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真快啊，中国又到了一年一度白领变翠花的时候。虽然它说起来总是有些戏谑，但这档换装大戏每年必如约上演，早就成了《还珠格格》和《西游记》一样的中国式经典，还是一时半会儿不会剧终的那种。

“我在上海穿的这些衣服肯定不敢穿回家啊！”Elena在谈及自己回家过年打算的时候说道。自己家里人观念传统，平时偏好的穿衣风格在父母长辈看来就是怪异，“跟他们也解释不清楚，所以回家还是换身行头得了。”

和Elena抱有相同想法的“城市人”不计其数。Sherry也是其中之一，回家前一晚收拾东西，她从平日里常拿的出差行李箱中拿出了一双Jimmy Choo高跟鞋放好，替换进一双舒适的平底鞋，“这是每次带着去正式场合的，在家里不需要穿这么浓重。”她说。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超一线城市里，有无数个出入高档写字楼精明干练的靓丽女性，紧身裙和高跟鞋是日常标配。他们的名字通常是英文的，加班结束后时不时去小酒吧喝上一杯，或是约会几个名叫Frederick或Victor的男士。如果足够讲究，工作装和聚会装也是要分开的。

但一到过年回家，精致的猪猪女孩就摇身变成了村口最朴实的二花。

在中国，城乡一直是热门话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教育制度变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乡村或低线城市涌入超级大城市，这仿佛已成了现代人奋斗的必由路径。年轻人们在工作城市和家乡的生活方式有着不小差异，相比于在中小城市较为集中的第一第二产业，第三第四产业比如研究和设计类等知识集中的服务业则都聚集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对于经过高等教育开始追求生活质感的年轻人来说，许多家乡不再能支撑起小资梦想。而作为最直观的视觉反应，“美”这件事也随之变成富有冲突感。

在上海，“腔调”是年轻人们穿衣的第一要旨。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常提到的新中产一族，这个称谓背后的含义并不仅仅是工资一栏的数字等级，更是一种追求品质和个性的生活标准。

新中产们早就脱离了穿带有大logo的奢侈品牌，这被认为是低级的炫耀趣味。小众设计师才是他们衣着品味的体现，1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认得出就足够，看似不经意，却满满的都是特立独行的小心机。而对于凸显富贵气质的皮草，中产阶级则会抱着可持续发展的态度表示拒绝，更不用说淘宝爆款，新中产绝不允许自己和别人撞衫。

这种标准也反馈在吃上，为保持符合城市新中产的轻盈体态，“沙拉健康低脂简餐”是上班族午餐菜单上最常见的一项，即使吃完之后也像没吃一样，但内心的满足感赢过了胃部的满足感。其中，牛油果算是最能体现食物选择观的一个，不懂得以正确方式食用牛油果的中产阶级都是伪中产，大概是因为牛油果不仅健康，价格也不低廉，比人人都买得起的苹果好像高级一点。

“比如在来深圳前，我没有养成喝咖啡的习惯，最多都是速溶，然而我们动辄就需要去咖啡厅见客户谈工作，甚至同事下午茶也会选在那儿。刚毕业的穷学生哪儿有什么钱，只能点最便宜的美式或者当日，那味道简直就是噩梦。”从家乡烟台到深圳工作的叶子描述着二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生活方式的区别，这样的差异花费了她很长时间去适应。“连KTV都差很远，我们家乡的选歌按钮都很简单，到了深圳真是开了眼，刚开始别提有多别扭。”

不难看出，中产阶级对自己的定义难免需要通过消费实现，这也成了品牌最常抓住的消费者心理洞察。在当下的年代，阶级趋近于固化，心理的落差则需要各类型消费的宽慰，所以现在的很多消费模式，其实是建立在“给中产阶级心理安慰”之上的，通过于此，中产阶级在某一时刻有种“跃升阶级”的错觉。

所有这些习惯都由大城市滋生，相应的，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也被年轻人进一步影响。在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互联网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让人轻而易举地假装成新中产，动动手指就能打造出高端的形象，这给人留下一种一线城市年轻人热衷“装”小资的印象，觉得新中产就是“装”的代名词。

这一层伪装的盔甲是大环境的产物，当环境改变，个体的行为模式若不随之改变，必然会被当成异类。但大城市对年轻人的改变不仅限于表现在外的生活方式，城市人的观念难以避免地也会被同化，即使在一线城市只是个螺丝钉一样的打工仔，面对在家乡工作的人时，依旧会存在来自鄙视链上游的优越感，甚至对自己的家乡变得排斥。

“我的一个同学也是这样，在广州工作优越感十足。上次微信聊天，他抱怨说广州房价高，我说你存了那么多钱，与其在广州郊外买个小二手房，不如回来这边买套豪华海景房和一辆车，然后娶个漂亮老婆岂不是美滋滋，我没想到他居然说，XX这破地方有美女吗？”Elena表示听完朋友的言论，实在难以接受。

离开故乡的人不再与在那里的人分享着同样的知识，不再依托那个地方生活，认同感渐渐淡化，这样地方感的消逝成了新时代的趋势。在新的城市生活或者不断迁徙的人们在网络上分享着全球性的知识体系，不再需要记住那些胡同小道，只需要熟练使用电子地图就可以穿梭于钢筋水泥之间，不再对家里饭菜的味道抱有执念，法餐或日料成了最熟悉的味道。

然而，并不是所有城市人都在城市生活中如鱼得水，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是带着焦虑在大城市营造着看起来还不错的生活。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在专题报道中称，“中国中产是世界上最焦虑的一群人”。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显示，有1/3的新锐中产经常感到焦虑，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得抑郁症，而经常焦虑或偶尔焦虑的人群比例更高达95%。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大部分中产阶级都有可观的收入，但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不要再去担心钱的问题了。财务自由的担心财富贬值，还没有财务自由的想努力提升收入。”虽说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有着明确的定义——中产阶级一般指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但这一定义却经不起推敲，而且含义含混，“中间位置”让中产阶级处于“上进一个阶级很难、落后一个阶级很容易”的状态，所有生活方式都只是在努力维持现有的位置，除此之外，互联网的成熟，让每一个中产阶级的个体都更容易接收到别人的成功案例以及负面信息，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进而引发更深的焦虑。

相对于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年轻人，阶级之间的差异在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农民工由“候鸟型”变成了“迁徙性”，远离父母一辈坚守的乡村土地后，城镇生活的光鲜亮丽让他们再也不想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乡。虽然某种程度上，他们实现了父辈们“进城”的梦想，但却也要同时承担着城市高昂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而留守农村的父辈们也不能理解他们全部的压力和焦虑。

过年回家，村里的人认为他们是城市人回来了；过完年返城，城市人又认为农村人回来了。他们就在这种“二元角色”中转换着，每回一次故乡，他们必须进行一次角色转换。

当回家需要进行角色转换，传统新年意味也开始发生变化。虽然表面上将一身行头转换到了家乡模式，但青年心态却依旧存在隔阂。如今千禧一代每到一处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wifi，回到家也不例外，各持手机独自偷欢，将亲人晾在一边是年轻人过年的常态，一项在北京白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三成以上的人记不清父母生日，九成以上的人不愿与父母同住，也不愿意同家人进行交流。这是社会信息化进程和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价值变迁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家庭越来越小，以及越来越多丁克或同性家庭出现，研究者把它称为家庭的碎片化，年轻人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孤独。

虽说很多年轻人过年回家后被嘲讽“卸下了面具”，但谁又能说得清楚在家的样子不是他们的另一幅面具呢？哪里才是真实的自己，大概年轻人自己都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