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无宁日：那一年艺术如何震荡世界？

摄影：“一个国家丧失自我的瞬间”

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是20世纪杰出的摄影大师之一，他曾在罗马尼亚与当地的吉普赛人朝夕相处，并拍摄他们的生活起居。1968年8月19日，他从罗马尼亚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天，来自苏联的坦克驶上了布拉格街头。此后七天，这位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的30岁摄影师在这座城市四处奔走，用他手边能找到的最好的设备——一台东德造爱克山泰（Exakta Varex）相机——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了下来。

虽然相机拍下的部分影片被偷带出国，得以在海外发表，但许多照片依然等到数十年后才重见天日，这些照片记录了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和它的一个个动乱瞬间。它们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纪实摄影作品之一。

寇德卡的摄影作品向我们展现了这样的画面：十几岁的孩子用身体阻挡着苏军坦克的行进之路；老人苦苦哀求着年轻的苏联士兵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本地青年攀上军用车辆摇旗呐喊等等。结束了一整天的辛苦拍摄，回到公寓后，寇德卡还常常需要收拾和处理自己的摄影作品，这让他筋疲力尽。这些记录了这场抗争的照片被渲染上了一种浪漫，甚至哀伤的色彩。这种色彩在近年来的一些抗争运动中也有体现，最典型的便是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

这张名为《手与腕表（Hand and Wristwatch）》的照片则是另一种风格：它捕捉到了一个沉静而冷寂的瞬间。这张照片里没有动乱，也没有喧嚣，有的只是几近无人的街道和前景中伸出的手臂。它不仅记录了敌军入侵布拉格的瞬间，而且记录了当时整座城市令人不安的氛围，以及整个国家无助地丧失自我的过程。

仔细看这张照片，你会发现人行道上聚集了几小股旷工走上街头的人群；背景里模糊的几辆载具似乎是坦克。图中的一切都好像模糊不清，只有前景中那只路人的手除外，这只手攥成了拳头，手表上的指针揭示了布拉格遭受入侵的具体时刻。自此，这座城市的居民将彻底与过去的平静生活告别。这或许是寇德卡的唯一一张观念摄影作品，它是记录这场政治冲突运动不可或缺的一张标志性照片，尽管我们从图中几乎看不到冲突的影子——只有令人不安的寂静，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由Sean O'Hagan撰稿）。

音乐：“象征着嬉皮士理想主义的歌声变味了”

196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没有马上渗透到流行乐中：英国摇滚乐队Thunderclap Newman用歌声呼吁人们“拿出武器和弹药……因为革命浪潮来了（hand out the arms and ammo … because the revolution's here）”，而这首歌足足过了一年才登上音乐榜单榜首，这种日益增长的好战情绪自此才真正开始影响黑人艺术家的创作。也有对1968年的动乱迅速做出反应的音乐人，其中滚石乐队的作品充满激情，而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则表达了困惑之情——“请别把我算在内……还是算我一个吧（you can count me out … in）”，约翰·列侬在单曲《Revolution（革命）》中唱道。这些反应迅速的音乐人中，最具煽动性的当属妮娜·西蒙（Nina Simone）。马丁·路德·金遇刺三天后，她在韦斯特伯里音乐节（Westbury Music Fair）上演唱了专门为此事创作的单曲。这首曲子在正式发表前遭到删节，删除的部分包括西蒙催促听众不惜一切去为马丁·路德·金复仇的段落：“我时刻准备采取暴力手段，亲爱的（I ain't about to be non-violent, honey）。”

