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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十年:我们曾经失去,我们不断找寻,我们终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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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十年:我们曾经失去,我们不断找寻,我们终将幸福

回首过去,都是闪闪发光的。

撰文:母燚;编辑:赵晗

我们的生活,本就是由苦难与幸福编织而成,回首过去,所有痛过的,笑过的,遗憾的,开心的,都是闪闪发光的。我们曾经失去,我们一直找寻,我们终将会拥有幸福。

十年过去了,我想把有的故事,好好记下来,老了,下酒。

故乡

1994年,我出生在偏远的川西山村,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用汗水灌溉未来向天乞食的农民。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华夏大地,但也许是我们的村庄山高水重,这一切,总是来得慢些。因此,我的童年,以及整个村庄的过去,都被渲染了贫穷的底色。

▲ 我的家乡,在川西重重叠叠的大山中,她贫穷却安静美丽。

童年虽然贫穷,但是那亦是我一生中最为安宁的岁月。故乡的山村,总有许多院落,大家相距不远,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院落名字也简单,几家屋舍坐落在一处,添上一丛竹林,便是赵家院子,刘家院子,杨家院子,院落中不乏与我同龄的小孩,大家每日混在一起,上山下河,捕鸟抓鱼,从不孤单。

经常回忆起故乡的四季,每个季节都是那么可爱。春天的早晨,天色微醺,薄雾渐渐散开,院子里的苹果树开了花,发出淡淡的香味。身边的一切,渐渐苏醒。公鸡响亮地打了几次鸣,妈妈开始窸窸窣窣地起床,准备做饭,然后就是木柴哔啵燃烧的声音,木桶搅拌猪食的声音,混着炊烟的气味,饭菜的气味,一起钻进我的脑袋。我就在妈妈的催促声中,极不情愿地起床,待到那时,天已经全亮了。起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晨扫,拿着扫帚,把客厅,院子都打扫干净。我想念我家竹篱笆围起来的长满青苔的院子。

我亦十分想念我家屋后的菜园,菜园里经常轮番种着茄子、四季豆、黄瓜、青菜、萝卜、白菜、辣椒。菜园的边上,是妈妈种的果树,有樱桃、枇杷、脆桃、李子、杏子、核桃、苹果。李子还有很多种,有略带苦味脆脆的药李;有酸甜多汁跟着麦子一起成熟的麦黄李;有个头大,颜色鲜红的鸡血李。院子里还有三棵我手不能环抱的大梨树。最喜欢春天,桃李争相盛开,梨花雪白,风一吹过,香气氤氲,梨花纷纷扬扬地飘落,我总是和哥哥拿着棍子在树下打斗,美其名曰我们在修炼雪花剑法。

故居门前有一亩花田,表哥曾是一名花农,在那小小一方田地,曾经翻着花样地种过许多花,幼时的我最喜欢含羞草与葫芦瓜,等含羞草展开叶片我便用手一触,叶子倏地合起来,我乐得很。看到葫芦结果,便天天去看,想等着它长大一点,摘下来做个酒壶天天挂在腰间。葫芦结过不少瓜,我却也从来没有做成过酒壶,想是不得法,葫芦都烂掉了。后来大约是小孩调皮,哥哥不再种这些稀奇的花,只种些米兰,腊梅,栀子,月季等。我最喜欢米兰小小的黄色米粒儿似的花朵,香味清甜,总是蹲在地上撅着屁股去闻,深深地嗅。夏天也喜欢去采一把带骨朵的栀子,插在瓶子里,半个月不会凋谢,香味馥郁,一整个房间都是夏天的味道。

夏天,表哥最喜欢带着我去河里抓鱼,用竹条编织的簸箕,悄悄地放在水里,猛地搬起石头,把石头下的泥沙一股脑儿全部揽进簸箕,把水全部滤去,便可以捡抓到的鱼儿。通常不过手指长的小鱼,带回家扔进水缸也从来都长不大,最后奇怪地消失不见。

▲ 小时候,在这样清澈的溪流中,和哥哥捕鱼捉科蚪。

还有一事是抓知了,夏天闷热得人都不想出去,小孩子连玩的劲头也都没有,知了却是一声更比一声高。最热的劲儿已过,哥哥带着我们,拿上竹竿,竹竿的一头是竹条圈成的圈儿,到处去找蜘蛛网,把圈儿上全部缠上蜘蛛的白丝,再去捕蝉,把网一靠,力气不大的蝉一般都跑不了,我从来不去捕蝉,既是心疼蜘蛛,人家辛辛苦苦吐半天的丝好不容易织出的网你们说搅就给搅了。人家蝉也是,好几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换来几天见天日的生命,就这样被一群小孩玩弄死了还丢给鸡吃了。想想都替他们难过。

