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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路过”李睿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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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路过”李睿珺

一年前,2017年的夏天,法国南部,李睿珺自编自导的作品《路过未来》,入围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作者:王子之

时隔一年,《路过未来》在国内上映,抛弃传统的商业院线,仅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这是安乐与李睿珺的实验。这也是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的第一部片子。

“如果在这里产生了票房,影院看到了希望,可能会让更多的影厅加入进来,同时也让未来拍艺术片的导演和片方不再犹豫,这个生态就良性循环起来了。这当然也有风险,《路过未来》不成为先驱就会成为先烈。”

一年前,2017年的夏天,法国南部,李睿珺自编自导的作品《路过未来》,入围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五年前,他执导改编自苏童同名小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去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获得第2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提名。

电影节中国馆靠近戛纳的海边,李睿珺安静地讲述他的电影,海的另一侧,海鸥盘旋。本文决定尝试自述体,以保留导演的叙述风格,及气质。

李睿珺自述:

《路过未来》透视当代异乡人的焦虑

我从甘肃来到北京,漂了已经15年了。

《路过未来》拍摄前的某天,我从小区出来,看到一个年轻人,正搬离这个小区,他的行李就是手拎着一个编织袋,拖着一个行李箱。一瞬间,我就泪崩,他在这个城市什么都不敢买,拥有的东西仅此而已。

“披星戴月地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不知不觉把他乡当成了故乡。”李健的歌词和电影《路过未来》主角人设高度重合,生活奔波,焦虑和异乡人的漂泊感都源自现实生活。生活在这个世界,焦虑和不安定扑面而来,不可能说我看到后假装没看到,听到了假装没听到。

我跟《路过未来》电影里女主角杨子姗父母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从甘肃农村外出来打工的人。有的在工厂,有的在饭馆,只不过我的“务工”是拍电影,我们都不是北京人。

根据国家计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的数据,中国流动务工群体的人数有2.47亿,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我希望通过《路过未来》引起大家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农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房子没法住,地也要不回来了,怎么生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困境。

《路过未来》直面这个社会问题,影片讲述改革开放后农村第一代务工者及他们90后务工子女们的困境。影片中,女主杨婷(杨子姗饰)的父母90年代从甘肃到深圳打工,女主和她的妹妹在深圳出生并长大,除了身份证祖籍是甘肃,也只有办身份证的时候回去过。年轻时父母努力在适应城市的生活,老年体弱多病后,深圳这座城市开始格格不入,收入下滑,面临被辞退。今日深圳房价变成全球最高的城市之一,年轻人在城市怎么活,老迈的父母故乡是否还能回得去。

在故事结构性方面,《路过未来》跟《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乘着白鹤去了》及以往的电影有不一样,叙述及结构都做了一些变化,复杂了一点。影片用父辈与孩子的不同视角,同时呈现两代人各自的困境。

我写剧本时,都顺其自然,也没有刻意按照类型片的方式去操作,《路过未来》剧情中,有的人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会放弃一些原则,是所谓的为了生活冒险,或不择手段。他只是说我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有些隐藏在黑暗中的代价,他们并不能够承受的。

完成剧本后,我跟江老板(江志强先生)见面聊关于这个电影的合作,一碗粥还没喝完就谈好了一千万的投资,就各自忙事去了。

与子姗之前合作拍过短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上映时,她去看了我的电影。没想到,她会对我的电影很感兴趣,合作起来也是水到渠成。她知道我想要表演的感觉是什么样,我的电影跟其他类型片相比,是要的生活化的状态,去掉表演成分。我跟子姗和尹昉交流非常简单,我告诉他们要放松,其次给予我充分的信任,我让你做什么,前提是对这个电影好,不会损害演员及表演,不管是职业演员也好,非职业演员也好,首先要变成朋友,这个很重要。然后慢慢引导他,特别自然的状态,甚至不要表演就好了,但是对于职业演员来说,不要表演就是最难的表演。

子姗是职业演员,所以她老向我抱怨,你现场怎么不跟我说戏?其实告诉她太多反而会影响她发挥,职业演员会按照你那个方向去摸索。我是希望从她身上自然的去捕捉,让她自然的去呈现,在这个基础上再调整,不要一开始强调。

尹昉在接演《蓝色骨头》后出演了,《火锅英雄》里一个劫匪。

尹昉本身可塑性比较强,他身上有很正气的部分,也有很痞的部分,而且尹昉本身自己是创作者,他是年轻的舞蹈家,他自己本身很多舞蹈作品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奖。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是两个创作者之间的交流。

