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璇

自2017年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连遭到涉嫌贪腐受贿、收买媒体、以权谋私等一连串的指控，使得这位已经执政累计十四年的以色列老牌政客深陷危机。

内塔尼亚胡是继开国总理本·古里安之后以色列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分别于1996年、2009年、2013年和2015年的四次议会选举中带领利库德集团赢得组阁权，有着以色列政坛“常青树”之称。尽管在其2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内塔尼亚胡曾多次面临贪腐丑闻，但此次同时卷入诸多案件的调查，并接连遭到涉嫌多个领域的指控，依然使他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2018年2月14日，以色列警方宣布已经掌握了关于总理内塔尼亚胡两桩贪腐案的充足证据，足以证明内塔尼亚胡在收受贿赂案件（Case 1000）与收买媒体案件（Case 2000）中存在“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除这两起案件之外，内塔尼亚胡还同时面临着涉及从德国购买潜艇的腐败案（Case 3000）、控制通讯公司案件（Case 4000），以及收买检察官员以关闭调查的案件（Case 1270）。以色列警方建议以欺诈、背信和受贿等罪名起诉内塔尼亚胡。

内塔尼亚胡相关案件始末

案件1000

在案件1000中，警方指控内塔尼亚胡及其妻子萨拉（Sara）、次子亚伊尔（Yair）收受包括澳大利亚富商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和生于以色列的好莱坞大亨阿尔农·米尔汗（Arnon Milchan）等国内外商人赠送的高额礼品。

据称内塔尼亚胡及其家人受贿的礼品中包括价值数十万新谢克尔的高档雪茄、香槟和珠宝，以及置于以色列的房产和境外旅行的酒店、机票等，总金额超过100万新谢克尔（约合180万人民币）。

内塔尼亚胡的总理办公室坚称这些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内塔尼亚胡所收到的礼物不过是友谊的象征，并没有用以换取政治利益。在这起案件中内塔尼亚胡与妻子萨拉、儿子亚伊尔，以及送礼方米尔汗和帕克都受到了警方的审问。警方称内塔尼亚胡曾在米尔汗申请美国签证事宜以及其在以色列的纳税方面给予了帮助。

案件2000

在案件2000中，内塔尼亚胡因涉嫌利用权力操纵媒体报道的指控而接受警方调查。在调查中，内塔尼亚胡与《新消息报》出版商阿尔农·莫泽斯（Arnon Mozes）的谈话录音被警方获取。

在对话中，内塔尼亚胡提出希望《新消息报》能够增加对其正面新闻的报道，作为交换，他将说服《新消息报》的主要竞争对手《今日以色列》（Israel Hayom）的负责人谢尔顿·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使《今日以色列》在周五减少发行量，并推动立法来完成这个目标。

《新消息报》的出版商莫泽斯原本是内塔尼亚胡的政敌，因此这份报纸对内塔尼亚胡主要持较为批判的态度。由于在以色列周五下午到周六傍晚属于安息日时间，令《今日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周五减少发行量，这将大大提高《新消息报》的销量。

这份谈话录音是警方对在内塔尼亚胡的前助手阿里·哈罗（Ari Harow）进行另一项调查时，在他的手机中发现的，据信，哈罗在这场媒体操纵谈判中有着大量参与。目前哈罗已经签署了在此案中作为证人的协议，他的作证将大大增强这起案件起诉的可能性。而据以色列电视台第二频道报道，《今日以色列》负责人阿德尔森也对警方指称内塔尼亚胡曾试图劝说他减少《今日以色列》在周末的发行。

案件3000

案件3000也被称为潜艇事件，涉及关于以色列和德国之间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潜艇交易中的贿赂指控。该事件是与内塔尼亚胡相关的丑闻中最严重的一起，尽管他目前并没有被列为该案件的嫌疑人，但他的三名亲信已经被列为了主要嫌疑人，其中包括德国造船商蒂森克虏伯（Thyssen Krupp）在以色列的代表迈克尔·甘诺（Michael Ganor）。

2011年以色列从德国购买了三艘海豚级潜水艇和四艘萨亚尔6级潜艇，耗资数十亿美元。据2016年退出内阁的前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称，内塔尼亚胡为了确保德国潜艇商蒂森克虏伯取得订单，下令国防部取消招标，订购数量也超出需求。而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些军方潜艇对以色列来说事实上并不需要。

警方调查显示，包括前海军司令员、退役将军麦隆、前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官阿夫里埃尔·巴尔·约瑟夫等官员都被牵涉其中，另外涉案人员还包括一系列商人和司法人员。