秋天就更好玩了,国庆放假,先去外婆的村子里捡板栗。外婆的家在更高的山上。住着木头搭建的房子。每天早上带上袋子,镰刀,馒头,踩着露水,自己一个人钻进很深的林子。那会儿视力很好,幽暗的林子里来去自如,一大片一大片的林子若不认识路,可以一整天迷失在里面。小时候不怕黑不怕鬼,晃晃悠悠采着野花吃着野果采蘑菇捡板栗,闻着露水泥土腐叶和树木清新的味道,只觉得天地旷达,似乎只有我一人存在,可是奇怪,竟不觉得孤单。

▲ 外婆的家,在高高的山上,我们住着透着木头香味的房子。

玉米秋收,家里农务繁忙,我天天也在地里帮忙。农村的小孩都是当半个大人用,从掰玉米到最后在地里把玉米杆在地里摞成堆才算完成,中间往往要大半月的时间。秋收前后,妈妈总会给我买十几只小鸭子,毛茸茸的黄色绒毛,摇摇摆摆地追来追去,伴着奶声奶气的嘎嘎声,最是可爱不过。每天下午,我都会带着我的小鸭子去到玉米地里,秋天的蟋蟀最肥,小鸭子在秸秆中窜来窜去,不停地抓蟋蟀蝈蝈,吃到最后都会撑到脖子抬不起来。这个时候也是黄昏了,我就像孩子王一样,率领着我的小鸭子部队嘎嘎摇摆地回家。

▲ 童年的我,也像表妹这样和所有的动物都是朋友。

我很喜欢周云蓬的《山鬼》这首歌,前奏悠远的笛声总是让我想起童年。傍晚时分,晚风吹着竹林哗哗地响,树林里传来布谷布谷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炊烟与饭菜的香味,妈妈总会唤我的乳名,“清儿,回家吃饭了”。

故乡的冬天,最让人难忘的,是过年时候小煤炉上的提锅,炖的是海带猪蹄汤,里面加了白芸豆,白色的浓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小时候吃肉的时间不多,猪蹄汤是那般香气扑鼻,于是在我关于冬天的记忆里,这味道总是第一个从脑海中蹦出来,即便是现在想起,也是垂涎不已。

其他的印象便总是一片白茫茫雪景,大抵在孩子的心目中,只有下雪才算是冬天吧,雪越大越开心。哥哥总在下雪天捕鸟,在地上扫出一块空地,用一根小棍支着一个大筛子,筛子下面撒上麦粒,小棍上系上一根绳子,我们握着绳子躲在房子里。天气一冷小鸟没有吃的,会钻进筛子下面吃麦子,瞅准时机,绳子一拉,小鸟便被罩在下面了。哥哥抓过很多鸟,我们叫的白脸鸟,火燕子,麻雀,竹鸡。其中还有一种我们叫做猪屎鸟,因为它的颜色像是猪屎,哥哥不仅抓过养过还吃过。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那个鸟,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相思雀。

童年的快乐回忆,数不胜数,何止以上所说。我可爱的故乡,她贫穷、闭塞,但承载了我人生中最快活无忧的一段少年时光。

我记得那也是一个春天,黄灿灿的菜花开得正尽兴。13岁的我,背上书包,离开了家乡。第二天是2008年5月12日,山崩地裂,半山倾塌,我的村庄,就此消失,甚至连一片瓦片,都没有留下。全村一百零八户被埋,一百一十七人遇难。其中,包括了我三十五岁的母亲李红琼,与一岁零八个月的弟弟母志燊。

二零零八春风远矣,我此生,再回不去我桃李缤纷的故乡。她的名字,叫大竹。

母亲

“妈妈”这个词,十年没有从我嘴里叫出来了,尽管有许多个深夜我咬紧了牙关,也只是默默在心里呼唤。

▲ 左下浅粉色衣服的是我的妈妈李红琼。

我的妈妈,只有初中文化,但是现在想起来,她的眼界与智慧,远远超过了当时村里的其他妇女。小时候爸爸经常外出打工,我多半是妈妈照顾。幼时的我极为调皮,妈妈管教我颇费心力。

我上学早,农村条件不好,没有幼儿园学前班。五岁时,妈妈便拉着我去找老师,老师说年龄不到不收。妈妈每天抱着我,在窗户外面看,听里面老师上课,教我背诗。后来老师看不下去了,准许我进去一起听课。可我连书都没有,妈妈二话不说,第二天就去离我们很远的县城给我买了教材,送了老师腊肉,交了钱当学费,说这孩子要是能跟上就跟着一起学吧,跟不上明年我再来。第一学期结束我考了第二名,第一名是个女孩,叫张欢。第三名也是一个女孩,叫杨冬梅。第二年,我便跟着这个班一起上课了。

