因为感到’焦虑’。”她说道，“这是多么广泛使用的处方药。”
戈丁在《艺术论坛》的文章发表之后，亚瑟的女儿伊丽莎白·赛克勒（Elizabeth Sackler）写了一封信给这份周刊，这封信将于2月1日可在线上阅读。她指出，她父亲在普渡制药的三分之一股份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被当作遗产卖给了他的兄弟们，她和她的孩子们都没有从中受益，也没有在奥施康定的销售中获得利益。她称普渡制药在鸦片类药物危机中扮演“在道德上令人不齿”的角色。
尽管戈丁很欣赏布鲁克林博物馆中展现女权艺术的伊丽莎白·赛克勒中心，但她指出，正是伊丽莎白的父亲在安定药物上的推销方式，为普渡推广奥施康定提供了模版。戈丁说：“她并不能从中全身而退。”
她离开戒毒中心的十个月来一直很辛苦。“但是我不能回头重新开始磕药，我会死的。为了我的医生，为了我自己，为了行动主义和其他瘾君子的利益，我要保持自己的干净。我觉得对于我的灵魂而言，如果我重新开始吸毒，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当我1989年第一次接受治疗时，卢·里德（Lou Reed）和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成功戒毒的例子很鼓舞我。”
作为一名有吸毒前科的患者，戈丁尤其不应该被开出奥施康定的处方，因为她是已知的高位人群。“大脑会对毒品有记忆的，”她说道。
她的活动是“呼吁反抗，呼吁王子的粉丝、我的粉丝、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医生、所有因为鸦片类毒品而失去亲人的人、或者身边有正在毒品中挣扎的人、即大部分美国人、以及音乐家和艺术家们，呼吁一体。”
戈丁最近没有拍很多照片，虽然她沉迷于奥施康定时拍了一些自己的照片，还拍了一些她毒品的照片。她一直在画画，在客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一幅她的自画像，画有她独特的赤褐色卷发和硬朗的外表，但双唇紧闭。“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画了这个，这是我在那段时间的感受。我很孤独。”她说道。她期待能制作鸦片类药物的纪录片。这个项目如今还只是在起始阶段，但她说，她十几岁时就开始摄影了，这是因为她想拍电影。其中在她创作高峰期间最接近电影的是她的许多幻灯片，其中最著名的是“性依恋之歌”（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
她也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拍摄和她同住三年的异装皇后而出名。“他们是如此生动，如此美丽，如此有趣。他们的幽默是如此肆无忌惮。我认为幽默是人生的一种生存机制；这是另一个层次，我爱他们，我并没有对此进行分析，我只是在体会。”她说道，“并捕捉影像。”她一直说，她的相机只不过是她手臂的延伸，尽管在她的构图中有不可否认的技艺，以及原始的高度直觉，将纪录片升华到艺术。
她捕捉这种亲密关系——有时是非常亲密的——围绕着性、高潮、争吵、家庭暴力和半裸着的约会，这曾是她和她朋友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去世了数十年。但是她指出，她会将她的照片展示给拍摄对象，如果不喜欢，可以要求她不发表。“正直，正直，正直。”她说道。这个词让她回到了鸦片类药物的危机。
“普渡制药公司并不正直，相反，是对弱势群体的恶意操纵。这很恶心。”
戈丁点燃了另一支香烟，并喝了一大口姜汁啤酒。她的油画像也许是闭口不言，但鲜活、热血的南·戈丁所发出的声音，会被听到。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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