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中国农历春节，在意大利威尼斯街头，一个脸上一半画着京剧脸谱一半画着意大利国旗的中国老太太走在满街都戴着面具的狂欢节人群中，那是我的外婆。当时她作为北京市文化局主管戏剧创作的工作人员，刚刚和北京京剧院的30多名演员一起抵达威尼斯，他们即将在意大利九个城市进行为期40天的《图兰朵》巡演。那一年外婆58岁了。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后，即将退休的她，终于干回了老本行。

1935年，外婆出生在上海，是长乐路一户上海人家里最小的女儿，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因父母外出工作，在4岁时，外婆就被家中大姐送去上了小学，9岁则通过英文口试跳班考上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初中一年级，不过当时这所教会学校学费高昂，外婆最终放弃，转去位于林森中路（现淮海中路）的肇光中学。

1949年，14岁的外婆以同等学历考入由戏剧教育家、剧作家熊佛西创办的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原上海实验戏剧学校），这所当时还在四川北路横浜桥一带的学校就是如今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而外婆之所以报考这里，完全是看中了该校不用考数理化的“优点”。这对从小喜爱电影、音乐，偏科严重的她来说非常重要。甚至对别人来说的重大历史时刻，在她心中都是以电影来记忆的。

“我那时候喜欢英美电影，经常逃课跑去美琪大戏院、大光明戏院看，什么《蝴蝶梦》啦、《思凡》啦、《简爱》啦。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49年5月24日上海市区解放前一天，我跑去看劳伦斯·奥利弗主演的《哈姆雷特》，也叫《王子复仇记》，那是最经典的版本了。等我从大光明电影院出来往家走时，看到路上贴满了欢迎朱毛的标语。”（编者注： 上海市区是25日解放的，但白渡桥外是27日解放的，因此以27日定为解放日，外婆看电影是24日。）

在剧专上学期间，发生了朝鲜战争，学校的师生集体创作了话剧《美帝暴行图》并在小剧场演出，后来又由当时还是电影新人的谢晋导演拍了电影，外婆也小小地“触电”了一下。期间，外婆被电影厂选去在夏衍编剧、陈鲤庭导演的《人民的巨掌》里饰演一个在上海弄堂的晒台上晾衣服的小姑娘。“有我参与的那部分剧情是特务逃跑，中途会跑过一个晒台，我在那儿晾衣服。那次我才知道原来拍电影这么麻烦，一场戏要NG好多次。”

虽然排演的故事都与外婆喜爱的英美电影题材差之千里，但那段日子依然是外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那时我们上学就像玩一样，打腰鼓呀，唱歌呀，排演话剧呀，每天都很开心的。”

1952年，18岁的外婆从戏剧学校毕业，成为了新中国最早分配工作的一批大学生。虽然第一志愿填的新疆，但最终外婆被分配到了北京。“肯定要服从分配的，而且我也愿意去北京，那时候也想去北京见毛主席。”

当时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还要经过南京的火车轮渡，全程大概需要三天两夜。“我们那批一同去的大约有20多个同学，分配到文化部、广播局和总工会三个系统。我的同学王扶林（编者注：87版《红楼梦》、90版《三国演义》总导演）当时就被分到了广播局。”

建国初，人们的工作生活总与政治活动密不可分。被分到文化部下属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所剧院在2001年12月25日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外婆也不例外。

那时，美国还未从朝鲜撤军，外婆也就与剧院的其他同事一起成为第三届朝鲜战争慰问团成员，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之后又前往中俄边境的兴凯湖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回京后还参演了青艺以朝鲜战争中铁道兵筑起“钢铁运输线”为题材的话剧《 钢铁运输兵》。

“我年纪小，一般都演孩子。《钢铁运输兵》里我演个少先队员，当时剧院还让我到中山公园对面的女一中（现北京市161中学）体验生活。结果到了学校，其他同学真以为我也是学生，还问我数学题怎么解，我哪会做，就只好说我是从上海刚转学来的，但老师让我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时，我朗诵的就特别好。”

当年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前身是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拥有一批老革命演员和原来在重庆大后方的知名演员。“那时候被分配到首都的国家剧院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比起分配到省市话剧团的同学，实践机会要少得多！他们很快就在团里挑大梁，而我只能演演小孩……”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剧院大体上分为三个剧组，以排演剧目的不同而区分：演员们戏称那些排外国戏的演员是“高飞的鸟” ，剧目诸如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易卜生的《娜拉》等；演配合政治现代戏的自嘲为“工农兵演员”；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就是排演被称为“五四以来优秀剧目”的作品，如夏衍编剧的《上海屋檐下》、田汉编剧的《丽人行》、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等，而外婆就属于排演这种剧目的演员。