我们村的校舍,由解放前的一处坟场改建而来,红砖水泥砌成的房子。学校正中间的房间,是一个庙,里面供奉着看起来凶神恶煞的菩萨与小鬼。校舍破败,没有旗杆,砍了一根竹子代替。没有电铃,老师带了一口小钟,每天敲钟上下课。没有食堂,所有家离得远的同学,每天早上都要带饭。所以每学期开学,有一道别的学校都没有的奇观,带饭同学的家长要背柴来学校。用于每天中午蒸饭。

我们可用的教室不够六间,于是两个年级可以在一个教室上课。反正我们老师也不够,六个年级六十多学生一共三个老师。一个老师中专毕业还有一个老师是杀猪匠,他们什么都教。但这个“什么”,也仅仅只包括了数学语文而已。体育课是不上课学生自己玩,没有音乐美术,所以我的童年时期,这一块的教育,是空白。

我们的教室窗户没有玻璃,窗棂上是生锈的钢筋,防止盗窃。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学生老师一起筹钱去买塑料布,把窗户遮起来,等开春的时候,再撕掉。即便如此,很多小孩的手上也都长了冻疮。小时候的我,长得又黑又瘦,看起来就像营养不良,老师总是一边抓着一个生冻疮同学的手,一边抓着我的手,说:“你看,你们一个手是肉包子,一个手是乌鸡爪子”。

我一到三年级,过得无比快活,因为老师离家远每天要回家,我们可以每天3点就放学。老师最喜欢放一把藤椅,在树荫下假寐,叫几个女同学给他捶背揉腿,如果他睡着了,我们便不用上课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妈妈毅然决然地让我转学了。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去镇子上读书的孩子。

当时男孩子们好多都穿着球鞋,女生们也都是穿着刷得白白的鞋子和蕾丝花边袜,背着花花绿绿的漂亮书包,每天下课后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各种各样的零食与玩具。我第一次出现自卑感就在那时,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

镇上小学没有寄宿,我需要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一路跑着去学校。我学会了边跑边背课文,记得背的第一篇课文是巴金老先生的《海上日出》。到了学校。快上课了,我的课文便也背下来了。所以多年后,每当运动会我跑步都会取得不错成绩,这要归为当年跑步上学的功劳。刚转学的时候,成绩跟不上,作业完成不了,每天留到很晚,再走路回家就更晚了。妈妈每次说起我的生活是“两头不见天”,她都心疼得不得了。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走读生活中,我的小学生涯结束了,即将要升入中学。我们镇上只有一所中学,妈妈有一天问我,愿不愿意去另一个镇子上中学,也不远,三十公里开外,在镇上坐车半小时就到了。我问妈妈为什么要去,妈妈告诉我,那所中学去年有53个同学考上了我们市的国家重点中学,而我们镇上的学校,远远比不上。就这样,我便成了我们村第二个去外镇上初中的孩子,去了桂溪中学。另一个去外镇的叫张欢,她去了北川中学。还记得我们班的第三名吗,那个叫做杨冬梅的女孩子,她留在了陈家坝中学。我们原本相似的命运,在这一刻已经悄然埋下伏笔。

我上初中后不久,妈妈生下了弟弟。弟弟比我小十二岁,和我出生在同一月。在家里生的,很奇怪吧,怎么都现在了,还有人在家里生孩子。不怕危险吗?我们当然知道危险啊,可是妈妈说,不怕,生我的时候也在家里生的。外婆在接生后抱着弟弟说“这个懂事的孩子哟,这么容易就出来了,一下子可省了七八百块钱呢。”是的,尽管我的父亲母亲都勤劳肯干,勤俭持家,可我们家,贫穷一直如影随行。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学费都是妈妈借的,一共就几百块学费,可就是这几百块,我们也一时拿不出来,我从来都知道我们家钱在哪里,我总是掏出来看看,要是里面有一张粉红色的,我便心安。那一次开学前钱忽然就多了,问起妈妈,妈妈便说是去银行取了存款出来,我看着妈妈眼睛说:“妈妈,我们家根本就没有存款,这是你们借的”,妈妈眼睛霎时就红了,抱着我说“没事的,没事的,现在没有,以后总会有的”。