我带着尹昉满胡同里面转,我让他去观察,让他去感受那些市井的普通人的生活,我就带着他,我也不告诉他你要演什么,我就先让你看。早高峰我带他去挤北京地铁6号线,人就是被推进去的,这个东西不需要在电影里要表演,你必须要切身的去感受到普通人的不易,生活的艰辛。最后你去演某些戏的时候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择手段。我带他坐地铁,吃地摊,我带他去窄小全是衣服的胡同溜达,我也不跟他说什么,你自己观察。

我真的没有想过把电影当做一个事业规划,真的是没有。比如这部做了一个一千万的,这次请了杨子珊,下一部是不是请刘德华或者更有名的明星,更大的投资,也许我下次还是这些演员,有可能还是低成本。

李睿珺的电影世界

我的电影《老驴头》讲述的是一个老人,他的子女都出去打工,面临生存的问题和未来归宿的问题,他跟孙子之间的关系。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着白鹤去了》我觉得跟《老驴头》有关系,《老驴头》讲的是西北的儿女不在家的老人的晚年的物质生活的困境。《白鹤》则是探讨一个老人晚年的精神困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其实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小孩变成了电影的主角,而《路过未来》也是农村外出务工的父母,和他们长大了的孩子们,一起面对的困境。

《告诉他们,我乘着白鹤去了》小说很短,只有几千字,电影里面呈现是其实是小说后半段,老人坐在树下说他想如何被活埋,小说一开始就是在讲这个。我特别感动小孩跟老人关于活埋得对话。这个行为本身很硬,但又很柔软的戳到了我,这些感受情绪很复杂不可言说,很忧伤,但又说不清楚。

《告诉他们,我乘着白鹤去了》和《路过未来》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自于我的生活环境,不是我个人活的很通透。很多人看这个作品不理解,但是我小时候真的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边。我从小学习绘画,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给我爷爷画棺材。

爷爷去世的时候,他的棺材是我画的,因为从小画画,我爷爷说你不是在学美术嘛,来给我画棺材。我妈不同意,因为在我们老家有一个规矩,跟葬礼牵扯到一起干活的人,这人必须要结过婚成年以后,不然不能参与丧葬,我爷爷说没事,我爸对这事也很坦然,我觉得也没事就画了。画完后我问爷爷满意吗,我爷爷说满意。画完棺材就放在屋子里面,下雨的时候他还怕,下大雨了起来看看棺材有没有被水冲坏什么的,就很正常。

包括我拍《老驴头》的时候我需要一个棺材,当时拍摄经费特别少,我没办法去买一口棺材,我就找到我舅奶奶借,我舅奶奶说我的棺材是我儿子给我做的,我个人没意见,你去问你叔叔。然后就这样借用了。不过你得按照规矩来,因为棺材不能随便乱抬的,棺材不能空,要按照道士的指引在里面放一个活物,白色的大公鸡,洒上五谷粮食,出去时候一定倒退从后门出去,不能从正门前面走,用完了之后回来还是倒着从后面放回去,放鞭炮再放置好。然后我们就抬着舅奶奶的棺材拍戏,拍完了还回来,其实大家对死亡的态度是很开放。

西北老人觉得这一辈子就是从出生,父母把孩子养大,把爷爷奶奶送走,子孙满堂圆满了,剩下的他就是在迎接死亡。人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农民天天是在跟庄稼打交道,土地里面小麦最早从一颗麦粒开始都在土里面,长成麦苗,结成麦穗,重新把它收割了又回到麦粒,生命最终状态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收割小麦不就是在见证死亡嘛,一年四季都在见证。

冬天不就是万物死亡时期,春天是生命开始的时期,一直年复一年在生命和死亡打交道,所以所有老人坐在街上谈论死亡是很公开的事。《白鹤》的时候我带着我舅爷爷去澳大利亚参加电影节,他被提名最佳男主角,要为他准备礼服,怎么办。然后我说他是个农民,穿西服也不合适,都觉得不合适,最后我们就说找个唐装,去县城买唐装,买不到,最后去寿衣店买的。量完了做一身大红缎面的唐装。我舅爷爷穿上特别满意,非常合身。然后我舅奶奶给他扣扣子的时候说等你从澳大利亚回来,我们俩就找这个裁缝,未来我们所有的寿衣请他做好,他做的特别好。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像城市里面的人有那么多欲望,西北活到这把年纪了,该吃的吃过了,该喝的喝了,该见的也见了,谁都得死,你恐惧也没有用。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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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路过”李睿珺

