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魏时煜

昨晚，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落下帷幕，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斩获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等五项大奖，成为本届金像奖最大赢家。

这部去年上映的电影对我来说，有两层特别的意义。一方面，许鞍华完成了另一位香港女导演未完的心愿，因为香港首位女导演、美籍华裔的伍锦霞，早在1946年就筹划要把东江游击队故事搬上银幕。

另一方面，在纪念抗战八十周年之际，香港交出了新的成绩，也延伸了香港抗日电影的绵长传统。我最初读到东江游击队，是从“鲁迅的大弟子”、著名文学评论家胡风的自传当中；而胡风，也是许鞍华她上一部电影《黄金时代》中的人物之一。

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上海电影制作一度停滞，而此时的香港，却有实力雄厚的本地和外来的资金及技术，其中最为突出的，除了邵氏兄弟的南洋公司，还有旧金山迁到香港的大观公司。1938年很多沪上电影人南下，给香港带来了人才；同时涌入香港的难民，也给香港带了更多元的观衆。

香港，可以说是抗日电影的发源地，早在1935至1936年，就有很多“抗敌”题材电影上映，关文清的《生命线》、《抵抗》，赵树燊的《昨日之歌》、《生力军》、《爱国花》和《血溅二柳庄》，以及伍锦霞监制的《铁血芳魂》、导演的《民族女英雄》等，都来电影人到港之前的力作。

当时虽不能明指“敌”乃“日寇”，但是大家心知肚明。卢沟桥事变之后，关文清又拍摄了《边防血泪》、《公敌》等爱国电影，大观公司也出品《最后关头》，并义映筹款为抗战募捐。

沪上南来的左翼电影人中，蔡楚生、司徒慧敏原籍广东，抵港后立刻找到片商袁耀鸿，成立新潮公司。蔡编剧、司徒导演的《血溅宝山城》（1938）率先完成，获得不错反响。司徒又拍摄了《游击进行曲》，因爲片中有中国人抵抗日军的场面，港英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禁止影片上映。到1941年，影片被删减两千多尺之后，才改名为《正气歌》上映，片长只有82分钟。

这可能是第一部表现活跃在粤港的游击队的电影，虽然影片经过删改，虚化了地方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月几时有》才是第一部真正表现东江游击队的电影。

伍锦霞与《游击英雄》

伍锦霞初入银坛，就凭借两部抗敌电影获得成功，一部是1935年她做监制、在荷里活租片场拍摄的《铁血芳魂》，翌年6月在粤港上映；另一部则是在她1937年初在香港导演的《民族女英雄》，同年三月在中央戏院上映。

她虽然可称“国防电影”的先驱，但后来则着重拍摄以女性命运为中心的电影来娱乐战时观衆。伍锦霞是美籍华人，但并没有像大多数美籍侨民那样，抗战伊始就返回美国，而是继续留港两年多拍片。1939年秋，她迫于父母恳求返美后，又在旧金山拍摄了描写海外华人生活的《金门女》（1941），其背景正是海外华人为抗战的募捐。

香港给了伍锦霞拍电影的机会，伍锦霞也在抗战一结束，就迫不及待返港，却见香港“电影制片事业，尚未恢复当年状况，只得局部复员，一般制片人的趋势，不去摄制粤语片，而着重于国语片新路线，伍锦霞因为自己不懂国语，若果免贷其难，从事拍国语片，虽然未尝不可能，惟是伍锦霞却不愿意这样做。” 伍锦霞因此决定返美拍片，但因美国海员大罢工，她被迫滞留。

根据《华侨晚报》9月29日的报导，她北上广州访问亲友时，与原粤剧演员伍冉明会晤，冉明曾在美国学习航空，曾在空军服务，并且参加他的哥哥伍蕃将军领导的游击队伍生活。

抗战八年来，他领导手下健儿数万人，在敌前敌后作战，打过好几十场得意的胜仗，而且，俘虏了不少敌人，他的部队所驻的防地，治安秩序弄得很好，不比其他的杂牌游击队那样拆烂污，所以极得地方人士敬爱。” 冉明说服锦霞拍摄「一部以游击队活跃大后方的事实作为题材的影片。」

伍锦霞四处活动，10月27日《伶星》杂志宣布〈伍锦霞决定暂时留居香港拍影片〉，剧本及前期准备工作「大致亦经解决，尚待解决的，仅是片中男女主角人选的问题。照伍锦霞的理想人物，第一个是麦苹卿，男主角内定伍冉明之外，并属意张瑛，冯烽，曹达华等云。」