可是妈妈到死,都在与贫穷斗争,却没想到,最后输给了老天。

地震

那一年,见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多难兴邦。

那本是寻常的一天,闷闷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我们正上着生物课。突然灯管晃起来,桌子晃起来,反应过来的那一刹那,翻身踏上桌子就往外冲。教室在二楼,我是差不多最先跑到操场的一批学生。身体的反应快过大脑,等所有人都跑到疏散到操场上后,才呆呆地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刚刚地震了!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场地震会怎样残忍地改变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十三岁的我,只是呆呆坐在操场上等着妈妈来接我回家。

▲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9年,当时的我尚未满五岁,是最前面穿蓝衣服绿裤子的那个,面对镜头不知所谓。想不到十九年后的今天,这张照片里有十个人已经不在。地震遇难者包括文中提到的我的表哥(前排眨眼的男孩),女儿刚满一岁的北川护士表姐(我身后黑色衣服),也有我35岁的妈妈(第二排最右红色衣服)。他们的人生永远定格,永远年轻灿烂,也将永远被我铭记。

临近的同学不断有家人来接走,家长孩子第一面大多都是搂着孩子抱头痛哭。那时候的我们,没有手机,没有信号,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老家在邓家镇。她举着一部小灵通,焦急地走来走去,看有没有信号。我就坐在操场边上,望着校门口,盼着妈妈和弟弟来,等得鼻子发酸,心里一片慌乱。

那一天,对我来说,度秒如年。没有食物,小卖部和食堂都是危房,余震时有发生,谁也不敢进去拿东西。学校外是省道,无数的大车来来回回,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去往何方,究竟哪里安全。

盼来盼去,盼来了一位老家那边的大娘,我急急问她,她搂着孙子哭着说:“没有了,都没有了,大竹村都没有了,一个村的人都没出来,你妈妈没有出来,我们何铭儿的妈妈也没出来,老天啊,这可咋办哟。造孽的都是娃娃啊!”何铭是她的另一个孙子,比我小两个月,他的妈妈,和我妈妈一样年纪。五月十二日的傍晚,我们三人坐在操场上,哭作一团。也是在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此生都看不到妈妈抱着弟弟出现在我面前了。

地震当天傍晚下起了雨。那个夜晚,是我人生中最难捱的夜晚。

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上的大巴车,和很多人一起来到了绵阳普明中学安置点。在那里,我遇到了张欢的妈妈。她的头破了,包着纱布,纱布上全是灰尘与污渍,血迹隐隐渗出。她看到我泪水便忍不住“我们欢欢不在了”。我也一个劲儿哭,安慰不了她。

那时候,整座城市都在寻人,没有微博没有微信,更多的人连手机都没有,我们只能靠电视,报纸,更多的是贴得遍地都是的寻人启事。整座城市都弥漫着焦急与悲伤。

我那女儿刚满一岁,在北川医院当护士的表姐,被预制板压了一天一夜,孩子在怀里渐渐停了哭声。而她,最后死在了抬往医院的担架上。姐姐的爸爸,一夜头发白了许多。我那小时候总带我玩的哥哥,人生最终永远定格在了十七岁,定格在了北川中学。他的妈妈从此整天整天不说话。柴静说“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所有人都绷着神经,死扛着。

爸爸终于在三天后回来了。从那一天起,爸爸垮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不,从那一天开始,我收起了伤心,便是一个大人了。

三个月后,爸爸带我回了老家的镇子上。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同伴,有三个成了孤儿,三个成了单亲孩子。当时我们连QQ号都没有,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就这样被命运冲散了。

哦,还有那个叫做杨冬梅的女孩,在陈家坝中学遇难。听说她的爸爸,为了把她从废墟里刨出来,指甲都挖断了。小时候我有一张在村里小学拍的照片,用老师刚买的相机,照片里的我和张欢,剪着一头男孩子样的短发,杨冬梅梳着两个大辫子,穿着黄裙子,安静地笑着。

十年了,地震这个词,渐渐只会出现在当别人问起“你的家乡在哪”,回答说是“四川”,他们会若有所思地想起:“哦,你们那儿以前地震过”,之后便默不作声。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实现了妈妈的愿望,考上了好的大学,到了一个她不曾见过的大城市。我坐过了火车飞机轮船高铁,我去过很多地方。可是我依旧总是难过地想起,我那一生未出县城的妈妈。

爸爸在二零一六年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他开始努力工作,戒了烟,不酗酒,开始注重身体,对未来有了新的期待。

当年失去哥哥的阿姨,有了一个女儿,长得和哥哥很像,读一年级了。

当年失散的玩伴,在大学后重新联系上,他们分布在四川,山东,上海。

我们的生活,本就是由苦难与幸福编织而成,回首过去,所有痛过的,笑过的,遗憾的,开心的,都是闪闪发光的。我们曾经失去,我们一直找寻,我们终将会拥有幸福。

*本文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腾讯公益、腾讯新闻出品。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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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十年:我们曾经失去,我们不断找寻,我们终将幸福