1954年春夏，她参演了由夏衍编剧，洪深导演的《法西斯细菌》，该剧是夏衍1942年于重庆创作的一部抗日题材作品，描写了一位潜心于细菌学研究的科学家，在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残酷事实面前，终于从不问政治到走入反法西斯斗争行列的觉醒过程。外婆饰演的是科学家的女儿。1954年的这部话剧也是戏剧家洪深生前执导的最后一出戏。

上学期间，外婆曾收到过很多求爱信，这让她很苦恼，既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怕失去友谊，该如何处理？外婆将这些困扰向当时派到学校搞思想改造运动的工作组成员求助时，这位小小年纪就入党的来自新安旅行团（编者注：1935年成立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1953年在上海同其他两个文艺团体合并成为上海实验歌剧院）的小老革命劝导外婆，“你还年轻，建设祖国是首要任务，还不是时候考虑个人问题。”但就是这位不让外婆考虑情感问题的人，在1955年成了外公。

外婆的工作和生活，似乎一直在被各种政治运动所影响着。1955年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接着文化部直属文化艺术单位六千余人下放江苏扬州和吉林通化的农村劳动锻炼，外婆属于“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单位门）没有接触过劳动人民，是需要锻炼的。彼时，外婆下放到了扬州宝应县，开始学习育苗、插秧等种田全过程。

下放期间，正值大跃进时期，这批下放干部中一部分有专业特长的文化艺术人才被集中起来办文化艺术学校，“那时候在扬州江苏农学院，我和之前下放到扬州兴化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黄素影搭档教表演，我还记得我们最喜欢去扬州得胜桥的富春茶社备课。”外婆回忆道。

1959年，外婆回到北京，正赶上了中央单位下放北京的机构调整，回不了青艺的她被分配到了北京市文化局工作。但随着文革的到来，文化局形同解散，外婆再度下放，事业再度中断。

虽然总能在动荡的生活中找寻乐趣，但外婆也直言那些年，她“什么事儿也没干成”，“那些年我对前途很迷茫的，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唯一的期望是去印刷厂当一个排字工人，根本不敢想以后还能回来搞业务。”

1972年，因延安文艺座谈会30周年文艺汇演结束后需要有人将汇演节目编纂出书，平时工作中人称“笔杆子”的外婆被再动启用，并调入北京出版社，成为了一名编辑。此后，外婆陆续从事了儿童文学，中短篇小说，戏曲电影等多个门类的编辑工作，并刊发过铁凝处女作《会飞的镰刀》、刘心武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等作品。

“铁凝当时在河北，她和我通信时一直喊我叔叔， 因为我的名字像男的，直到后来见面才知道我是阿姨。刘心武则是北京十三中的老师，后来也进入出版社，和我成为同事。”

1978年，文革后的第一本文学期刊《十月》创刊，作为创刊编辑之一，外婆刊发过白桦（本名陈佑华）的《苦恋》、叶楠（本名陈佐华）的《巴山夜雨》等电影剧本。“白桦和叶楠是孪生兄弟，长得非常像，可这两兄弟的剧本境遇却截然不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苦恋》挨批的同一天，叶楠的《巴山夜雨》拿到了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此后，外婆还主持了《徽班与京剧》《中国京剧有声大考》 《中国戏曲志·北京卷》、《北京地方志·文化艺术卷·戏剧》等传统戏曲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编写工作。

直到1986年，外婆才再度调回北京市文化局，并具体负责北京各院团文艺创作的工作，那个三十年前在上海弄堂晒台上一遍遍表演凉衣服的小姑娘，终于又回到了她事业的起点，只是那时外婆已经50岁了。而她与“中国公主图兰朵”在意大利的缘分还要再等八年才到。

1991年1月，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戏剧类期刊《新剧本》的主编徐恒进在意大利访问，访问之余，他主动联系上了位于罗马的阿根廷剧院，向剧院经理推介中国京剧。虽然剧院经理很感兴趣，但当时国际上剧院的运营模式和演出排期惯例是提前一年甚至更早就确定好全年的演出剧目和时间，极难临时更改，双方的交流也只停留在互留联系方式的阶段。

但出人意料的是，到1992年初，原定5月在阿根廷剧院演出的团体突然告知前者因事遗憾缺席，阿根廷剧院就想起了一年前中国人的那次毛遂自荐，并迅速发出了邀请。就这样，1992年5月外婆带着北京京剧院一团的《盗仙草》《三岔口》《秋江》《十八罗汉斗悟空》四个折子戏来到了罗马。

