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韩国女生朴珠媛从香港大学毕业后，怀揣着新闻理想，申请了在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的职位。

大学期间，朴珠媛就已经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她修了新闻、政治与公共管理两个专业，同时还忙着在多家国际知名媒体实习。朴珠媛曾在亚洲新闻台实习过一个月，所以毕业后想回去看看。

有着名校学历和多段实习经历的她，总算如愿以偿成为了亚洲新闻台的一名制作人。她曾希望能在那里施展自己的新闻抱负，可是她却多次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一切只是因为她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女性。

“在那工作的一年半里，我只能忍受这一切，”朴珠媛对界面新闻记者说。像朴珠媛这样的遭遇，在亚太地区并不少见。而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更快速发展。

“新加坡文化”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今年4月发布的《平等的力量，亚太地区性别平等之路》报告认为，亚太地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但与男性相比，这些国家的许多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中都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亚太各国在性别平等指标上存在着差异，新加坡被认为在性别平等上做得不错。基于15个性别平等指标，新加坡的性别平等得分为0.68，远高于亚太地区的平均值——0.44。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性别平等得分较高的国度，朴珠媛在工作中不得不面临着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我的经历或许不能代表整个新加坡的职场氛围吧，”她仍希望他人能公平地看待新加坡，“但我感觉就因为我是女生，有些同事并没能很专业地对待我。”

当朴珠媛在电视台进行采访时，有些男性受访者总是会问她一些过分的问题：“你有男朋友了吗”，“所有的韩国女生是不是都会整容呢，你有整过吗”，“如果我去韩国的话，我能跟像你一样的女孩约会吗？”

在拍摄期间，节目组的摄影师会称呼她为“亲爱的”或“小甜心”，也会问她有没有男朋友。朴珠媛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希望摄影师这么称呼她，但对方仍没有一点歉意，还回应道，“那我可以叫你老婆吗？”音效师和她坐在一起时，也曾对她说，“你可以靠在我肩上。”而她出席某些活动时，有些男性会有意无意地把手放在她的背或肩膀上。

初入职场，朴珠媛面对这一切手足无措。公司里只有她和另一名同事来自韩国，身在异国他乡的她感到孤独和无助。当朴珠媛对同事说起她的遭遇时，他们只是一笑而过，“你就是不太懂新加坡的文化。”

她并不太懂他们口中的“新加坡文化”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很清楚的是，这一切言语和行为让她感到很不舒服。朴珠媛告诉了她的女上司劳拉，希望能得到帮助，然而劳拉在听到这一切后并没作太大反应，只是说，“最好先不要去找HR”。

“你应该习惯这一切，等你到40岁就好了。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经历过这些，现在我就不会碰到这些事了，”劳拉笑着对24岁的朴珠媛说。

当被朴珠媛问及为何自己会遭遇这一切时，劳拉教给了她一个新的单词——P.Y.T.，“你会遇到这些，就因为你是‘Pretty Young Thing’。”听闻这句，朴珠媛目瞪口呆，无法再继续与劳拉的谈话。

某一天，朴珠媛的澳洲男同事丹尼尔对她说，“你不能成为主播，因为你没胸。”朴珠媛听完很震惊，“你这句话真的很性别歧视。”

“这不是性别歧视，这是事实”，丹尼尔还说道，“女生本来就不该太聪明，你应该学会装傻。”

事后，丹尼尔在社交软件WhatsApp上对他的这番言论表达了“歉意”，“很抱歉，这只是个玩笑，我以为我是在澳洲，我忘了我是在亚洲。”而这一次，朴珠媛不想再默默忍受了，她选择在Facebook上公开了她的遭遇，新加坡《联合晚报》也在2017年报道了此事。

新传媒发言人当时对《联合晚报》表示，公司正在调查这件事，“新传媒不能容忍职场性别歧视，我们将严正处理这起事件。”

然而朴珠媛对界面新闻记者说，新传媒在这件事上并没能保护好她，也没能进行彻底的调查。她在2017年年底离开了公司，只得到了微薄的补偿金。

韩国职场的“酒局”

回到韩国后，朴珠媛的工作也并不太顺利。她在一家韩国初创媒体公司做了几个月的商业记者，在转正时公司却说要给她减薪。朴珠媛便提出了辞职，现在她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不过在性别平等方面，朴珠媛的上一家公司做得不错，她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同在这家公司的金秀珍也对此表示了认可。

金秀珍有着7年的工作经验，她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比起之前的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在性别平等上做得好太多了。报告显示，即使在日本和韩国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女性在职场上仍普遍面临着性别不平等。

“女性不能做制作人，因为她们身体太虚弱了，而当制作人太辛苦了，三个月后她们肯定会因为月经不调而辞职，”一名男性制作人对朴珠媛说的话让她记忆犹新。

“我对我现在的工作很满意，我能学到很多的东西，而且公司的氛围很好，但在我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我感受到了太多的性别不平等，还遭到了性骚扰，”言语中，金秀珍流露出了一丝无奈和悲伤。

