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之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产业发展不平衡两个方面。

从省域经济数据来看，凡是省域经济发达的地区，城乡差距就小，省域内经济发展更均衡，“一城独大”的现象也比较少；反之，省域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城乡差距就大，省域内经济发展就容易失衡，进而形成“一城独大”的分化格局。

如果把四大直辖市排除在外，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堪称我国省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由于它们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本文称之为“东部3省”（亦可称为“沿海3省”），作为发达省域样本。与此同时，本文把中部地区三个重要省份，即湖北、湖南、河南称为“中部3省”（亦可称为“内陆3省”），作为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的省域样本。下面，我们将从经济实力、产业结构水平、区域经济均衡等三个方面对“东部3省”与“中部3省”进行一个对比。

一、省域经济实力对比

这里采用人均GDP、流动人口、上市公司、养老金结余等指标来比较省域经济实力。

（1）人均GDP比较

反映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最重要指标，其实不是GDP总量，而是人均GDP。这一指标既可以在国家之间比较，也可以在省域之间比较，能从某一侧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及经济效率高低，也能反映一个地区人均创造财富的多少。

从表一数据看，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53980元，东部3省人均GDP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苏人均GDP高达95259元，浙江为83538元，广东为72787元。与之相比，中部3省的人均GDP要低很多。除湖北省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大体持平外，湖南、河南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流动人口比较

众所周知，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条件下，社会资源的流向，总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其中，人口流动是最重要的风向标，而劳动力的流动更是财富创造者的流动。所谓“人随钱走，物随钱流”，因为资本是最具市场眼光的东西。

人口与劳动力流向反映的是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及人气，人口与劳动力总是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聚集；反过来，净流入人口越多的地区，劳动力供给的质与量就越高，创造的财富总量就会越大。截至2016年底，广东省户籍人口为9165万人，但其常住人口却达1.1亿人，净流入人口高达1834万人。浙江也有679万的净流入人口，江苏则有219万的净流入人口。相比之下，湖北省是271万的人口净流出，湖南是420万人的净流出，河南省净流出人口甚至超过千万。

（3）上市公司比较

上市公司是地区经济的产业龙头或产业支撑，也是地方融资、税收及GDP的重要贡献者。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少，是地区经济实力的“硬指标”，基本上不存在“水分”，因为IPO门槛高、审核严，外界很难做手脚。

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则好企业越多，IPO机会就越多。反过来讲，上市公司越多的地区，越能获得再融资机会，吸引到越多的人才和发展机会。因此，一个地区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少，不仅反映了该地区的企业素质及竞争实力，更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在2004年中小板诞生前，上市公司数量主要反映了一个地区国有企业的发展水平；而自2004年以后，尤其是自2009年创业板诞生后，上市公司数量更反映出了一个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水平。

从上市公司存量来看，截至2018年2月8日，按注册地统计，全国省域A股上市公司最多的三个省分别是：广东572家，浙江417家，江苏384家，三省A股上市公司合计占全国的比重高达39.3%。与之相较，湖北省仅有96家上市公司，不及广东省的1/5，也不及浙江省的1/4。湖南为103家，河南为78家，中部3省A股上市公司合计仅有270家。

从历史来看，在2000年底之前，上市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尚无上市资格，再加上行政审批的IPO体制带有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色彩，因此，当时中部3省与东部3省的上市公司数大体相当、差距不大。然而，随着IPO体制及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从2004年开始，民营企业逐渐成为A股上市公司主体，中部3省与东部3省的上市公司数量不断拉开差距，这也折射出了各地民营企业发展的巨大差距。

从上市公司增量来看，2017年是A股IPO常态化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新股扩容”力度史无前例，东部3省全年新增IPO数分别65家、87家、98家，而中部3省IPO数则少很多，其中，湖北全年新增上市公司仅有2家。

（4）养老金结余比较

养老金结余既是地区财富储备形式之一，也是未来养老金支付的实力所在。

养老金结余规模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个因素是参保缴费人数多少。一般地，人口流入多的省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多，雇主与雇员缴费能力强，基金收入增长就快；反之，人口流出多的省份，则参保人数就会减少，雇主与雇员缴费能力就会下降，养老金增长就缓慢。另一个因素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动关系密切，人口流出多的省份，人口老龄化就会加剧，在人口老龄化快的地区，养老金支付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缴费增长速度；反之亦然。