演出期间，罗马剧场协会的总经理伽利略在罗马大学戏剧系马洛蒂教授的建议下，向外婆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有开创性的合作项目：由罗马剧院投资请北京京剧院以京剧艺术来再现意大利作家卡罗·哥兹（Carlo Gozzi）于1762年创作的剧作《图兰朵》，并约定在1993年2月在罗马首演。

回忆当年的见面细节，外婆笑言，“那时我们一边谈，伽利略一边拿出火柴棍在桌子上摆，我看他摆的图形是易经的卜卦，就问他是不是在占卜，看这次的合作能不能成功？ 我和他说你别算啦，咱们一定能合作顺利。”

《图兰朵》的原始作品，是一篇名为《杜兰铎的三个谜》（即《卡拉夫和中国公主的故事》）的短篇故事。这个故事最著名的改编版本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于1924年作曲的同名歌剧。而伽利略向外婆提出的是要以比普契尼的歌剧版早200多年的卡罗·哥兹剧作版来进行京剧改编，实际上当时中国并没有这部剧作的中译本。

为了达成合作，外婆紧急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吕同六先生求助，请他翻译剧本梗概。（编者注：吕同六先生于2005年去世，他是荣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骑士勋章、爵士勋章和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三大殊荣的惟一一位中国学者。） 

对于当年的合作细节，外婆在日记中有详细记录，其中在写到罗马剧场协会将为这次的委约作品投资为十七万美元时，还在数字后面用“嚯！天文数字”来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那时候我们排一部戏才两万人民币，而意大利给我们提供的真是一笔巨款。”外婆如今回忆道。

回京后外婆便开始组织京剧院创作《图兰朵》，邀请四川自贡剧作家魏明伦改编剧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导演林兆华担任导演。

创作上，为了真正实现以京剧形式来展现剧作，京剧版《图兰朵》在原著上进行了大胆的改编，剧中的核心内容，图兰朵公主提出的三个抽象的谜语，被改成了三道较为容易用京剧“唱、念、做、打”来展现的考题：第一题考力量、第二题考智慧、第三题考武艺。

在演员选择上，因出资方罗马剧场协会希望能够由青春靓丽的青年演员饰演主要角色，女主角图兰朵最终选择了北京昆剧团的刀马旦演员杨凤一来饰演，无名鞑靼王子则由京剧演员叶金援饰演。其他角色则通过在京剧院内考核表演功底来选拔，这在以往把海外演出当福利轮流分配的国有院团里，自然也引发不少争议。

那时候，虽然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多年，但在传统的戏曲界，很多陈旧的观念依然难以撼动。外婆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外请导演和京剧院内部从艺术观念、工作方法、态度、作风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一系列矛盾。那种封闭的、保守的、陈旧的观念像顽疾般在整个集体中散发蔓延，寻求共同语言真难。”

尽管困难重重，1993年京剧版《图兰朵》还是如约前往罗马首演。 在飞往意大利的飞机上，外婆在日记中写道，“意大利观众将在我们的演出中看到一个不同于欧洲舞台上图兰朵，是哥兹原著所创造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公主——一位既冷酷又热情，既有男性的阳刚、潇洒，又有女性的温柔、娇媚；文武兼备、能歌善舞的图兰朵。我们将在舞台上展现中国戏曲艺术中独有的绝技和舞蹈——矮子功、褶子功、翎子功、出手、变脸、喷火等等。”

在《图兰朵》前往意大利首演前，罗马大学戏剧系马洛蒂教授曾来到北京观看彩排，他向外婆透露梅兰芳大师1935年曾在前苏联瓦赫坦戈夫剧院看过他们演出的根据哥兹剧作改编的《图兰朵》，梅先生当时表示很喜欢这个演出，并愿意扮演图兰朵。

而北京京剧院正是在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所创建的四个京剧团以及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京剧表演艺术家所建立的北京京剧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回忆当年，外婆说，“没想到我们能实现梅兰芳大师半个世纪前的愿望，这是我们的幸福和骄傲。”

1993年2月12日，中国京剧版《图兰朵》在意大利进行了世界首演。首演结束后，罗马剧场协会的总经理伽利略非常激动，他对外婆说，平时剧场的首演活动总让他生气，而这一次的《图兰朵》却让他兴奋。当外婆告诉他想看剧场的音乐会演出时，他则大方对外婆承诺，“你可以随时来我的剧场看任何演出，因为你是剧场一半的主人！”

不过在当天的日记里，外婆也记录了首演时的一些不足，“杨凤一的头面被刮了一下，顺德的嗓子‘横’了，乐队的音乐不准等。”