回首过去,都是闪闪发光的。

撰文:母燚;编辑:赵晗

我们的生活,本就是由苦难与幸福编织而成,回首过去,所有痛过的,笑过的,遗憾的,开心的,都是闪闪发光的。我们曾经失去,我们一直找寻,我们终将会拥有幸福。

十年过去了,我想把有的故事,好好记下来,老了,下酒。

故乡

1994年,我出生在偏远的川西山村,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用汗水灌溉未来向天乞食的农民。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华夏大地,但也许是我们的村庄山高水重,这一切,总是来得慢些。因此,我的童年,以及整个村庄的过去,都被渲染了贫穷的底色。

▲ 我的家乡,在川西重重叠叠的大山中,她贫穷却安静美丽。

童年虽然贫穷,但是那亦是我一生中最为安宁的岁月。故乡的山村,总有许多院落,大家相距不远,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院落名字也简单,几家屋舍坐落在一处,添上一丛竹林,便是赵家院子,刘家院子,杨家院子,院落中不乏与我同龄的小孩,大家每日混在一起,上山下河,捕鸟抓鱼,从不孤单。

经常回忆起故乡的四季,每个季节都是那么可爱。春天的早晨,天色微醺,薄雾渐渐散开,院子里的苹果树开了花,发出淡淡的香味。身边的一切,渐渐苏醒。公鸡响亮地打了几次鸣,妈妈开始窸窸窣窣地起床,准备做饭,然后就是木柴哔啵燃烧的声音,木桶搅拌猪食的声音,混着炊烟的气味,饭菜的气味,一起钻进我的脑袋。我就在妈妈的催促声中,极不情愿地起床,待到那时,天已经全亮了。起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晨扫,拿着扫帚,把客厅,院子都打扫干净。我想念我家竹篱笆围起来的长满青苔的院子。

我亦十分想念我家屋后的菜园,菜园里经常轮番种着茄子、四季豆、黄瓜、青菜、萝卜、白菜、辣椒。菜园的边上,是妈妈种的果树,有樱桃、枇杷、脆桃、李子、杏子、核桃、苹果。李子还有很多种,有略带苦味脆脆的药李;有酸甜多汁跟着麦子一起成熟的麦黄李;有个头大,颜色鲜红的鸡血李。院子里还有三棵我手不能环抱的大梨树。最喜欢春天,桃李争相盛开,梨花雪白,风一吹过,香气氤氲,梨花纷纷扬扬地飘落,我总是和哥哥拿着棍子在树下打斗,美其名曰我们在修炼雪花剑法。

故居门前有一亩花田,表哥曾是一名花农,在那小小一方田地,曾经翻着花样地种过许多花,幼时的我最喜欢含羞草与葫芦瓜,等含羞草展开叶片我便用手一触,叶子倏地合起来,我乐得很。看到葫芦结果,便天天去看,想等着它长大一点,摘下来做个酒壶天天挂在腰间。葫芦结过不少瓜,我却也从来没有做成过酒壶,想是不得法,葫芦都烂掉了。后来大约是小孩调皮,哥哥不再种这些稀奇的花,只种些米兰,腊梅,栀子,月季等。我最喜欢米兰小小的黄色米粒儿似的花朵,香味清甜,总是蹲在地上撅着屁股去闻,深深地嗅。夏天也喜欢去采一把带骨朵的栀子,插在瓶子里,半个月不会凋谢,香味馥郁,一整个房间都是夏天的味道。

夏天,表哥最喜欢带着我去河里抓鱼,用竹条编织的簸箕,悄悄地放在水里,猛地搬起石头,把石头下的泥沙一股脑儿全部揽进簸箕,把水全部滤去,便可以捡抓到的鱼儿。通常不过手指长的小鱼,带回家扔进水缸也从来都长不大,最后奇怪地消失不见。

▲ 小时候,在这样清澈的溪流中,和哥哥捕鱼捉科蚪。

还有一事是抓知了,夏天闷热得人都不想出去,小孩子连玩的劲头也都没有,知了却是一声更比一声高。最热的劲儿已过,哥哥带着我们,拿上竹竿,竹竿的一头是竹条圈成的圈儿,到处去找蜘蛛网,把圈儿上全部缠上蜘蛛的白丝,再去捕蝉,把网一靠,力气不大的蝉一般都跑不了,我从来不去捕蝉,既是心疼蜘蛛,人家辛辛苦苦吐半天的丝好不容易织出的网你们说搅就给搅了。人家蝉也是,好几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换来几天见天日的生命,就这样被一群小孩玩弄死了还丢给鸡吃了。想想都替他们难过。