金秀珍之前在一家广播公司里面做记者，她说，在韩国，女记者（尤其是女主播）遭到性骚扰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女记者们总是被那些男性制作人评头论足，还经常收到男上司的骚扰短信和电话。即使是在工作时间，有些男上司也会不检点地触碰女员工的身体。

下班后，女性员工会被要求去和领导们喝酒，这会帮助她们拓展人脉和谈商业合作。“我只是觉得，强迫女性去这些酒局很不合适，” 金秀珍说，“他们只希望这些女性打扮得漂亮一点，乖乖地坐在那里，微笑着听别人说话，而不是积极地参与到对话中去。”

在金秀珍看来，广播公司给男记者和女记者设计了两条不同的职业发展道路。公司在男记者身上投入了更多时间去“提升他们的能力”，但却没给女记者一个长期的职业规划。因为很多女记者在结婚或生孩子后，会结束其职业生涯，或成为自由撰稿人。

金秀珍表示，“我认为这并不代表女员工不够努力，只是她们得扮演多个角色，比如母亲、妻子和媳妇。除了工作，她们还得顾家。”尽管有些女性在结婚后仍想在工作上有所作为，她们不得不面临职场天花板。金秀珍认为一旦女性成为了母亲，公司便很有可能剥夺她升职的机会。

麦肯锡的调查报告发现，在亚太地区，每5名企业高管中，只有1名是女性。在东亚的一些国家，每120名企业高管中，只有12到20名是女性。而阻碍女性担任高层职务的最大障碍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工作模式，其次是女性面临的“双重负担”——工作和家庭。

女摄影记者——印度“稀有动物”

卡琳娜，这个留着一头帅气短发的印度女生，一直在坚持着自己所热爱的摄影事业。她用瘦小的身躯扛着重重的摄影器材，行走在印度的大街小巷。卡琳娜的Instagram有着3万多粉丝，从她的摄影作品可以看到，她关注印度贫困人群，也喜欢时尚。

现在，27岁的卡琳娜是一家国际知名媒体的摄影记者。要知道，在印度能做摄影记者的女性少之又少。“据我所知，整个新德里只有4名女性全职摄影记者，要做这行真的挺难的，”卡琳娜对界面新闻记者说，印度社会对女摄影记者带有偏见，“在上家公司时，我经常从男同事那听到一些很带性别歧视色彩的话，而且他们自己还没意识到这是性别歧视。”

数据表明，印度是亚太地区性别不平等最严重的的国家之一。 对于这个结果，卡琳娜一点都不意外，“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工作场所，印度就是没能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给到女性。在工作时，我觉得我有时候被当成了一个物品，被男人讨论着。”

卡琳娜之前在《印度斯坦时报》工作了3年半，在15人的团队中，她是唯一女性员工。要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并不容易。因为她是女性，很多时候领导都不会派什么有挑战性的任务给她。有同事劝她，“摄影记者真的不适合女人，女人的身体干不了这种体力活，她们生完孩子后更不会把心思放在这上面了。”

对此，卡琳娜并不服气，她开始主动去要求承担一些工作任务，同事们才意识到这个女生并不简单，并开始在工作上给她一些帮助。

卡琳娜希望，如果有些工作对她来说比较危险的话，至少公司得和她讨论该不该让她去，而不是直接不把她考虑在内。她认为公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她的安全，比如太晚了可以给她派个司机。

在摄影记者的路上，卡琳娜知道她还有太多的障碍要去跨越，但她并不害怕。她对目前所在的这家国际新闻社很满意，她认为他们对女摄影师很感兴趣，所以才聘用了她。

在卡琳娜看来，“他们开始意识到，女性能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故事。我认为大众忽略了女性的声音，我们不能只是让男性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

麦肯锡亚洲区董事长、候任麦肯锡全球总裁施南德(Kevin Sneader)就此次报告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追求增长却不释放女性的全部潜力，与束缚手脚无异。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进性别平等能让更多女性从贫困中解脱出来，释放经济潜力，推动整个地区的蓬勃发展。”

朴珠媛很享受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只是工作不够稳定。被记者问及未来有何规划时，她显得有些迷茫——尽管她的学历和工作经历都很不错，但要在韩国谋得一份好工作并不容易。

“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工作，经历了那一切，我现在有点害怕在大公司里面工作，”朴珠媛对记者坦言，“我想，我可能有点悲观吧。”

可是迷茫中，她又带着坚定。“不管我身在何处，不管我是自由撰稿人还是在公司里工作，我想一直做一名记者，而且我会尽力做好，”她有些激动地说，“因为我相信，好的写作是不会骗人的，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好的写作是会被人认可的。我想这听上去很幼稚吧，但我相信好的文章可以跨越一切障碍，包括性别歧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劳拉、丹尼尔、金秀珍、卡琳娜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