案件4000

案件4000主要涉及内塔尼亚胡与电信公司Bezeq以权谋私的指控。内塔尼亚胡被指控在其2014年至2017年兼任通信部部长期间，曾干预通信部门监管系统来为以色列最大的通讯公司Bezeq谋利。而Bezeq公司的负责人沙乌勒·艾洛维奇（Shaul Elovitch）作为内塔尼亚胡的好友，曾命令Bezeq的Walla新闻网站对总理和他的妻子萨拉进行有利的报道。此外，据称萨拉·内塔尼亚胡可能参与了对网站报道的影响和控制。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发现交通部长、内塔尼亚胡的前高级助理施罗莫·菲尔伯（Shlomo Filber）在被内塔尼亚胡调入交通部后，一直在向Bezeq公司提供保密文件和其他信息。而内塔尼亚胡在兼任交通部长期间也没有按要求上报他与Bezeq控股股东艾洛维奇之间的私交，却一直利用权力以有利于Bezeq的方式制定政策。目前该案件已有多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菲尔伯被警方控制后签署了指证内塔尼亚胡的协议书。

案件1270

案件1270是由案件4000衍生出来的分支案件，涉及到关于对以色列总检察长的委任贿赂。该案件中，前地区法院法官希拉·格斯特尔（Hila Gerstel）指称内塔尼亚胡的亲信哈菲兹（Hefetz）在2015年年底向她提出，如果她能将指控萨拉·内塔尼亚胡在官邸不当行为的案件取消，她将会被任命为以色列总检察长。格斯特尔拒绝了这一提议，而被认为是内塔尼亚胡亲信的阿维哈伊·曼德尔布利特（Avichai Mandelblit）获得了该职位。

在上述五个案件中，警方建议针对案件1000和2000起诉内塔尼亚胡，因为在这两起案件中证据掌握充足。而在案件4000和1270中，内塔尼亚胡也已经被列为嫌疑人。截至2018年2月，内塔尼亚胡尚未被列为案件3000的嫌疑人。

2017年底，内塔尼亚胡的两名政治盟友向议会提交了“警方建议法案”，禁止警方的调查人员告知检察官是否对任何特定案件有起诉理由。该法案已经通过了议会一读，原定于2017年12月举行二读和三读，但由于担心不能通过而被推迟。

据分析人士称，该法案具有庇护内塔尼亚胡的性质，因此在以色列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自12月以来，以色列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等主要城市爆发了多起针对这一法案以及内塔尼亚胡腐败案的大规模游行。在舆论压力下，内塔尼亚胡已宣布该法案的条款不适用于针对自己的调查。

2018年1月8日，内塔尼亚胡的儿子亚伊尔与天然气大亨科比·迈蒙（Kobi Maimon）之子尼尔·迈蒙（Nir Maimon）在2015年一份对话录音被曝光，在该录音中他提到自己的父亲曾促成了一笔价值200亿美元（约合1300亿元人民币）的交易，而这笔交易曾为该天然气大亨带来暴利。

而在关于案件的调查中，以色列前总理办公室总司长阿里·哈罗（Ari Harow）和内塔尼亚胡多年的政治密友施罗莫·菲尔伯（Shlomo Filber）也都与警方达成协议，成为为内塔尼亚胡受贿案提供证词的“污点证人”，以换取减刑。

未来可能的走向

尽管诸多证据和证词都对内塔尼亚胡不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塔尼亚胡一定会在此次危机中辞职下台。内塔尼亚胡的本届总理任期原本将于2019年11月5日结束，而在调查发生后，他始终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并且在2月13日发言称自己会继续担任总理直到任期结束，将“继续负责任和忠实地领导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甚至对下次大选也信心满满：“我确信，真相会大白，我将在按期举行的下届选举中再次赢得大家的信任。”

内塔尼亚胡继续稳操政局？

顺利完成任期、继续稳操政局，是内塔尼亚胡在受贿案调查后第一种可能的结局，也是在笔者看来几率最高的结果。首先，即使针对案件的诉讼真正得以发起，漫长的起诉程序和以色列行政的低效率也将使诉讼持续很长时间。

检察官需要对警方提供的证据做出考量后，交予内塔尼亚胡的律师，接下来司法部长安排听证会，总理的团队可以就其认为证据不足的原因进行辩论，最后总检察长曼德尔布利特才会就是否指控总理做出最后决定。

而由于内塔尼亚胡繁忙的日程安排和大量的外访工作，这一过程可能会远远长于正常预期；而同样的理由也可能被用来延长小组起诉前听证会的过程，从而推迟任何可能的起诉的提交。冗长的起诉程序足以给予内塔尼亚胡完成任期的时间。

2018年2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大选，利库德集团仍将赢得最多的票数，甚至可能会增加所获议席。而在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中，民调显示目前掌握7席的沙斯党甚至得票率会低于3.25%，这意味着沙斯党将无法获得进入议会门槛的权利。这使得当前的执政联盟很可能不会去冒重新大选、失去议会席位的风险来起诉内塔尼亚胡。