《The House at Pooneil Corners》歌曲片段

与此同时，于1968年9月发行的单曲——当时迈阿密的黑人动乱和芝加哥对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刚刚结束，到处一片狼藉——美国迷幻摇滚乐队Jefferson Airplane创作的《The House at Pooneil Corners》把嬉皮士的理想主义之声融合成了某种更加黑暗的东西。歌曲以刺耳的吉他泛音开头，紧接着便是两个和弦沉重的切换重复。歌词中叹息当下“周围只剩连篇鬼话（all the bullshit around us）”的现实，也哀叹那些崇尚反主流文化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get balled and high）”的心态。歌曲进入两分钟后，吉他独奏被一段冗长而哀伤的电吉他声所取代，这一段电吉他颇有警笛轰鸣的意味，与此同时歌词也变得愈加沉重——“到时将无人幸存，我的朋友（There will be no survivors, my friend）”。

歌曲的末尾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后人类时代的世界，在那里“白痴都不在了（all the idiots have left）”，只有奶牛和斑鸠，还有乌托邦式的田园生活，但歌曲的背景音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警笛般的电吉他声与哀伤的吉他声交织在一起，周而复始，令人不安。这种搭配其实很符合普通民众面对1968年诸多大事件时的心境：歌曲中没有尖利的革命号角，也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语，有的只是在音乐中对不安而困惑的民众的真实写照：相互顾盼、焦虑恐慌、陷入空虚（由Alexis Petridis撰稿）。

电视：“那一秒，代表了数十年的进步”

1968年11月22日，美国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第一次出现了跨种族吻戏：这部改变历史的电视剧正是《星际迷航》，吻戏所在的这一集名叫“柏拉图的继子女（Plato's Stepchildren）”。这段情节称不上浪漫：这个吻是柯克舰长（威廉·夏特纳 饰）与通讯官乌乎拉（妮雪儿·尼柯斯 饰）在外星人的邪恶力量推动下强迫实行的。由于摄像角度问题，观众其实并没有真正看到二人嘴唇相碰，这场吻戏的持续时间也相当短。

虽然这场吻戏只持续了一秒钟，但它代表了美国在种族关系上数十年来取得的进步。这一集播出时，美国黑人民权运动（1955年-1968年）也正好接近尾声，在这场运动中，非裔美国人终于凭借努力，取得了数个里程碑式、来之不易的成果，让自己在法律上多了一点点平等的权利。1954年，种族隔离在公立学校被法定禁止。1965年，《选举权法案》颁布，明令禁止了投票中种族歧视的行为。1967年，洛文夫妇诉弗吉尼亚州案（Loving v Virginia）的判决昭示“反异族通婚法”违宪，自此，美国境内的跨种族婚姻都受到法律保护。1968年4月，在马丁·路德·金遇刺数日后，《公平住房法案》通过，它保护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血统，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住房市场中不受歧视，拥有平等的权利。

如此看来，柯克舰长与乌乎拉的这一吻似乎代表着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把革命成果搬上了屏幕，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问题在这一吻中彻底终结。但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50年后的今天，情况其实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善，这虽然令人沮丧，可也是事实。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公立学校的种族歧视情况比民权运动期间更为严峻。同年，以一个跨种族家庭为主角的麦圈广告在播出后收到了大量言辞激烈的种族歧视评论，这条广告由于负面评论过多还上了新闻头条。

“在我的家乡，身高、身材、肤色的不同并不会给一个人带来任何影响。”在《星际迷航》“柏拉图的继子女”一集中，柯克舰长这样告诉邪恶的外星人。这句话放到今天显然是不成立的。我们只能期望在2360年之前，情况能有些许改观吧（由Arwa Mahdawi撰稿）。

戏剧：“歌声里充满了欢乐与喜悦”

