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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金融乱象源头是供求失衡 补短板需三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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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金融乱象源头是供求失衡 补短板需三大措施

张斌认为,金融乱象是金融服务供求失衡的一个侧面,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补短板两方面着手。

图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图片来源:CF40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认为,层出不穷的金融乱象是金融服务供求失衡的一个侧面。要解决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应从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补短板两方面着手。

张斌在周四的一场季度宏观政策报告会上指出,影子银行、同业业务以及大量通道业务的快速崛起,即金融绕道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金融服务供求失衡,相关部门在政策调整方面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

他说,这些通道业务在居民、银行、非银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之间建立起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果,实体部门的金融服务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还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实体经济活动风险未被有效分散,仍然集聚在金融中介。而一些金融中介通过缺乏监管的金融绕道服务产生了加杠杆、期限错配的问题,又增添了新的风险。

张斌认为,要解决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应从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补短板两方面着手。

在完善监管方面,他认为监管层应明确目标,避免目标的多重性、不合理和不匹配,同时,将责权匹配的专业化决策机制落到实处,上级对下级的权利下放,明确专业的问责机制。

补短板则需要在金融产品和市场、金融中介以及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做出大的调整。围绕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金融服务短板,有三项具体工作应着重推进:一是推动以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为代表的长周期、标准化的基础金融资产;二是推动个人养老金账户发展;三是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将国债和地方债务两者占全部政府债务的比重提高到60%以上,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多种方式拓宽和规范基建融资渠道。

张斌指出,上述三项措施对应着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等部门金融服务供求结构的不均衡问题。从过去十年的数据来看,正是这些领域金融供求的失衡导致了其后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过度集中在银行存款和类银行存款,最大的短板是养老保险类金融资产,这在一定程度促使房地产成为了家庭养老和保险的替代投资工具。企业部门方面,非金融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营活动风险提高且难以辨认,需要对接更多权益融资,但中国权益类融资规模太小,企业的权益类融资得不到有效补充,助推了复杂的通道业务融资,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此外,债券和权益融资的不充分构成政府融资工具的短板,抬升了政府债务成本。

“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从融资平台债、影子银行贷款等获得高成本资金。广义政府债务中,中央和地方债占比不到50%,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中,40%具有期限结构短、成本高的特点。”张斌表示。

不过,他也指出,上述应对措施在推进过程中还面临一些阻碍。比如,按照国际惯例,REITs经营应税所得90%以上分配给投资者时免征企业所得税,REITs经营中包含物业出租的,免征房产税;REITs发行过程中需新增缴纳的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递延至转让给第三方时进行税务处理等,但现在税收安排还没有跟金融改革形成很好的配套。此外,提高政府债务上限首先要明确政府债务的承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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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金融乱象源头是供求失衡 补短板需三大措施

张斌认为,金融乱象是金融服务供求失衡的一个侧面,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补短板两方面着手。

图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图片来源:CF40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认为,层出不穷的金融乱象是金融服务供求失衡的一个侧面。要解决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应从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补短板两方面着手。

张斌在周四的一场季度宏观政策报告会上指出,影子银行、同业业务以及大量通道业务的快速崛起,即金融绕道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金融服务供求失衡,相关部门在政策调整方面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

他说,这些通道业务在居民、银行、非银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之间建立起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果,实体部门的金融服务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还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实体经济活动风险未被有效分散,仍然集聚在金融中介。而一些金融中介通过缺乏监管的金融绕道服务产生了加杠杆、期限错配的问题,又增添了新的风险。

张斌认为,要解决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应从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补短板两方面着手。

在完善监管方面,他认为监管层应明确目标,避免目标的多重性、不合理和不匹配,同时,将责权匹配的专业化决策机制落到实处,上级对下级的权利下放,明确专业的问责机制。

补短板则需要在金融产品和市场、金融中介以及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做出大的调整。围绕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金融服务短板,有三项具体工作应着重推进:一是推动以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为代表的长周期、标准化的基础金融资产;二是推动个人养老金账户发展;三是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将国债和地方债务两者占全部政府债务的比重提高到60%以上,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多种方式拓宽和规范基建融资渠道。

张斌指出,上述三项措施对应着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等部门金融服务供求结构的不均衡问题。从过去十年的数据来看,正是这些领域金融供求的失衡导致了其后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过度集中在银行存款和类银行存款,最大的短板是养老保险类金融资产,这在一定程度促使房地产成为了家庭养老和保险的替代投资工具。企业部门方面,非金融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经营活动风险提高且难以辨认,需要对接更多权益融资,但中国权益类融资规模太小,企业的权益类融资得不到有效补充,助推了复杂的通道业务融资,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此外,债券和权益融资的不充分构成政府融资工具的短板,抬升了政府债务成本。

“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从融资平台债、影子银行贷款等获得高成本资金。广义政府债务中,中央和地方债占比不到50%,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中,40%具有期限结构短、成本高的特点。”张斌表示。

不过,他也指出,上述应对措施在推进过程中还面临一些阻碍。比如,按照国际惯例,REITs经营应税所得90%以上分配给投资者时免征企业所得税,REITs经营中包含物业出租的,免征房产税;REITs发行过程中需新增缴纳的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递延至转让给第三方时进行税务处理等,但现在税收安排还没有跟金融改革形成很好的配套。此外,提高政府债务上限首先要明确政府债务的承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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