作为一名精于政治的老牌政客，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一直努力确保在利库德集团内部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他的地位，因此只要利库德集团能够胜选，内塔尼亚胡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担任总理，因为党内没有任何被认为能够填补他的空缺的人物。

而内塔尼亚胡高超的政治手腕及其多年来累积的人脉、政治经验和支持者基础，使他具备了极强的政治生存力，可谓“树大根深”，其政治地位很难被轻易撼动。一旦在党内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或是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境地，内塔尼亚胡可能通过提前选举的方式来给竞争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而另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国家安全问题——也可能将内塔尼亚胡置于更为有利的地位。由于在内塔尼亚胡的历届任期中，他都得以成功地保护了以色列的安全与稳定，并在外交领域有着突破性的成就，因此在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仍然不在少数。

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以色列无论是在戈兰高地附近与叙利亚和伊朗驻军的冲突，或是在北部边界与黎巴嫩真主党可能的冲突，还是在加沙地带与哈马斯的交火，任何重大的军事冲突都可能迫使政府和选民一致对外，把政治分歧抛在一边，以便在政府内部为以色列的敌人塑造一个更强大和更稳定的形象。而这将令内塔尼亚胡顺利转移国内视线，确保政治生存。

总理下台，政府留任？

如果内塔尼亚胡对利库德的掌控程度不够高，而联合政府又不太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那么联合执政的其他五个政党（犹太家园党、沙斯党、库拉努党、 圣经犹太教联盟党以及2016年加入的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和利库德之间就可能达成协议——保留现在的联合政府，无论内塔尼亚胡是否参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内塔尼亚胡在诉讼中被迫下台或主动辞职，利库德领导的联合政府将继续存在，并从利库德内部选出一位新总理。

这种协议可能被作为缓兵之计而被内塔尼亚胡所接受——通过保留政府的方式让利库德集团继续领导执政联盟，而在危机过后继续伺机回到领导地位。有趣的是，虽然当前执政联盟的任何成员都没有公开讨论这一解决办法，但在野的未来党主席、曾在内塔尼亚胡贪腐案中提供关键证词的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却提出建议，即使不重新举行选举，也可以让内塔尼亚胡在问题解决之前先“请假”或暂时“让开位置”。

政府解散，重新大选？

如果内塔尼亚胡目前的政党联盟由于案件的调查或者任何其他的分歧而解散，或是一个或多个执政联盟中的政党党魁谋求取其而代之退出联盟，考虑到目前没有重新拉拢任何一个在野政党加入内阁的可能，那么以色列内阁就将正式解体，新的议会选举将尽快进行。

被怀疑在背后推动内塔尼亚胡案件调查的在野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宣称已经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必须为即将举行的选举做好准备”。

然而，即使重新举行大选，根据目前的民调结果来看，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胜率也非常渺茫，而其新当选的党魁也尚未积累足够的政治基础。在新的大选中，利库德集团再次赢得最多选票获得组阁权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一旦胜选，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第五次出任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色列

作为在以色列历史上执政时间仅次于“国父”本·古里安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一位典型的务实主义者，在政治谈判中具有高度的战术灵活性和才能。“右翼”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他推行内外政策的指导原则，政治生存的需要才是他的首要关切。

为了扩大和巩固执政联盟，他必须坚持在对巴政策中持更强硬的立场，修建定居点、停滞巴以和平进程等决策都是向执政联盟中的“否决政党”（veto party）极右翼政党妥协的结果。尽管在内塔尼亚胡在任期间，巴以和平似乎遥遥无期，但是统计数据显示他的执政期内是以色列发生恐怖袭击最少的阶段。

在他的四届任期中，以色列社会与以色列的安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我们无法断定内塔尼亚胡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他的领导对这些变化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在内政方面，以色列选民政治立场更加偏向右翼，并且社会分化更加明显。

内塔尼亚胡对于安全的强调使得民众更加倾向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而和平进程的滞缓也打击了人们对于和谈的信心。同时，内塔尼亚胡强力推动的“犹太国家”法案再次强调了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使得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身份更加边缘化，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日益拉大。

在过去六年中，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动荡令以色列的安全局势有所改善。而在内塔尼亚胡的外交努力下，以色列与非洲、拉美和中亚国家的关系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特朗普上台后美以关系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而中以合作日益密切、俄以对话频繁、印以经济与军事合作升级，加之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往来不断增多，诸多丰硕外交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的安全环境，也同样巩固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于内塔尼亚胡贪腐案的调查或许对其支持率会产生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会对他的政治生涯造成致命的打击。如果在内塔尼亚胡的当前任期内总检察长没有对他提起诉讼，贪腐调查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退，政府也将制定政策来巩固其执政基础。在2017年财政收入高于预期的背景下，以色列当局可能会在2018年度增加财政支出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以此巩固执政联盟，并为2019年年底的大选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