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勃斯去世前一个月的一天，我在纽约和她见了面。
在一个闷热潮湿的下午，我打车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的西边。虽然此前在纽约生活过多年，我去过的地方却不多，白马酒馆（White Horse Tavern）和哈德逊街（Hudson Street）已经是活动范围的最西端。格林威治村神乎其神的老式仓库和大的农用卡车让我好奇不已。墙上喷涂着和真人差不多大小的标语，纤细的蜘蛛状金属棒和线缆将波状金属片制成的遮阳蓬固定在大楼上。随处可见齐肩高的平台，有的还像电梯一样在大楼外侧上下活动。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时，这里的作家和艺术家却已经开始工作。
我朝哈德逊河走去，看到地平线上的West Side Drive公路。它以一种奇怪的姿态呈现在眼前，与其他钢铁铆接成的建筑形成一片秩序井然的钢铁森林。我转身相左，沿着River Drive的方向前行。此时我注意到一栋有意思的建筑：它和我路过的许多工厂不同，大楼后方居然有一条公路穿行而过。实际上，这是一栋由工厂改建而成的居民楼。城市的喧嚣不见踪影，铺着鹅卵石的十字路口、老旧的商店和破败的房屋笼罩在郊区的奇异寂静环境之中。
沿着道路又走了一阵，古老厂房的尽头出现一座现代雕塑喷泉和许多拿着胶皮管和水桶蹦蹦跳跳的孩子。他们的哭声在高达25层的U型庭院里回荡，经久不息。建筑墙上喷涂的数字和旁边的文字让我更加疑惑。于是我向看起来像是心情不错退休警察的保安问路。他说：“没错，这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找谁？”我回答说：“戴安·阿勃斯（Diane Arbus）。”他指了指一间房子，然后让一个女子带着我在内部结构复杂如迷宫的大楼内穿梭。坐着电梯来到正确的楼层后，我根本不知道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游荡过程中，我无意中找到了阿勃斯的公寓。按下门铃后，我仔细打量着走廊，不禁觉得走廊的高度和宽度都很让人不适。这栋丑陋建筑里居住着很多艺术家，想到这里我不禁开始质疑建筑设计者的心态。在我看来，这里像极了混凝土筑成的牢房，只不过每间牢房门上都装饰有猫眼和醒目的门牌号罢了。
虽然此前通过多次电话，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戴安·阿勃斯。最后一次通电话时，她说：“菲利普，等我们都老得快要死了的时候，咱俩应该见一下。”站在阿勃斯门口，我心想：“我们都还不算太老，而且精力还都很旺盛。”门后面传来下楼梯的声音，我猜阿勃斯的公寓应该有两层。我更加坚定地相信眼前这扇不祥金属门的背后应该是另一片天地，与令人生畏的走廊风格截然不同。听到拉动门锁打开的一瞬间，我脑海中突然出现这样一幅画面：阿勃斯像一名家庭主妇般坐在公园长椅上，穿着米黄色的法兰绒外套，怀里放着两台Mamiya Reflex相机。她紧紧握着相机，好像自己是一名六年级的老师一样。
此时她出现在门口。真实的阿勃斯更像是我想象中阿勃斯的女儿。孱弱的她骨瘦如柴，畏缩而又天真，浑身上下散发出满满的同情心。她是如此美丽，最杰出的品格莫过于诚实正直和令人畏惧。见面当天，她穿着非洲面料的长裙，造型风格颇有加勒比风情。
她说：“你很准时。”
我说：“是的，我必须要准时。十五分钟很短暂。”
她说：“我和你说见面时间只有十五分钟？”
我说：“你肯定说过。不过我觉得十五分钟就够了。”
她说：“好吧…或许我们可以把见面时间延长到半小时。”我点点头。经过摆着被阳光照亮的床头柜和椅子的门廊后，我跟着她爬上楼梯。随后我们进入一间面积巨大的卧室兼起居室，地面上铺着不少动物皮毛和天鹅绒帷幔。一面墙上挂着不少地图的照片和明信片一样的图片，主题是马戏团艺术家、怪胎，还有相貌不同寻常的人，就像是在看42街卖稀有色情书籍店铺的橱窗那样吸引人。
阿勃斯公寓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卧室里摆着一辆自行车。但她说这是因为纽约小偷太多，为了防止丢车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在这个温暖潮湿的下午，夏风从厨房开着的窗户中吹入，又从窗户里吹出，将网眼窗帘吹的来回飘荡。床罩是皮草和皮革制成的被褥，边缘垂在距离地面仅有几英寸地方。我们坐在皮草上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奥古斯特·桑德尔（August Sander）和她与桑德尔的密切合作关系。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阿勃斯在与桑德尔合作之前早就已经开始从事摄影工作。我没有录音，也没有做笔记，就这样和阿勃斯畅聊了一个又一个十五分钟。实际上我才像是被采访的人，因为她向我提问了快一个小时，我感觉像是她到我家看望我，而不是我来她家和她见面。她的问题很天真，回答我的问题时又一幅经验十足的样子。采访期间，电话响了四五次。她每次都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参加晚宴，也没时间见面。但她表示自己如果时间充裕，就会给对方打回去。我们说了三次再见，但每一次我刚要下楼，她就叫我回去看些东西。我欣赏了她的很多作品，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都让她或是大笑不已，或是眉头紧皱。
我们还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她有时风情万种，有时严肃认真，有时情绪激烈。她绝不回避讨论的主题，也没有走神和心不在焉。她身上散发出平静温和的光芒，开心时眼睛变得光芒四射且泪水朦胧。我感觉阿勃斯会在看C级爱情片时泪流满面，因为她对其他人有着深深的同情。
我们下午六点半见面，而我离开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但这都不重要。我打算去纽约的东边参加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和大卫·维斯塔尔（David Vestal）展览的开幕式，并邀请她和我同行。阿勃斯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她不愿意去人太多的场合，尤其是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次亲密的会面，她更不想出门。
我最后一次环顾房间，彼此之间依依不舍的感情让我又多待了半小时。这一次她终于答应不再拦着我离开。她打开门，我庄重地说了一句“再会（Adieu）”后，便转身离开。
走出几个街区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温暖的夏雨零星飘落。出租车一路驶向East Sixtieth大街，而我任由阿勃斯的话语在脑海中一遍遍回荡。
注：本文作者系摄影师阿伦·波特（Allen Porter）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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