一年前,2017年的夏天,法国南部,李睿珺自编自导的作品《路过未来》,入围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作者:王子之

时隔一年,《路过未来》在国内上映,抛弃传统的商业院线,仅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这是安乐与李睿珺的实验。这也是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的第一部片子。

“如果在这里产生了票房,影院看到了希望,可能会让更多的影厅加入进来,同时也让未来拍艺术片的导演和片方不再犹豫,这个生态就良性循环起来了。这当然也有风险,《路过未来》不成为先驱就会成为先烈。”

一年前,2017年的夏天,法国南部,李睿珺自编自导的作品《路过未来》,入围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五年前,他执导改编自苏童同名小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去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获得第2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提名。

电影节中国馆靠近戛纳的海边,李睿珺安静地讲述他的电影,海的另一侧,海鸥盘旋。本文决定尝试自述体,以保留导演的叙述风格,及气质。

李睿珺自述:

《路过未来》透视当代异乡人的焦虑

我从甘肃来到北京,漂了已经15年了。

《路过未来》拍摄前的某天,我从小区出来,看到一个年轻人,正搬离这个小区,他的行李就是手拎着一个编织袋,拖着一个行李箱。一瞬间,我就泪崩,他在这个城市什么都不敢买,拥有的东西仅此而已。

“披星戴月地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不知不觉把他乡当成了故乡。”李健的歌词和电影《路过未来》主角人设高度重合,生活奔波,焦虑和异乡人的漂泊感都源自现实生活。生活在这个世界,焦虑和不安定扑面而来,不可能说我看到后假装没看到,听到了假装没听到。

我跟《路过未来》电影里女主角杨子姗父母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从甘肃农村外出来打工的人。有的在工厂,有的在饭馆,只不过我的“务工”是拍电影,我们都不是北京人。

根据国家计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的数据,中国流动务工群体的人数有2.47亿,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我希望通过《路过未来》引起大家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农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房子没法住,地也要不回来了,怎么生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困境。

《路过未来》直面这个社会问题,影片讲述改革开放后农村第一代务工者及他们90后务工子女们的困境。影片中,女主杨婷(杨子姗饰)的父母90年代从甘肃到深圳打工,女主和她的妹妹在深圳出生并长大,除了身份证祖籍是甘肃,也只有办身份证的时候回去过。年轻时父母努力在适应城市的生活,老年体弱多病后,深圳这座城市开始格格不入,收入下滑,面临被辞退。今日深圳房价变成全球最高的城市之一,年轻人在城市怎么活,老迈的父母故乡是否还能回得去。

在故事结构性方面,《路过未来》跟《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乘着白鹤去了》及以往的电影有不一样,叙述及结构都做了一些变化,复杂了一点。影片用父辈与孩子的不同视角,同时呈现两代人各自的困境。

我写剧本时,都顺其自然,也没有刻意按照类型片的方式去操作,《路过未来》剧情中,有的人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会放弃一些原则,是所谓的为了生活冒险,或不择手段。他只是说我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有些隐藏在黑暗中的代价,他们并不能够承受的。

完成剧本后,我跟江老板(江志强先生)见面聊关于这个电影的合作,一碗粥还没喝完就谈好了一千万的投资,就各自忙事去了。

与子姗之前合作拍过短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上映时,她去看了我的电影。没想到,她会对我的电影很感兴趣,合作起来也是水到渠成。她知道我想要表演的感觉是什么样,我的电影跟其他类型片相比,是要的生活化的状态,去掉表演成分。我跟子姗和尹昉交流非常简单,我告诉他们要放松,其次给予我充分的信任,我让你做什么,前提是对这个电影好,不会损害演员及表演,不管是职业演员也好,非职业演员也好,首先要变成朋友,这个很重要。然后慢慢引导他,特别自然的状态,甚至不要表演就好了,但是对于职业演员来说,不要表演就是最难的表演。

子姗是职业演员,所以她老向我抱怨,你现场怎么不跟我说戏?其实告诉她太多反而会影响她发挥,职业演员会按照你那个方向去摸索。我是希望从她身上自然的去捕捉,让她自然的去呈现,在这个基础上再调整,不要一开始强调。

尹昉在接演《蓝色骨头》后出演了,《火锅英雄》里一个劫匪。

尹昉本身可塑性比较强,他身上有很正气的部分,也有很痞的部分,而且尹昉本身自己是创作者,他是年轻的舞蹈家,他自己本身很多舞蹈作品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奖。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是两个创作者之间的交流。