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演出并不一定非得是大师的杰作。法国剧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年轻时创作的《愚比王（Ubu Roi）》是一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戏剧，当这部剧于1896年在巴黎首演时，其荒诞不经与惊世骇俗引发了轩然大波，它的演出也标志着荒诞派戏剧的诞生。音乐剧《长发（Hair）》也具有类似的历史意义，它虽然不是同期最精彩的音乐剧，但当它于1968年9月27日登上伦敦沙夫茨伯里剧院的舞台时（当年早些时候已在百老汇演出过），它被赋予了严肃的政治意义，原因如下：第一，这部受欢迎的音乐剧取材于当时如火如荼的抗议运动；第二，当时的英国终于废除了源于1737年的戏剧审查制度，《长发》是第一部受益于此而上演的音乐剧。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所有戏剧都必须先拿到王室宫务大臣的许可证才可登台演出。当时，一位大臣在读完《长发》的剧本后几欲禁止其演出：“这部剧歌颂可鄙之人、歌颂反政府思想、同性恋、自由性爱，以及吸毒等不良行为或现象，此外，它还猛烈抨击了爱国主义。”这段描述其实很准确。剧中的主角名叫Claude生在一个刻板的美国家庭，他拒绝参加工作，也没有响应军队的征召，而是加入了一个嬉皮士部落。最终他还是没能逃避兵役，于是他只得穿上制服，剪短头发，奔赴战场，他最终死在了那里。美国导演、剧评家Charles Marowitz给了《长发》一个很高的评价：“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有力的反战宣传。如果没有越南战争以及人们对这场战争的抵触情绪，这部音乐剧也许永远不会诞生。”

这部剧在英国上演时，许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剧中短暂的裸露戏上面。但剧中真正重要的是它传达的思想观念，即对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反对，以及对生命的庆祝。虽然《长发》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反战情绪，但在剧中，由Gerome Ragni和James Rado创作的台词及歌词，以及由Galt MacDermot创作的旋律曲调都欢快无比，鲜有悲观情绪。开场和结尾的两首大合唱《Aquarius（水瓶座）》和《Let the Sunshine In（让阳光照进来）》更是充满了欢乐和喜悦。最棒的一幕则是《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这首歌开唱的一刻，这个《哈姆雷特》中的经典片段被改编成了一首积极向上的歌曲，在剧中分为三个声部演唱。

从今天的眼光看，这部音乐剧对爱情与权力的信念似乎有些幼稚，但要说哪部作品最能捕捉60年代末期的政治情绪，自然是非这部“部落式的爱情摇滚音乐剧”莫属了（由Michael Billington撰稿）。

舞蹈：“舞台上的无政府主义精神”

1970年，美国舞蹈编导Yvonne Rainer把自己的代表作《A调三人组（Trio A）》的反战版本搬上了舞台，在这个版本中，舞者裸体上阵，只在脖子上讽刺性地松松垮垮系上一面美国国旗。Rainer此举是为了反对越南战争，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大西洋两岸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类似、充满政治气息的舞蹈表演，皆是为了效仿Yvonne Rainer。但在1968年初，这类激进的舞蹈编排只会在舞蹈语言和传统上做些许改动，更多专注于这种艺术形式本身。

许多激进的舞蹈艺术家都曾师从Merce Cunningham，他崇尚的是不带感情内涵的纯动作舞蹈。理论上来说，他算是离政治最远的舞蹈编导。但他一直热烈地关注着自己工作室以外的世界，他于1968年春天创作的作品《雨林（RainForest）》证明，舞蹈可以完全渗透到时代思潮之中，这个舞蹈作品极具表现力，甚至还颇有预言的意味。

这个作品的演绎过程与其主题紧紧相扣。音乐家David Tudor为这个舞蹈作品半即兴创作的配乐中包含了黑暗森林里嘁嘁喳喳的杂音和动物的尖声啼叫；演出中，舞者时而蹲伏，时而舒展，时而需要悄悄地追逐猎物，这些都是非传统的舞蹈演出动作，让人感觉十分陌生；舞台顶端，设计者Andy Warhol铺盖的银色气球就像一层反射着光的树叶。正是这些气球把《雨林》从其奇异的栖息之地带到了60年代末那种不羁的派对精神中。有的气球飘到了舞台上空，在舞者的碰触之下飞向舞台的各个角落；有的气球甚至飞到了观众席。

