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是我心中的年度最佳。
徐峥的《我不是药神》点映以来，以9%的排片，获得了1亿的票房，豆瓣评分9.0，上一部超9分的国产片，是《无间道》。
有人戏称徐峥为国人展示了做代购的正确方式，但在这场黑色幽默的结尾，却没人笑得出来。
因为每个人都在电影里，看到了没有光环护体，躲不过生老病死的自己。
顾客和程勇等人理论药效
谁家还没有个病人呀？每日生活已经如履薄冰，一场大病就可以夺走一个家庭的所有积蓄。
我们怕死，怕痛，怕走了孩子没人管，老人没人看，怕花了这么多钱自己还是撑不下去，但是，只要有希望，我们还是想要活下去。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本文由LinkedIn原创，作者郝多梨。
生病自由
是国人的特色奢侈
失业、买房、看病是中国人的三座大山。
房可以不买，工作可以再找，但是病不能不看。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们人人自危，看似“不碍事”的流感足以让一个北京中产家庭元气大伤。
更不用提一场疾病会给每个毫无根基的北漂沪漂们怎样的打击了。
网约挂号平台对于一些医院来说形同虚设，请假八点赶到医院发现前面已经排了一百来号只能一拖再拖时，说不失望是假的。
朋友韧带撕裂、肌肉萎缩严重需要手术，手术床位要排到一个半月后。还在读书的他买到8000一张的黄牛专家号那一刻，决定毕业回家工作。
同事女友半夜突发急性肠胃炎，陪同挂号，被告知最快隔天才能做检查，看着满头冷汗说不出话的女友，他马上打车去了没办法报销的私立医院。
医患关系紧张、医护行业工作强度和收入不匹配的医疗体制现状下，挂号难、专家门诊一号难求，住院床位紧张的就医现实似乎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但是合理不等于可以理解和原谅，毕竟生命禁不起冒险和等待。
因吃不起高价药病情恶化不治身亡的吕受益
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医疗知识普及的高门槛，使得普通人生病只能完全依靠医院，人性的黑暗和行业不透明又增加了人们的担忧。
更别提总有人用言语和行动，对你暗示着“看病还得找熟人”的约定俗成。
病痛袭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才是摧毁你对一座城市、一个体系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在分配不均、供需失衡的医疗资源面前，只有病人才是唯一的受害者吗？
生存面前
谁都不是真佛
一个入职一年的住院医师，一个月的待遇是多少？
2700元。
想到读医学专业所耗费的时间成本、考取医师资格证付出的努力，压抑的工作环内容和承受的精神压力。如果你是这位医生，你会义正辞严拒绝病人家属塞来的红包吗？
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可以做到。
正版“格列宁”生产商
在天文房价和物价面前，他首先是需要生存的普通人，其次才是医生。
没有高薪作为报酬，谁也不愿意假崇高。
制药行业也是如此。
各种抗癌药、肿瘤靶向药价格高昂，且不在医保范围内，普通家庭根本无力负担长期治疗所需的巨额药费。
既然是救命药，为什么医药公司不能把价格定低一点？
这是由专利药物的研发过程决定的。
图片来自《“格列卫 — 一个转化医学的世纪典范”的前世今生说开去》（刘乔飞）
《药神》中程勇所走私的抗癌药“格列宁”，真实名称叫做“格列卫”，它的药效就如电影中宣称的那样，对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有效率达到95%。
但如任何一款“天价药”一样，“格列卫”的研发成本极其高昂，从病因“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到研制合成药品并临床试验成功，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其总研发费用达数十亿美元。
图片来自《制药经理人》杂志
药种的特殊性使其需求量相比普通药物过低，要承担销售额亏损的风险。再加上进口关税，药物价格过万有迹可循。
所以在我们日常抱怨医药行业暴利时，也应该明白，药物是不能以研发成本来定价的。
“一颗药的成本是5美分，但为什么要卖500美元？”
“因为那是第二颗，第一颗的成本是50亿美元。”
看似伤天害理的现象，背后原因是最简单的市场规律，只是在生死面前，人们无法客观冷静。
医药公司从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盈利机构。
换句话说，正是高利润推动了药品研发与医学进步。
如果以远低于成本的低价出售抗癌药物，还会有医药公司花费巨额费用研制新药吗？
如果医生坚持不求回报、救死扶伤，还有人愿意做医生吗？
一时的低成本服务可以救一个人，但却无益于行业整体的良性循环。
没有秩序的道义，救不了未来，也救不了全人类。
秩序和生命
哪个更重要？
在现实中，电影所呈现的这种“维护个体权利or遵守社会秩序”的道德两难问题太常见了。
不仅仅是药物走私，高昂就医成本和老百姓经济能力的冲突下，黑色产业链的催生简直是必然。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显示，早在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诊患者便达到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左右。
而这些来北京、上海等医疗水平发达地区“看病”的外地病人绝大多数无力承担高昂住院治疗费用。
在北京很多大医院附近的小街胡同里，盘踞着一个个破败的家庭住宿宾馆，这些宾馆的用户群体大都是病人及家属，它们有个统称——“癌症旅馆”，一晚的价格多在40-150元不等。
尽管这些不正规的小宾馆连卫生安全标准都无法保障，但是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这些旅馆却给人以安全感：价格低、离医院近。
省钱、方便，就能续命。
那些游荡在法律边缘的群体，往往离绝望也很近。
在医保跨省异地就医政策推出之前，异地就医大多是不能报销的，于是有了医保盗用、高价贩药这些“发黑心财”的违法行为。
一些绝症患者利用自己购买特殊药品的权限，从医院购买相关药物卖给药贩子进行倒卖；药贩从本地市民手里低价收药，再卖没有医保的外地病人。
外地病人负担不起医药费用，只能从药贩子手里买非法途径的低价药。
药贩子说我赚了钱，但我也救了命；病人说，我违法了，但我只是想活下去啊。
这个逻辑和电影里程勇的初衷一样：我赚钱，你活命。
程勇与通过海路帮他运货的印度厨子
在生死面前，活下去是唯一的道德。
这也是现实中陆勇案最大的争议点：
秩序是为了保障人更安全、更有尊严地生存，但某些时候它恰恰阻碍了人的生存。
秩序的推进、体制的完善需要时间，但是大多数病人等不到那个时候。
《药神》的结尾，程勇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只能解一时之急，脱离了制度的保障，凭借一己之力，无法普度众生。
审判的最后，程勇那句“我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好吧”，既像是一句对无奈现实的叹息，也是一次发自内心的祝祷。
写在最后
秩序重要还是生命重要？答案似乎永远无解。
《药神》中的程勇案是一个海因兹偷药式的道德两难问题。真正该引起舆论关注的，不是走私仿制药“对不对”，而是“为什么会这样”。
在个体生存权益和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纠结于对错对现实并无多大助益，发现病因并找到解决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药神》这部电影真正的社会意义所在。
很多影评认为电影用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削弱了揭露现实的力度。但不能否认，越来越多的个体与秩序的冲突，开始从人性和法治两个方面被看待。
在现实陆勇案的审判中，也的确做到了法外容情，国内的医疗环境正在逐渐改善。
医院间检查结果互认、异地医保报销试点逐渐增多、电影中提及的靶向药纳入医保问题也得到解决：
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医疗体制的改革完善也是。
问题没有办法一次性解决，但好在发现问题，永远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今天，7月5号，电影全国正式上映，你会去看吗？
本文由LinkedIn原创，作者郝多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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