我带着尹昉满胡同里面转,我让他去观察,让他去感受那些市井的普通人的生活,我就带着他,我也不告诉他你要演什么,我就先让你看。早高峰我带他去挤北京地铁6号线,人就是被推进去的,这个东西不需要在电影里要表演,你必须要切身的去感受到普通人的不易,生活的艰辛。最后你去演某些戏的时候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择手段。我带他坐地铁,吃地摊,我带他去窄小全是衣服的胡同溜达,我也不跟他说什么,你自己观察。

我真的没有想过把电影当做一个事业规划,真的是没有。比如这部做了一个一千万的,这次请了杨子珊,下一部是不是请刘德华或者更有名的明星,更大的投资,也许我下次还是这些演员,有可能还是低成本。

李睿珺的电影世界

我的电影《老驴头》讲述的是一个老人,他的子女都出去打工,面临生存的问题和未来归宿的问题,他跟孙子之间的关系。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着白鹤去了》我觉得跟《老驴头》有关系,《老驴头》讲的是西北的儿女不在家的老人的晚年的物质生活的困境。《白鹤》则是探讨一个老人晚年的精神困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其实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小孩变成了电影的主角,而《路过未来》也是农村外出务工的父母,和他们长大了的孩子们,一起面对的困境。

《告诉他们,我乘着白鹤去了》小说很短,只有几千字,电影里面呈现是其实是小说后半段,老人坐在树下说他想如何被活埋,小说一开始就是在讲这个。我特别感动小孩跟老人关于活埋得对话。这个行为本身很硬,但又很柔软的戳到了我,这些感受情绪很复杂不可言说,很忧伤,但又说不清楚。

《告诉他们,我乘着白鹤去了》和《路过未来》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自于我的生活环境,不是我个人活的很通透。很多人看这个作品不理解,但是我小时候真的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边。我从小学习绘画,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给我爷爷画棺材。

爷爷去世的时候,他的棺材是我画的,因为从小画画,我爷爷说你不是在学美术嘛,来给我画棺材。我妈不同意,因为在我们老家有一个规矩,跟葬礼牵扯到一起干活的人,这人必须要结过婚成年以后,不然不能参与丧葬,我爷爷说没事,我爸对这事也很坦然,我觉得也没事就画了。画完后我问爷爷满意吗,我爷爷说满意。画完棺材就放在屋子里面,下雨的时候他还怕,下大雨了起来看看棺材有没有被水冲坏什么的,就很正常。

包括我拍《老驴头》的时候我需要一个棺材,当时拍摄经费特别少,我没办法去买一口棺材,我就找到我舅奶奶借,我舅奶奶说我的棺材是我儿子给我做的,我个人没意见,你去问你叔叔。然后就这样借用了。不过你得按照规矩来,因为棺材不能随便乱抬的,棺材不能空,要按照道士的指引在里面放一个活物,白色的大公鸡,洒上五谷粮食,出去时候一定倒退从后门出去,不能从正门前面走,用完了之后回来还是倒着从后面放回去,放鞭炮再放置好。然后我们就抬着舅奶奶的棺材拍戏,拍完了还回来,其实大家对死亡的态度是很开放。

西北老人觉得这一辈子就是从出生,父母把孩子养大,把爷爷奶奶送走,子孙满堂圆满了,剩下的他就是在迎接死亡。人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农民天天是在跟庄稼打交道,土地里面小麦最早从一颗麦粒开始都在土里面,长成麦苗,结成麦穗,重新把它收割了又回到麦粒,生命最终状态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收割小麦不就是在见证死亡嘛,一年四季都在见证。

冬天不就是万物死亡时期,春天是生命开始的时期,一直年复一年在生命和死亡打交道,所以所有老人坐在街上谈论死亡是很公开的事。《白鹤》的时候我带着我舅爷爷去澳大利亚参加电影节,他被提名最佳男主角,要为他准备礼服,怎么办。然后我说他是个农民,穿西服也不合适,都觉得不合适,最后我们就说找个唐装,去县城买唐装,买不到,最后去寿衣店买的。量完了做一身大红缎面的唐装。我舅爷爷穿上特别满意,非常合身。然后我舅奶奶给他扣扣子的时候说等你从澳大利亚回来,我们俩就找这个裁缝,未来我们所有的寿衣请他做好,他做的特别好。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像城市里面的人有那么多欲望,西北活到这把年纪了,该吃的吃过了,该喝的喝了,该见的也见了,谁都得死,你恐惧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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