当地的意大利《新闻回音》评价说，中国京剧院把哥兹的《图兰朵》按东方传统手法重新编写，将中国传统艺术与意大利古典面具艺术相结合，既依据了原著，又不生搬硬套，产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效果。剧中，色彩绚丽的服装、奇特的脸谱、武技表演、舞蹈与音乐都非常出色，演员演技精湛，公主的冷酷，兰儿的痴情、侏儒的风趣、皇帝的威仪都表演得惟妙惟肖，中国舞台艺术是非常专业化及高水平的。

首演之后，外婆曾于当年9月再度前往意大利，与伽利略等人就第二年即将开始的巡演版本进行改进方案的探讨，并确定了第二年在意大利9所城市巡演的时间。因1993年的演出第一站是威尼斯，罗马剧场协会希望《图兰朵》能参加2月在威尼斯举办的狂欢节，而那个时间正是中国的农历春节。

1994年2月9日中国农历春节，脸上画着油彩的外婆走在威尼斯狂欢节的人群中，这已是她第三次来到意大利，虽然《图兰朵》已是二度上演，但当她到达威尼斯，并听闻此前在剧场演出的墨西哥芭蕾只有八个观众时，还是深感售票压力。尽管没有准备任何狂欢节面具，但外婆急中生智，画上脸谱带上乐师，就跑到了街上为《图兰朵》宣传。“我们化上妆上了广场，锣鼓一敲，嘿，我们的队伍在西方面具的狂欢队伍上，大放异彩，出了风头，当然，为了这个我们牺牲了一顿晚宴。”

“2月12日，首演当天，票卖出去了八成，剧场里还有戴着面具的观众来看，把狂欢节的氛围也带进了现场。图兰朵出场时所展现的东方女性的美一下子就赢得了碰头好，虽然由于合成时间少，灯光音响特技都有不少问题，但看得出观众的反应是强烈的。”

“2月13日，下午的演出很热烈，约有九成座。伽利略来电对演出表示满意，技术上不满意。凤凰的钢丝拿掉后效果甚佳。”

每个城市每场演出，合成情况，观众上座率，演出现场情况等等细节，外婆都详细记在了巡演日志中。

在即将退休的年纪，外婆终于可以全身心、不被打扰的做自己最喜爱的事情。而40天意大利多城的巡演也让外婆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戏剧之间的差距，学习到国外剧院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同时趁着巡演之外不多的休息时间，利用一切机会观看其他剧团的演出，并与当地艺术家进行交流学习。

从威尼斯转站布雷契亚时，外婆听闻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编者注：199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正在离自己九十公里外的皮亚琴察演出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新戏——一部名为《妈妈！圣 ·苦苦迪Mamma I San Cucutti》的时事政治讽刺剧，尽管当时离这部剧开演只有不到两小时，但外婆还是与林兆华导演一起在开场前赶到了剧场，并最终见到了这位意大利戏剧同行。

“我看到年近七旬的达里奥·福在台上，一会儿模仿主教、一会儿模仿总统，惟妙惟肖。戏进行到一半，突然，几个警察冲进我们的包厢，对着舞台高声叫嚷，要他们停止演出，我被这突发的事件震惊了，但舞台上的演员，却和我旁边的警察争论起来，直至将警察轰出剧场。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警察也是演员扮演的、是演出进程中的一部分。”

外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了解到，达里奥·福的政治讽刺剧是一种即兴戏剧的样式，没有剧本，每天演出时，要将当天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加十分钟的即兴表演，因而也使达里奥·福的政治讽刺剧在意大利各地常演不衰。”

演出结束时已是子夜，外婆到后台向达里奥·福告别，而这位老人毫无倦意，还用演出前林兆华导演送他的中国毛笔为两位中国客人作画。外婆在日记中写道，“在交流中我得知，他年轻时在米兰艺术学院学习过艺术、建筑，投身戏剧创作后，在构思每一出戏时，剧本、导演、表演、舞台美术的创作几乎是同步的，甚至连服装、宣传海报，也都自己动手设计。这位多才多艺的戏剧家不仅是个艺术上的通才，他的敬业精神和使命感，更令人钦佩。”

这一年的春节，58岁的外婆远在海外，却异常高兴，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自己一生积累的文化知识、艺术素养、外交潜能都在这个《图兰朵》的筹划过程中释放出来。”

外婆的一生经历中国巨变，事业面临诸多起伏，她总对我说“自己没做过什么”，但在我眼里，二十四年前春节时威尼斯狂欢节人群中那个色彩斑斓的身影就是她人生的缩影，她永远是积极乐观面对一切困境，努力活得精彩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