秋天就更好玩了,国庆放假,先去外婆的村子里捡板栗。外婆的家在更高的山上。住着木头搭建的房子。每天早上带上袋子,镰刀,馒头,踩着露水,自己一个人钻进很深的林子。那会儿视力很好,幽暗的林子里来去自如,一大片一大片的林子若不认识路,可以一整天迷失在里面。小时候不怕黑不怕鬼,晃晃悠悠采着野花吃着野果采蘑菇捡板栗,闻着露水泥土腐叶和树木清新的味道,只觉得天地旷达,似乎只有我一人存在,可是奇怪,竟不觉得孤单。

▲ 外婆的家,在高高的山上,我们住着透着木头香味的房子。

玉米秋收,家里农务繁忙,我天天也在地里帮忙。农村的小孩都是当半个大人用,从掰玉米到最后在地里把玉米杆在地里摞成堆才算完成,中间往往要大半月的时间。秋收前后,妈妈总会给我买十几只小鸭子,毛茸茸的黄色绒毛,摇摇摆摆地追来追去,伴着奶声奶气的嘎嘎声,最是可爱不过。每天下午,我都会带着我的小鸭子去到玉米地里,秋天的蟋蟀最肥,小鸭子在秸秆中窜来窜去,不停地抓蟋蟀蝈蝈,吃到最后都会撑到脖子抬不起来。这个时候也是黄昏了,我就像孩子王一样,率领着我的小鸭子部队嘎嘎摇摆地回家。

▲ 童年的我,也像表妹这样和所有的动物都是朋友。

我很喜欢周云蓬的《山鬼》这首歌,前奏悠远的笛声总是让我想起童年。傍晚时分,晚风吹着竹林哗哗地响,树林里传来布谷布谷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炊烟与饭菜的香味,妈妈总会唤我的乳名,“清儿,回家吃饭了”。

故乡的冬天,最让人难忘的,是过年时候小煤炉上的提锅,炖的是海带猪蹄汤,里面加了白芸豆,白色的浓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小时候吃肉的时间不多,猪蹄汤是那般香气扑鼻,于是在我关于冬天的记忆里,这味道总是第一个从脑海中蹦出来,即便是现在想起,也是垂涎不已。

其他的印象便总是一片白茫茫雪景,大抵在孩子的心目中,只有下雪才算是冬天吧,雪越大越开心。哥哥总在下雪天捕鸟,在地上扫出一块空地,用一根小棍支着一个大筛子,筛子下面撒上麦粒,小棍上系上一根绳子,我们握着绳子躲在房子里。天气一冷小鸟没有吃的,会钻进筛子下面吃麦子,瞅准时机,绳子一拉,小鸟便被罩在下面了。哥哥抓过很多鸟,我们叫的白脸鸟,火燕子,麻雀,竹鸡。其中还有一种我们叫做猪屎鸟,因为它的颜色像是猪屎,哥哥不仅抓过养过还吃过。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那个鸟,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相思雀。

童年的快乐回忆,数不胜数,何止以上所说。我可爱的故乡,她贫穷、闭塞,但承载了我人生中最快活无忧的一段少年时光。

我记得那也是一个春天,黄灿灿的菜花开得正尽兴。13岁的我,背上书包,离开了家乡。第二天是2008年5月12日,山崩地裂,半山倾塌,我的村庄,就此消失,甚至连一片瓦片,都没有留下。全村一百零八户被埋,一百一十七人遇难。其中,包括了我三十五岁的母亲李红琼,与一岁零八个月的弟弟母志燊。

二零零八春风远矣,我此生,再回不去我桃李缤纷的故乡。她的名字,叫大竹。

母亲

“妈妈”这个词,十年没有从我嘴里叫出来了,尽管有许多个深夜我咬紧了牙关,也只是默默在心里呼唤。

▲ 左下浅粉色衣服的是我的妈妈李红琼。

我的妈妈,只有初中文化,但是现在想起来,她的眼界与智慧,远远超过了当时村里的其他妇女。小时候爸爸经常外出打工,我多半是妈妈照顾。幼时的我极为调皮,妈妈管教我颇费心力。

我上学早,农村条件不好,没有幼儿园学前班。五岁时,妈妈便拉着我去找老师,老师说年龄不到不收。妈妈每天抱着我,在窗户外面看,听里面老师上课,教我背诗。后来老师看不下去了,准许我进去一起听课。可我连书都没有,妈妈二话不说,第二天就去离我们很远的县城给我买了教材,送了老师腊肉,交了钱当学费,说这孩子要是能跟上就跟着一起学吧,跟不上明年我再来。第一学期结束我考了第二名,第一名是个女孩,叫张欢。第三名也是一个女孩,叫杨冬梅。第二年,我便跟着这个班一起上课了。

