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声 陈晶

编辑|申学舟

王景春手上拿着银熊奖座，在话筒前长吁了一口气说：“我想对我在天堂的父亲说，好久不见，老爹。我也要把这个奖给女儿，她让我知道做父亲是多么美好。”

这是2月17日的德国柏林，1分钟前，美国影评人Justin Chang在台上宣布，王景春凭借《地久天长》获得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王景春听到自己的名字，表情先是惊讶，然后变成抑制不住的激动和笑意。他站起来，给了身边的导演王小帅一个深深的拥抱。

咏梅和王景春在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分别获得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

在《地久天长》中，王景春饰演的工人刘耀军外表木讷但内心情感丰富，连续失去三个亲生孩子后，他却依然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叛逆的养子，以及间接造成他家庭悲剧的干儿子。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思想比较叛逆，和父亲基本不交流、不说话，跟刘耀军和养子的关系很像。”王景春在接受《三声》专访时表示，他把自己父亲的状态放在了刘耀军这一角色的塑造上，“虽然他心里面全是爱，但他却不会直白地表达出来。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父亲形象。”

角色之外，《地久天长》中所展现的时代变迁也令王景春着迷。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它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作为时代变化下的个体，他家中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他经历了四处漂泊、流浪，他有时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他都在接受、在承受，刘耀军身上能表现出普通老百姓的这种隐忍和坚强。”

出生于1973年2月的王景春对此颇有感触。18岁之前，他是一个莽撞少年，有理想、有抱负，但欠缺对对生活的认知，也不懂得如何思考；18岁之后，父亲的离世使他产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去思考更多。

王景春从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长大，父亲在最苦的红山嘴边防站待了17年，成长环境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如今的性格。“阿勒泰是一个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的人。艰苦的地方生活的人，就不怕苦，我觉得能吃苦就是我的标签之一。”

《地久天长》剧照

毕业之后，他先是在新疆的百货公司工作三年，后又在导演郎辰的帮助下走上表演的道路，并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初到上海的那几年他时常会有一种恍惚间的错位感，总是不敢相信自己身处上海，总觉得自己还是那个鞋帽部的职员。

“去接受成长、接受现实、接受生活本身。这都是我们这代人的必然经历。有的人遇到事的时候能抗的过去，有的人就抗不过去。所以工作、生活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说起来很大，但其实是在生活点滴中表现出来的。”他感叹说。

这让他对于苦难有了更多的认知和思考，也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塑造了《地久天长》中的刘耀军这一灵魂人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发生在刘耀军身上的事情，我们旁观者觉得很苦，但是对他自己来说，生活就是这样，命就是这样，他就是必须要接受。”

正如王景春与王小帅合作的另一部电影《我11》中的那段台词：“有一天，你发现一切都太晚了，你就是你。你生在某个家庭、某个时代，你生命的烙印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那时，你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并尊重它。”

以下是《三声》与王景春的部分对话整理：

“接受成长、接受现实、接受生活本身”

三声：这次柏林电影节已经是你第二次拿到影帝，跟上一次在东京电影节获奖感受有什么不同？

王景春：首先得奖感受都一样，很高兴。但可能因为年龄不一样了，所以又有些不同。电影首映的时候，主创们都抱在一起哭。因为虽然是自己演的，但作为观众去观看的时候，往往大家不会去想自己的表演，而是被电影的故事代入其中。只有我跟小帅导演没有哭，我还跟他们说别哭了，马上要上台了。

三声：《地久天长》里刘耀军这一角色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王景春：他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很普通的老百姓。但在他这一生所经历过的这些事让我更感兴趣。这部电影从80年代开始，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时间跨度近四十年，我主要是对这个时代背景下人的心理、对待社会的态度很感兴趣。

三声：你在揣摩这个角色的时候会更在意他内化的细节处理，还是更偏向对时代背景下人物群体共通性的研究？

王景春：我其实更偏向后者。刘耀军在电影中这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它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作为时代变化下的个体，他家中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他经历了四处漂泊、流浪，他有时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他都在接受、在承受，刘耀军身上能表现出普通老百姓的这种隐忍和坚强。

三声：刘耀军的这种隐忍、坚强，在《警察日记》里的郝万忠身上也有体现？

王景春：刘耀军和郝万忠都是那种特别中国的北方男人，都是内蒙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不是所谓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他们身上也都具备中国人隐忍、坚强、有担当等非常好的美德。

