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大院，是同时作为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符号的罕见建筑，也是人们愿意真刀真枪地为之战斗的地方。

1927年，维也纳时政当局开始建造卡尔·马克思大院，3年后完工。1934年，在短暂的奥地利内战中，这里成为了主战场。大院遭受的炮击和建筑本身一样，成为了一种象征，但这一次不是市政社会主义的象征，而是法西斯主义的象征。这是大院遭遇的第一次严重破坏。

在卡尔·马克思大院真正成为一座堡垒的数年前，大院看上去就很像是一座团结的要塞、堡垒或城堡。大院就坐落在市中心的北部，红色的中高层公寓楼所蔓延的长度简直难以想象。沿着大楼前行，不时可以看到将大楼各部分分隔开的拱道。大楼周围还有学校、公共澡堂、图书馆和健康中心。大楼所在的巨大广场上，还布置有各种雕塑、尖塔、塔楼，其中一座传奇的石碑上还镌刻着漂亮的文字：“卡尔·马克思大院，由维也纳市议会建造。”

坦白而言，这是人们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地方。大院的设计师卡尔·恩（Karl Ehn）并不是一个活跃的社会主义者，但1934年的法西斯政变后，他继续在委员会工作。四年后奥地利被吞并后，他甚至还为纳粹工作了一段时间。

这样的设计风格并不是来自于设计师一时的政治倾向或建筑喜好，而是基于维也纳市中心对于高密度住房的需求，这种建筑理念在20世纪早期的哈布斯堡帝国首都十分盛行。

卡尔·恩是现代主义的皇家建筑师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的学生。瓦格纳是理性主义和简装风格的先驱，对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和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等维也纳年轻建筑师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影响，他们都舍弃了过度的装饰。

瓦格纳最好的建筑——维也纳邮政储蓄银行，蕴含了这样的张力，银行的玻璃幕墙大厅和钢架结构，都表明了它现代主义的身份；但银行大楼同时呈现的对称性、夸张的雕塑和石质的外墙，又是新古典主义的风格。瓦格纳的学生们在1920至1930年代沿袭了这种风格，与同时期柏林和法兰克福的建筑师们彻底探索建筑全新概念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瓦格纳学派对庞大的、传统的城市网格布局的喜爱，偶然间被维也纳市议会发现了。和很多一战后的欧洲国家首都一样，维也纳也面临着巨大的住房危机，人们忍受着过度拥挤的城市、高昂的房租，以及大规模的失业。但与其它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维也纳市议会被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掌控，他们的支持者还有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人士。这些人并没有跟随当时的郊区化潮流，而是选择了重建市中心。

市政府认为，建筑领域激进分子们所推崇的分散化理念的成本过于高昂，而且有损于维也纳工人的利益。相反，他们希望工人们可以继续待在高密度的工作场所、关系紧密的社区，而这样的密度标准远远高于工人们以前的生活。

接下来，他们开始进行一个巨大的住房项目的建设——在10年时间里，建起6万4000套公寓，满足25万人的住房需求。项目的资金则来自于富裕阶层，尤其是地主所征收的重税。这些征税的对象最后则被排除在了住房项目之外，他们在之后成为了奥地利法西斯的主要支持者。

“红色维也纳”的建筑师们完美地给这个地方赋予了恰当的面貌，骄傲，不朽，还带一点夸张的戏剧性。数十座大院点缀在维也纳内环路上那些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段，并没有破坏城市的传统布局。

与19世纪的房屋不同，巨大的拱门并不是逐渐通往昏暗庭院里的肮脏公寓，而是开阔的、花园式的空间，布满了大楼、树木和游乐场。大院中遍布的装饰细节，如雕塑、壁画和马约利卡瓷砖，也让工匠们在维也纳市民普遍失业的时期得以继续工作。

与柏林、鹿特丹、巴黎、和莫斯科等城市完全抛弃19世纪建筑风格不同，作为帝国首都的维也纳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仅对传统的壮丽、集中的城市布局进行了改造。之后的壮丽与集中，不再是对帝国的皇帝，而是对工人阶级的歌颂。

这些建筑宣告了维也纳的工人阶级和他们选出来的代表，正在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这座城市，而他们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

在维也纳之外，反犹主义、民族主义的奥地利基督社会党主导了奥地利。他们将卡尔·马克思大院这样的建筑视作敌人、异类的堡垒。他们认为，大院的建造是用于军事目的。1934年2月的宪政危机中，右翼的准军事组织和军队被派往卡尔·马克思大院、恩格斯大院、倍倍尔大院、乔治·华盛顿大院中，以镇压这座城市。

维也纳反击了，但城市的武装匮乏，准备也不充足。卡尔·马克思大院遭到了猛烈的炮轰，数百人死在了这场短暂的冲突中。

德奥合并，战争结束后，维也纳再次重建。这座城市依旧拥有全欧洲最广阔的，也可以说是最好的公共住房项目。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卡尔·马克思和它的建造者们大院赢得了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