我们村的校舍,由解放前的一处坟场改建而来,红砖水泥砌成的房子。学校正中间的房间,是一个庙,里面供奉着看起来凶神恶煞的菩萨与小鬼。校舍破败,没有旗杆,砍了一根竹子代替。没有电铃,老师带了一口小钟,每天敲钟上下课。没有食堂,所有家离得远的同学,每天早上都要带饭。所以每学期开学,有一道别的学校都没有的奇观,带饭同学的家长要背柴来学校。用于每天中午蒸饭。

我们可用的教室不够六间,于是两个年级可以在一个教室上课。反正我们老师也不够,六个年级六十多学生一共三个老师。一个老师中专毕业还有一个老师是杀猪匠,他们什么都教。但这个“什么”,也仅仅只包括了数学语文而已。体育课是不上课学生自己玩,没有音乐美术,所以我的童年时期,这一块的教育,是空白。

我们的教室窗户没有玻璃,窗棂上是生锈的钢筋,防止盗窃。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学生老师一起筹钱去买塑料布,把窗户遮起来,等开春的时候,再撕掉。即便如此,很多小孩的手上也都长了冻疮。小时候的我,长得又黑又瘦,看起来就像营养不良,老师总是一边抓着一个生冻疮同学的手,一边抓着我的手,说:“你看,你们一个手是肉包子,一个手是乌鸡爪子”。

我一到三年级,过得无比快活,因为老师离家远每天要回家,我们可以每天3点就放学。老师最喜欢放一把藤椅,在树荫下假寐,叫几个女同学给他捶背揉腿,如果他睡着了,我们便不用上课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妈妈毅然决然地让我转学了。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去镇子上读书的孩子。

当时男孩子们好多都穿着球鞋,女生们也都是穿着刷得白白的鞋子和蕾丝花边袜,背着花花绿绿的漂亮书包,每天下课后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各种各样的零食与玩具。我第一次出现自卑感就在那时,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

镇上小学没有寄宿,我需要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一路跑着去学校。我学会了边跑边背课文,记得背的第一篇课文是巴金老先生的《海上日出》。到了学校。快上课了,我的课文便也背下来了。所以多年后,每当运动会我跑步都会取得不错成绩,这要归为当年跑步上学的功劳。刚转学的时候,成绩跟不上,作业完成不了,每天留到很晚,再走路回家就更晚了。妈妈每次说起我的生活是“两头不见天”,她都心疼得不得了。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走读生活中,我的小学生涯结束了,即将要升入中学。我们镇上只有一所中学,妈妈有一天问我,愿不愿意去另一个镇子上中学,也不远,三十公里开外,在镇上坐车半小时就到了。我问妈妈为什么要去,妈妈告诉我,那所中学去年有53个同学考上了我们市的国家重点中学,而我们镇上的学校,远远比不上。就这样,我便成了我们村第二个去外镇上初中的孩子,去了桂溪中学。另一个去外镇的叫张欢,她去了北川中学。还记得我们班的第三名吗,那个叫做杨冬梅的女孩子,她留在了陈家坝中学。我们原本相似的命运,在这一刻已经悄然埋下伏笔。

我上初中后不久,妈妈生下了弟弟。弟弟比我小十二岁,和我出生在同一月。在家里生的,很奇怪吧,怎么都现在了,还有人在家里生孩子。不怕危险吗?我们当然知道危险啊,可是妈妈说,不怕,生我的时候也在家里生的。外婆在接生后抱着弟弟说“这个懂事的孩子哟,这么容易就出来了,一下子可省了七八百块钱呢。”是的,尽管我的父亲母亲都勤劳肯干,勤俭持家,可我们家,贫穷一直如影随行。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学费都是妈妈借的,一共就几百块学费,可就是这几百块,我们也一时拿不出来,我从来都知道我们家钱在哪里,我总是掏出来看看,要是里面有一张粉红色的,我便心安。那一次开学前钱忽然就多了,问起妈妈,妈妈便说是去银行取了存款出来,我看着妈妈眼睛说:“妈妈,我们家根本就没有存款,这是你们借的”,妈妈眼睛霎时就红了,抱着我说“没事的,没事的,现在没有,以后总会有的”。

