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宋媛媛

在高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不少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  而在助力破解“垃圾围城”的过程中，再生资源企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回收和废旧物加工:“互联网+”线上和线下融合，再生行业与垃圾回收网络融合，成了众多企业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4月15日，在河北省定州市召开的“2018全国生态文明与再生资源行业会议”上，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资深会长蒋省三表示，目前位于再生资源产业链前端的回收体系还较为传统，回收效率较为低下，而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利用体系一旦大规模运转，前端回收体系将难以支撑。回收新模式的应用将是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由之路。

2015年起，绿宝、易回收、快收网、盈创回收等再生资源互联网回收平台纷纷涌现。一些企业积极探索新模式，“互联网+园区”“互联网+供应链管理”等各种新型创新模式应运而生。

然而，不少资源再生企业也有自己的苦恼——“制造‘黄金’所用的可能是‘白金’的价格”，在变废为宝的过程中，企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本。

不仅如此，由于城市功能的疏解，大城市一些再生能源企业，需要转移到其他地区，导致成本进一步增加。与会专家指出，这些再生资源企业的迁出或将成为迁入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契机。

再生资源回收助力破解“垃圾围城”

“捡破烂”“收废品”是人们以往对再生资源行业废旧产品回收利用活动的称呼，它常常被看成社会底层或末端工作。但再生资源行业并不仅限于回收，除了回收，还包括废旧材料的加工利用，制造全新使用价值的物品。

“再生资源发展到今天，其功能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回收利废、加工处理，而是嵌进整个社会的大循环，是实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解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重要抓手。”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会长管爱国在会上表示，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垃圾的处理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也为再生资源行业开启了新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约为200吨，“垃圾围城”现象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变得十分严峻，但处理方式还较为传统。

“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主要手段是站点回收后集中填埋和焚烧。但填埋处理不仅浪费了土地资源，还污染了地下水源；而焚烧处理会对空气造成二次污染。”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资环部副主任张英建指出。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分别6.5%和5.2%。仅有65%的行政村垃圾进行了处理。

“垃圾处理不好甚至会造成安全隐患，而另一方面，城市垃圾中含有很多可被利用的资源。”蒋省三举例说道，废旧电池中所含铅、锌的比例甚至比矿产资源中的含量还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垃圾”其实是另一种“矿山”。

从“收废品”到“互联网+”

为了开发“矿山”，资本市场和跨界者纷纷投身再生资源领域，给再生行业运营模式带来了改变。

“对于回收源，目前已经有不少再生能源企业做了创新尝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研究院两网融合产业创新协作体专家委员会主任程会强举例说，一些再生资源企业在社区投放智能垃圾箱，这些智能垃圾箱可以直接回收废旧塑料瓶、废旧衣物、废纸张等，而且这些投放的废物会被精确称重。未来，随着智能分类垃圾箱的普及，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可以通过智能垃圾箱的相关记录查询统计，为实行垃圾收费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标准。甚至可以规定人均每天丢弃垃圾的数量，超过的部分按照阶梯价格向投放人收取费用，从而减少城市垃圾产生的数量，提高城市的废物管理能力。

“近年来，再生资源领域最突出的成果是再生资源回收与垃圾回收网络两网融合。”发改委环资司循环经济处处长陆冬森在会上介绍，一些资源再生企业通过“互联网+”线上、线下融合建立了高效的回收模式，为城市废弃物处置与利用建立了一个安全、高效的体系。

2015年开始运营的虎哥回收就是一个“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平台。虎哥回收将生活垃圾分为干、湿两种，以0.8元一公斤的价格向社区居民回收，通过“环保金”的形式存在用户个人网络账户上，居民在积到一定分值后，用来兑换商品。

“平台运营两个月后我们发现，线上用户参与度并不高，仅达到20%。我们调研后得知，垃圾一般是由中老年人处理。网络应用程序的操作，成了中老年人参与的障碍，而网络使用频率最多的青年人并不会参与其中。”浙江虎哥回收创始人CEO胡少平说，虎哥回收后来将服务站开到杭州市余杭区的各个社区里，用两个月完成了约30万户家庭垃圾分类工作的覆盖，开始做线下服务，居民可以用投放垃圾取得的“环保金”直接在虎哥服务站兑换商品。一年后的统计数据显示，被覆盖居民垃圾分类的平均参与率达到80%。

记者注意到，“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除了虎哥回收外，还有启迪桑德、深圳市粤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恒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等都积极探索“互联网+”。

虽然众多企业积极探索，但互联网+回收企业盈利模式尚未形成。

2017年商务部发布的《2017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指出，萌芽中的“互联网+”回收企业规模较小，回收成本高，产业链短，向再生利用环节渗透不够。行业利润水平较低，多靠融资生存，一旦资本遇冷，企业将陷入难以为继的状态。

企业转型遇阻

从2016年起，再生资源行业虽然整体回暖，但一些再生资源企业还是面临着各种困境。

摆在众多再生资源企业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税负压力。

目前85%的再生资源原料回收来源于一些流动商贩、个体户。这些个体商户和流动商贩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回收企业无法抵扣进项税。而资源再生企业向下游加工企业销售再生资源时，只能按照销售额全额缴纳17%的增值税，加上地方附加税，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的总税负高达19%以上，大幅增加了企业的税负压力。

“资源再生领域的税收问题不是个新问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指出，具体落实仍需要政府的支持，为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促进行业良性运行，2015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号)，但从2016年全年实施情况看，总体存在返还比例低、品种覆盖范围有限，且未能惠及回收行业。

除了税务的压力外，随着环保的压力加大，再生资源企业的生存空间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

北京某再生资源企业在2015年开启了大件切割项目，但到目前为止，厂房、车间一直无法建设，工人只能露天作业。

该公司负责人透露，厂房和车间的建设，需要发改委立项后，国土、规划、环保等部门的手续才能陆续办齐。但在发改委名录上没有再生资源板块，导致该项目无法立项。

“更要命的是环评，由于项目无法立项，环评资格也无法取得。”该公司负责人说。

除了环保的压力，一些中小再生企业更是遇到了被“清出”的命运。

一位某再生资源公司负责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所就职的公司成立于2009年，总部设在北京昌平，专门从事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利用。

去年，环保部（现生态环境部）联合发改委等五部委印发通知，联合开展对电子废物、废轮胎、废塑料、废旧衣服、废家电拆解等再生利用行业的清理整顿。北京为疏解非首都功能，更是将一些再生资源企业迁出，该公司也在被迁出之列，目前“落户”在河北某产业园区。

“再生资源企业搬迁既是一种被迫，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战略选择。企业或许能涅磐重生，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程会强举例指出，被“清出”的不乏一些资源再生优质企业。例如盈创资源以前的基地在顺义的天竺空港，由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盈创资源的回收、加工部迁至天津宝坻。但就目前来看，迁出不但让赢创资源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还将以前的基地建设成为循环经济展示馆，提升了企业的品质。

程会强表示，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尤其是河北，可以充分利用生态空间优势，借助北京转移来的优质资产，实现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良企驱逐劣企”。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