《雨林》呈现了一种可以带来改变的无政府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把舞者从人类社会的常规中解放了出来，也使得表演脱离了日常演出的诸多约束。这部舞剧后来的演出都无法再达到这么好的效果：配乐、布景等幕后工作所体现出来的绝对偶然性为这场演出创造了各种可能性和别样的趣味（由Judith Mackrell撰稿）。

电影：“让-吕克·戈达尔公然抨击并殴打了他的制片人”

如果要说有哪一部电影完完全全体现了1968年的政治精神，那就非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那部怪诞无比、不走寻常路，且内容丰富的滚石乐队纪录片莫属了。这部纪录片名为《一加一（One Plus One）》，后来还重新剪辑发行了一个更加商业化的版本（戈达尔生气地表示不承认这个版本的存在），新版本改名为《Sympathy for the Devil》，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滚石乐队《Beggars Banquet》专辑中的同名歌曲。当伦敦电影节准备放映这部纪录片时，戈达尔走上舞台，猛烈抨击了这个不合他心意的新版本，随后他走出了会场，并在途中打了制片人一拳。

这部纪录片是一颗时间胶囊。在点击播放键那一刻，你会马上感觉一股1968年激进派时髦人物的气息如排山倒海而来：令人神魂颠倒，而又怒不可遏。戈达尔自己也是那一年激进主义的实践人物之一；在1968年三月，他与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一起，在巴黎引领了反戴高乐主义游行示威运动，抗议法国电影中心（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解雇导演Henri Langlois一事。在与警方对峙的一片混乱中，戈达尔的眼镜也被打碎了。这次运动导致了五月的一次更大的骚乱。

那年夏天，戈达尔去伦敦制作纪录片《一加一》，每天需要处理滚石乐队彩排、录音等大量影像资料。拍摄过程中基本没有争吵或其他突发状况，只有一次在舞台上彩排时，米克·贾格尔对倒霉的老查理·沃茨说，他的鼓声“有点儿死气沉沉”。但滚石乐队的影像中后来还加入了其他内容：一群黑豹党人（注：黑豹党为60年代创建的一个反美国政府的黑人社团）在废车场逗留徘徊，他们读着革命书本，分发着枪支武器，并且高调欺侮多位唯唯诺诺的女人（这是这个时代肤浅的厌女情结的真实写照）。

戈达尔的妻子Anne Wiazemsky在片中扮演一位名叫夏娃·民主（Eve Democracy）的女性，她通过林地漂流而来，并接受了某摄制组提问，且只用“是”或“否”作简短回答（“你认为低等阶层的人比高等阶层的在性方面更具有活力吗？”回答：是。）。电影中，她独自一人在帕克街希尔顿酒店的房间里涂鸦，后来又转移到了伦敦街头，涂鸦内容尽显他们社会现实主义的阴郁与苍凉：包括“电影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党”之类的口号。背景中，一个诡异的声音读着政治读物、低俗小说，和色情小说里面的内容。画面上，人们在漫画书店里相互行着纳粹礼。

后来滚石乐队怎么样了呢？在最后一幕之前，戈达尔向观众展示了那句著名的涂鸦口号：“在石头下面，是海滩（Beneath the stones, the beach）”，暗示滚石乐队真正拥有1968年的精神。但他对黑豹党人影像片段的引用也是一种暗示，暗示乐队不该肆意擅用黑人音乐。戈达尔在这部纪录片中摆出的姿态，跟影片中许多乏味而冗长的片段一样，让人看得不耐烦且恼火，但这部影片跟戈达尔其他许多作品一样——我相信——展现了他与概念艺术的亲近感，就像他与电影院一样亲近。这部影片也展现了这个时代怪异、紧张而多变的情绪色彩：动乱仿佛一触即发：这个时代时而令人欣快，时而令人不安，还带着一丝朦胧的悲观气息，正如米克·贾格尔在《Sympathy for the Devil》所唱的一样（由Peter Bradshaw撰稿）。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