不同的是郝万忠在戏里呈现的一生比较短（十四年），刘耀军是从二十多岁一直到六十岁。而且他们的性格也不一样，对待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而演员的基本功就是要迅速地、准确地去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找到这个人物的“魂”，并在进到这个人物里面去的过程中，让角色越来越丰满。

三声：你是73年生人，跟刘耀军经历了同样的时代变革。你们身上有共通的东西吗？

王景春：有。大家成长的过程都是这样的，接受成长、接受现实、接受生活本身，包括自己参加工作后学习怎样与人相处，这都是我们这代人的必然经历。有的人遇到事的时候能抗的过去，有的人就抗不过去。所以工作、生活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说起来很大，但其实是在生活点滴中表现出来的。

三声：你是哪个阶段发现自己有能力去接受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的，甚至是不好的事？

王景春：可能就是从18岁开始。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莽撞的少年，有自己的想法、也有抱负，但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度是不够的，也不懂得如何去思考。18岁我的父亲去世了，从那时候开始我整个人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够去思考更多的东西了。

《地久天长》剧照

三声：说到父亲，你在《地久天长》和之前的《我11》里都塑造了很经典的父亲角色，你父亲对你的影响对这类角色的塑造有帮助吗？

王景春：有帮助，非常大的帮助。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思想比较叛逆，和父亲基本不交流、不说话，跟《地久天长》里刘耀军和养子的关系很像。所以我也把我父亲的状态放到了刘耀军身上，北方男人在跟孩子沟通表达时的这种状态是，虽然他心里面全是爱，但他却不会直白地表达出来。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父亲形象。

三声：这种经典的父亲形象在过去三十年的生活语境下是很普遍的，你想过为什么吗？

王景春：我觉得这是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现在的父子关系已经开始慢慢改变，一些西方的观念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比如父子之间要像朋友一样去相处。但刘耀军跟他的养子相处的时候还是2000年前后，所以他的观念会比较传统。

三声：《我11》里的父子关系跟这个又很不一样？

王景春：《我11》的时候，一方面王憨是一个11岁的孩子，对待这个年纪的孩子方式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王憨的父亲王伯驹又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哪怕是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也擅于去教孩子发现生活中的美。他是另一种人，跟刘耀军从文化背景到人物属性都不一样，所以父子关系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电影《我11》剧照

三声：你自己现在也成为了一名父亲，你觉得自己更像王伯驹还是更像刘耀军？

王景春：关键我的是个女儿，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我又是个“女儿控”，我完全就被她打败了。但如果是个儿子，我可能也会挺严厉的。

三声：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有哪些一脉相承的地方是打动你的、或者影响过你的？

王景春：王小帅导演的一些艺术观点是和我很相近的，我们经常聊天会谈这些事情，彼此也很了解。因为岁月，大家都成长了。

就像我的个人演技，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都提高了。导演也是一样的，他也变化了，他艺术上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且这次剪辑的手法，叙事的方式，他也是新的一个尝试。我看《地久天长》剧本的时候非常喜欢，剪辑上也非常大胆，影片的风格非常内敛，内敛但极其有力量。

“我对表演当然是有野心的”

三声：你觉得阿勒泰在你身上留下了哪些印记或者塑造了你哪些气质？

王景春：（阿勒泰地区）部队大院里每天都是绿色的，绿色的军装。那个环境塑造了我的性格和我做人的观念。阿勒泰是一个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艰苦的地方生活的人，就不怕苦，我觉得能吃苦就是我的标签之一。另外一个是“礼行”，礼是礼貌和礼仪，行就是行动，要有礼貌地行动，对朋友、长辈、孩子，都有一套规矩。

阿勒泰是个特别小的城市，也就几万人，人人都认识。但那个地方特别有人情味，所有人都愿意帮忙，可以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次我获了奖跟他们说，他们也都特别高兴。

三声：新疆跟上海应该很不同，你从新疆到上戏的头几年会有错位感吗？

王景春：对，有的。尤其是第一年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在新疆上班那会儿一直想要考戏剧学院，但当我考上之后，都已经开始上学了，还经常会恍惚一下，觉得我这是在哪儿？这种感觉甚至到我毕业之后都偶尔出现，我毕业后分进上影厂，第一次参加中午的会议，看着那些剧团的前辈们，他们都是我小时候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突然跟我在一个会议室开会，这种错位感还是非常强烈的，特别的恍惚。