《伶星》杂志后来在题爲〈未能再续香江缘 战争后银光梦断〉的报导中，透露锦霞希望在广州“拍一部根据游击队作战事实为中心的意识片子”，虽外景“要跑到当年游击区驻防地实地拍摄，相当的吃力，但是精神上会得到很大的慰安”。

“闻该片演员除了伍冉明亲任主角之外，还有数千武装同志客串，战争场面的演出，战争场面相当伟大。如果处理的好，成为一部好的片子是不难的。”记者了解到新片已经定名为《游击英雄》，还注意到南洋公司的主力导演胡鹏会与伍锦霞合作、负责剧本创作。

不过，《星岛晚报》在1947年1月12日宣布〈中国唯一的女导演伍锦霞急于返国〉的原因，是原本答应投资的“星洲片商”，“推翻前议，同时又因摄制场址不易遂如所愿”，尽管锦霞主观上不愿意放弃，但“客观条件却却把这计划否决了。”

2月13日《伶星》以惋惜的语气，报告《伍锦霞今晨赴美》，并宣布“胡鹏代劳写作剧本多部携赴美洲，归期难定可能在美从事摄制影片。”事实上，当时国共内战已经开始，正常拍片已不可行。

许鞍华与《明月几时有》

伍锦霞当年拍摄游击队电影所需面对的困难，今天许鞍华也仍旧需要面对，比如场地、比如大场面中的群衆演员。当年尚有“数千武装同志客串”的可能，今天只有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才有机会动用解放军或武警部队。

今天的演员无人经历过抗战，对这段遥远的历史的感受，恐怕恰恰来自主旋律抗日电影，比如《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等等。国内有许鞍华影迷看了《明月几时有》说，“还不如《铁道游击队》！”我觉得这个反应很有代表性，但许鞍华并非想重拍《铁道游击队》，因此我们看《明月几时有》，看它如何颠覆经典抗战电影才是重点。

首先，东江游击队最特别的一个任务，不是打日本鬼子，而是营救文化人，这一点让我感动。曾经读到何其芳、卞之琳等作家，从延安跟部队到前线，指战员觉得打鬼子还要保护他们，想不通，文化人的作用并非人人珍视。本片关照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恰有很多文化名人受困香港，所以写香港抗战，营救文化人的确是极有地域性的情节。

其次，许鞍华延续了《黄金时代》的“纪录片访谈”形式，“受访”的的士佬梁家辉，是当年游击队的“巴闭”小队员，他对老师方兰很有感情，却不能用太多词句表达。

这个设定，把历史讲述交还给普通人，而游击队是战争产物，战争结束后就既无作用、又无政治地位，组织不再存在；所以写游击队历史本身，立场就应根植民间，不会像大陆或台湾的官方电影那样，以党、国的意识形态优先。

第三，如文青观众都注意到的，片名是苏东坡的诗句，影片中的点题段落，是中文老师霍建华和中国通永濑正男之间，关于诗词中“几”和“何”用法的讨论。这个关于诗、关于文字的讨论，铺垫了后面两人的对峙，而抗日片中也由此多了一种日本军官的形象。

其实这样人性化的写法，早在阿垅1940年完成的《南京血祭》中就有，所以此书能在日本出版；特别难得的是，阿垅曾以国军少尉排长的身份参加过813上海保卫战，负伤后逃难西迁，颠沛流离中还不忘文学可以高于战争。

最后，叶德娴的方母，被女儿感召参加送情报，最终以母爱和生命救了游击队的十四岁女孩。有两场码头戏特别有意味，第一次方兰上船，带了传单，但被中方检查员通融；第二次方母被抓，直接原因是没有能够给印度检查员足够小费，这其中的种族张力到今天似乎仍有？

由于合拍片都是先在国内上映，免不了国内影评也会率先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好在香港有像作家邓小桦主持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鞍华》这样的网络/电视节目，让我可以听到香港观众对影片的讨论。

小桦特别提到革命战争电影、尤其样板戏中间，对人物高大全形象的要求，按此标准，全片倒似乎也有一人符合，就是彭于晏演出的刘黑仔，出手快准、刀枪不入。

按此逻辑，其他人物若非性格有缺陷，就是感情不够“又红又专”。不过香港电影讲历史，总要避开“正统”趋向“偏锋”，不论金主何人，许鞍华和何冀平合作，呈现出她们要说的香港抗战故事，即“月是故乡明”。许鞍华说，不拍出来她气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