可是妈妈到死,都在与贫穷斗争,却没想到,最后输给了老天。

地震

那一年,见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多难兴邦。

那本是寻常的一天,闷闷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我们正上着生物课。突然灯管晃起来,桌子晃起来,反应过来的那一刹那,翻身踏上桌子就往外冲。教室在二楼,我是差不多最先跑到操场的一批学生。身体的反应快过大脑,等所有人都跑到疏散到操场上后,才呆呆地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刚刚地震了!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场地震会怎样残忍地改变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十三岁的我,只是呆呆坐在操场上等着妈妈来接我回家。

▲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9年,当时的我尚未满五岁,是最前面穿蓝衣服绿裤子的那个,面对镜头不知所谓。想不到十九年后的今天,这张照片里有十个人已经不在。地震遇难者包括文中提到的我的表哥(前排眨眼的男孩),女儿刚满一岁的北川护士表姐(我身后黑色衣服),也有我35岁的妈妈(第二排最右红色衣服)。他们的人生永远定格,永远年轻灿烂,也将永远被我铭记。

临近的同学不断有家人来接走,家长孩子第一面大多都是搂着孩子抱头痛哭。那时候的我们,没有手机,没有信号,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老家在邓家镇。她举着一部小灵通,焦急地走来走去,看有没有信号。我就坐在操场边上,望着校门口,盼着妈妈和弟弟来,等得鼻子发酸,心里一片慌乱。

那一天,对我来说,度秒如年。没有食物,小卖部和食堂都是危房,余震时有发生,谁也不敢进去拿东西。学校外是省道,无数的大车来来回回,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去往何方,究竟哪里安全。

盼来盼去,盼来了一位老家那边的大娘,我急急问她,她搂着孙子哭着说:“没有了,都没有了,大竹村都没有了,一个村的人都没出来,你妈妈没有出来,我们何铭儿的妈妈也没出来,老天啊,这可咋办哟。造孽的都是娃娃啊!”何铭是她的另一个孙子,比我小两个月,他的妈妈,和我妈妈一样年纪。五月十二日的傍晚,我们三人坐在操场上,哭作一团。也是在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此生都看不到妈妈抱着弟弟出现在我面前了。

地震当天傍晚下起了雨。那个夜晚,是我人生中最难捱的夜晚。

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上的大巴车,和很多人一起来到了绵阳普明中学安置点。在那里,我遇到了张欢的妈妈。她的头破了,包着纱布,纱布上全是灰尘与污渍,血迹隐隐渗出。她看到我泪水便忍不住“我们欢欢不在了”。我也一个劲儿哭,安慰不了她。

那时候,整座城市都在寻人,没有微博没有微信,更多的人连手机都没有,我们只能靠电视,报纸,更多的是贴得遍地都是的寻人启事。整座城市都弥漫着焦急与悲伤。

我那女儿刚满一岁,在北川医院当护士的表姐,被预制板压了一天一夜,孩子在怀里渐渐停了哭声。而她,最后死在了抬往医院的担架上。姐姐的爸爸,一夜头发白了许多。我那小时候总带我玩的哥哥,人生最终永远定格在了十七岁,定格在了北川中学。他的妈妈从此整天整天不说话。柴静说“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所有人都绷着神经,死扛着。

爸爸终于在三天后回来了。从那一天起,爸爸垮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不,从那一天开始,我收起了伤心,便是一个大人了。

三个月后,爸爸带我回了老家的镇子上。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同伴,有三个成了孤儿,三个成了单亲孩子。当时我们连QQ号都没有,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就这样被命运冲散了。

哦,还有那个叫做杨冬梅的女孩,在陈家坝中学遇难。听说她的爸爸,为了把她从废墟里刨出来,指甲都挖断了。小时候我有一张在村里小学拍的照片,用老师刚买的相机,照片里的我和张欢,剪着一头男孩子样的短发,杨冬梅梳着两个大辫子,穿着黄裙子,安静地笑着。

十年了,地震这个词,渐渐只会出现在当别人问起“你的家乡在哪”,回答说是“四川”,他们会若有所思地想起:“哦,你们那儿以前地震过”,之后便默不作声。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实现了妈妈的愿望,考上了好的大学,到了一个她不曾见过的大城市。我坐过了火车飞机轮船高铁,我去过很多地方。可是我依旧总是难过地想起,我那一生未出县城的妈妈。

爸爸在二零一六年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他开始努力工作,戒了烟,不酗酒,开始注重身体,对未来有了新的期待。

当年失去哥哥的阿姨,有了一个女儿,长得和哥哥很像,读一年级了。

当年失散的玩伴,在大学后重新联系上,他们分布在四川,山东,上海。

我们的生活,本就是由苦难与幸福编织而成,回首过去,所有痛过的,笑过的,遗憾的,开心的,都是闪闪发光的。我们曾经失去,我们一直找寻,我们终将会拥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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