2016年底，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36577亿元，其中广东为7258亿元，基金结余较上年净增加1100亿元；江苏和浙江两省基金结余均超过3000亿元，均较上年净增加200多亿元。中部3省基金结余则相对较少。2015年底湖北省基金结余为846亿元，2016年底基金结余降至828亿元；2016年底湖南和河南两省基金结余分别为945亿元和969亿元，两省较上年仅增长数十亿元。这里还要提一下，2016年湖北省成为了中部地区首个养老金当年“收不抵支”的省份。

二、省域产业结构比较

从产业结构来看，东部3省与中部3省也存在较大的反差。

先从GDP三产业结构看，东部3省第一产业GDP占比约为5%，而中部3省第一产业GDP占比则均超过10%；在第二产业GDP占比上，东部3省与中部3省基本相当，大体处在44%左右；而在第三产业GDP占比上，东部3省均在50%以上，而中部3省则在45%左右。这表明省域GDP规模增长主要依赖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的GDP贡献仍在不断下降之中。

再从就业结构看，东部3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除广东为20%略多外，浙江和江苏均明显低于20%，而中部3省均高于35%；东部3省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均高于40%，而中部3省均未超过30%；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东部3省与中部3省大体相当。

与GDP三产业结构相比，劳动力就业结构更能反映省域经济的发达程度，并且更能反映产业结构的先进性及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低。东部3省只有两成或不足两成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中部3省却有高达近四成的劳动力仍在从事传统农业，表明中部3省工业相对落后，无法吸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人口，而东部3省正是因为工业发达，很顺利地消化了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正是因为中部3省工业相对落后，因此，中部3省农业过剩劳动力只能向外转移。

三、省域经济地区均衡比较

城市是省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和重要支点。城市数量及城市规模可以用来衡量省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度。

区域经济地区均衡主要有两个比较指标：一是省域GDP占比最大的前四个城市，它们之间的经济体量差异大小；二是省域最大经济体量的前四个城市，它们的人均GDP水平的差异大小。

先从省域前四大城市的经济均衡度来看（见表四），东部3省均不存在“一城独大”的现象。例如，深圳与广州是广东省GDP占比最大的两个城市，二者在全省的GDP占比均为25%左右，这两大城市对于“珠三角”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再从人均GDP水平来看，深圳略高于广州。此外，佛山与东莞紧随其后，而且人均GDP也比较高。

而在江苏省GDP占比最大的两个城市之间，苏州GDP占比超过南京6.5个百分点，且苏州的人均GDP也略高于南京；作为第三大GDP占比城市，无锡也直追南京，并且无锡的人均GDP水平也略高于南京，这充分反映了江苏省域经济的“多极化”、多足鼎立的均衡发展格局。

此外，浙江省GDP占比最大的两个城市之间，杭州GDP占比仅高出宁波5.4个百分点，且两市人均GDP水平基本相当；第四大GDP占比城市绍兴人均GDP也与杭州、宁波相差无几。

与东部3省不同，中部3省都存在较突出的“一城独大”的现象。一城独大是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标志。以湖北省为例，2016年武汉市GDP占全省的比重高达36.9%，而第二、三大城市宜昌和襄阳两市GDP占比均只有10%略多，且襄阳的人均GDP仅相当于武汉市的一半，而排在第四位的荆州人均GDP则不及武汉的1/3。这表明湖北省域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湖南省与河南省的“一城独大”现象也比较突出，相比湖北省的情形，则要略好一些。

“一城独大”很容易对周边中小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并将周边中小城市的人财物等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大城市。因此，“一城独大”的现象，将不利于省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相反，它会拉大省域内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事实上，在省域经济发展比较均衡的东部3省，每一个地级市都是一个相对发达的明星城市，每一个地级市都有各自不同的产业特色，且城乡差距小，经济较发达。

与之相较，在中部3省中，无论是湖北，还是湖南、河南，一些地级市除了历史典故原因或自然风景原因闻名外，由于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及企业龙头，再加上产业先进性不够，低端产业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中部3省的地级市相对于东部3省的地级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经济均衡度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在全国各区域经济、板块经济正在强化联动效应的大背景下，东部3省自然应该抓住新时代发展机遇，力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中部3省也应该正视差距，激发潜能，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