三声：对于表演的认知体系也是在上戏这段时间建立的吗？

王景春：对表演所有的观念和认知都是在戏剧学院这四年学到的。我的这种错位感也会一直鞭策我去认真学习，一般只有第一年需要开晨课，我一直坚持到二年级。获奖的时候我也特别感谢我的两位老师：赵国斌先生、糜曾先生，特别有幸在戏剧学院遇到他们，不仅在学业上，也在生活上对我特别好。因为这四年扎实的学习，才能奠定我对表演的认知和方向，而且我觉得我走的表演道路还挺对的。

王景春在上戏时留影

三声：你认为好的表演是怎样的？

王景春：我一直认为好的表演是相互的，我不太喜欢飙戏。戏不是飙出来的，你要给对方，对方要能接受，还要能给你。它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给予、相互成就的过程。

三声：这次你跟咏梅老师一起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能形容一下跟她合作的感受吗？

王景春：我们俩都喜欢自然的、真实的表演。我们第一天是一场拍合照的戏，特别简单、没有一句台词。机器摆在那儿，我转过身来她就问我扣子扣好了没有，然后她就帮我把扣子都整理了一遍，我再转回去拍合影。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两个人的关系都表现在这个动作里，那是中国夫妻之间的一个很平常的举动。第一场戏，第一个镜头，就已经是这样了。

三声：你理解一个人物的体系是怎样的？

王景春：如果是古代的，要靠书中的知识，如果是当代的，不仅要靠书上的知识，还要到生活中去挖掘。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会有参照物，不同的参照物、不同的点放到一起，综合去分析，就能在某一具体时代背景下，去了解这个人物的脉络。

三声：那我们分开来聊，比如你在《影》中饰演的鲁严，和这次饰演的刘耀军，你分别会做哪些事情去塑造他们，去抓住他们的“魂”？

王景春：《影》发生的时间背景离我们太远了，我们不可能实际去体验古代人的生活状态，只能通过比如《史记》这样的书籍或者是一些文学作品去琢磨当时的人。鲁严是一个大臣，塑造他的时候主要是琢磨他与其他角色的人物关系，比如他跟都督、跟沛王之间。人物关系把握好了，其中有很多背叛、转折就都能够更自然地呈现，鲁严这个人物也就出来了。

王景春在《影》中饰演鲁严

三声：在《地久天长》中呢?

王景春：这里面的生活其实离我们不远，我本人也经历过戏里的年代。我比刘耀军小点，他们这一代人我身边基本都有，比如我是知青出来的，我舅舅是一个工厂里的车工，修汽车的。他们一辈子都在工厂里每天上下班，再到退休。

三声：那个时期的生活是比较苦的，你怎么理解这种苦难？

王景春：生活是挺苦的。但是他们这一代从来也没觉得有多苦，或者觉得生活也还行，每天都乐呵呵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发生在刘耀军身上的事情，我们旁观者觉得很苦，但是对他自己来说，生活就是这样，命就是这样，他就是必须要接受。往往普通百姓想到的是这些，而不是生活有多苦。

三声：你介意自己一直演中年形象吗？

王景春：不介意，事实如此，生活如此，我必须坦然接受。但演员不能演自己，那样就没意思了。我喜欢去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戏，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职业，多好玩，多有意思。

三声：报道说你从一入行就想拿影帝，喻恩泰也分享了你在庐山许愿要拿影帝的事，你对表演是有野心的吗？

王景春：之前有过入围但没拿奖的经历，后来开玩笑说一定要拿影帝。其实没有把它当做目的，主要是因为得奖是对表演的一种肯定，重要的是要好好演戏。

我对表演当然是有野心的。从最开始喜欢这个，特别是把它当成职业之后，就会不断地去投入，一直琢磨，一直推敲，停不下来。到现在对表演的追求已经变成了我的生活，变成了我每天都在想的事，我对生活的感悟，哪怕是一点点的感动，都是我表演积累的一部分。

三声：对表演有野心的你在意自己在大众层面的人气吗？

王景春：我特别不在意。“红不红”这个事儿我已经习惯了，我能拍到好戏我就挺高兴。

三声：你是个典型的水瓶座吗？

王景春：是，很典型。水瓶座求知欲比较强，是“十万个为什么”，喜欢新鲜、挑战，不断尝试没有做过的事。我就属于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