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维·蔡斯（Chevy Chase）和克林顿正在飞往达沃斯的飞机上，与之同行的还有一名巴西前总统、一些谷歌创始人、一名墨西哥前总统，以及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达沃斯这个瑞士的度假胜地正在举行一个年度会议，前来参加的都是全球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一位沙特商人安排了这趟专机，飞机上有一个豪华客厅供乘客进行不断的讨论：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赶去参加达沃斯，难道不能在路上为解决全球难题多做些什么吗？

在这种背景下，克林顿的助手道格·班德（Doug Band）萌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后来改变了这位前总统的一生。

“只有比尔·克林顿才有能力把这样一帮人聚集到一块。”班德想。

克林顿根本不需要达沃斯，他一个人就能完成这些事。

这一念头促成了“克林顿全球倡议”（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的成立。这是个由富人和权贵参与的年度集会， 不以举办地命名，而是以一个人为核心。

十年来，这个项目已经成了克林顿家族基金会（Bill, Hillary and Chelsea Clinton Foundation）的门面。目前，这个迅速扩张的组织是克林顿家族公共生活和事业的中心，也是希拉里参选美国总统的重要推动力。

如今，克林顿家族基金会是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全球慈善帝国：其运作人是美国前总统，并且与一名有潜力的总统候选人密切相关。该基金会有一个大胆的愿景，那就是把世界各地最富有、最耀眼、最有权势的人聚集在一起，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

这个组织演变的过程，几乎是克林顿家族演变的完美映射。刚开始，基金会只是一般的非盈利组织，主要处理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图书馆事务。它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宏大目标，但每次需要有人开动脑筋时，这个基金会就会壮大一步，就像与基金会同名的那几个人一样雄心勃勃、信念满满、永不停歇甚至漫不经心。许多项目的成立是因为一个个发生在克林顿身上的偶然机会：与纽约哈莱姆黑人区店主的见面、一个朋友抗击的艾滋病计划、达沃斯之行、紧急心脏手术等。

克林顿家族基金会现在有11个主要倡议，主要包括非洲农作物收成、海地抗震救灾和全球艾滋病药物的成本等多元化问题。目前，这家以慈善为主打的基金会共筹集了20亿美元，有超过2000名员工，年度预算逾2.23亿美元。

这个基金会的核心就是比尔·克林顿——一种新类型的美国前总统加名人：他号召富人拿出钱帮助穷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富人可以接触到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对克林顿基金会历史的记载主要来自基金会自己的记录，以及对一些关键人物的访谈，包括部分基金会内部人员，不过他们未被授权公开发表评论，只能以匿名的方式进行交流。比尔·克林顿通过基金会婉拒了访谈的请求，但向《华盛顿邮报》提供了一份书面声明。

从核心来看，克林顿基金会犹如一个巧妙的机器，将某些无形的东西（例如克林顿夫妇在全球的名誉）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金钱。

这家基金会不仅帮助了克林顿夫妇慈善工作的对象，帮助了他们的助手和盟友，也间接地帮助了克林顿夫妇自己。

但现在，该基金会为克林顿工作的基石却成了希拉里总统竞选中的麻烦，包括巨额捐款以及讨好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

随着捐赠数量的激增，尤其是民主党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临近，希拉里被迫回答一个问题：支持者捐款是否不仅是为了慈善事业，也是为了讨好这位可能成为总统的美国前国务卿？

青萍之末

一开始比尔·克林顿并不如意。

在他2001年离开白宫之后的几个月，他一直住在纽约查帕阔（Chappaqua）的新家，妻子则在参议院，女儿在外求学，先是在斯坦福大学，后来去了牛津大学，他独自咀嚼着卸任后未处理完的官司，以及媒体对他在总统生涯末期签发大量赦免令的负面报道。

为了打发时间，克林顿开始看TiVo数字录像。

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送他一个早期版本的数字电视录像机，据克林顿的几个朋友回忆，他经常一次花几个小时看以前当总统时错过的电视节目和电影。

基金会的一名内部人士说，克林顿从一个“管理国家”的人变成了“无所事事”的人。

其实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做。1997年他成立了克林顿基金会，对未来国际慈善工作有了模糊的构想。但当时，这家非盈利组织主要以小岩城（Little Rock）为事务中心，克林顿打算在那里建设一个图书馆和公共服务专业的研究生院，希望能在这个孕育他政治生涯的地方推动城镇复苏。

绿色的屋顶。回收轮胎制成的地板。挂在墙上的展示克林顿选举获胜的微型地图。图书馆就在这儿落成了。

据前基金会主席卢瑟弗（Skip Rutherford）先生回忆，克林顿曾注意到办公室的灯和天花板太低，叫人过来测量了一下，真的低了几英寸，然后那块天花板就被拆了下来。

克林顿将基金会办公室迁到纽约哈莱姆区（Harlem）后，克林顿的雄心与基金会的规模都开始膨胀，而纽约州也正是希拉里最初当选参议员的地方。在那里，克林顿遇见了成群的崇拜者，并开始认为基金会可以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他对基金会的希冀不再只是一个图书馆——它可以提供人力和资金，为眼下的事拿出新点子。

后来，随着哈莱姆办公室变得繁忙起来，克林顿遇见了一些敢于把他的想法变成现实的人。

据当时基金会的国内政策顾问克莱德·威廉姆斯（Clyde Williams）说，在举行讨论会的时候，有一个叫迪·所罗门（Dee Solomon）的店主对克林顿说：“总统先生，我需要您的帮助。我是社区的一个小商人，我不知道我需要您做些什么，但我需要您的帮助。”

“总统先生”答应帮她，但他要怎么做呢？威廉姆斯告诉他：“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他们做到了。2002年，克林顿基金会聘用了管理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并招聘了一些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开始帮助迪·所罗门和其他哈莱姆区的小商人。

艾薇塔·佩蒂（Evetta Petty）在哈莱姆有一家帽子店，她说：“这个项目真的救了我，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肯定已经关门了。”她的新顾问告诉它如何跟踪库存、建立客户数据库、为买家提供优惠券。“我是说，我的帽子做得很好，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营销，但是现在，我可以了。”

类似的点子还在继续。据威廉姆斯回忆，克林顿遇见了一群感觉没考好SAT的高中生，他说的话就像是：“我们也应该为学生提供点帮助。”就这样，基金会人员开始与美国教育机构Princeton Review合作，成立了一个全国性项目。他还了解到一些穷人不知道收入税收抵免，不久之后针对这一问题的计划也开始实施了。

有没有基金会人员告诉克林顿想法行不通的时候呢？

“我在任的时候没有出现过。”威廉姆斯称。他2006年离开了基金会。

与此同时，克林顿还与助手一起做了一些更正式的规划。当时克林顿刚刚56岁，他当一个美国前总统的时间还有很多。克林顿想做一些大事业、国际性的事业。他不想参与国内政治，这样外界就会看到他没有涉足下一任总统的领域，也没有参与他的参议员妻子的事务。

长期担任克林顿助手的艾拉·马格兹尔（Ira Magaziner）想到了一个契合上述两项标准的点子。

那时已经研发出可以对抗艾滋病的新药，但对很多非洲人来说，新药价格太过昂贵。马格兹尔想要降低成本。而他也知道克林顿没有资金可以援助，因为他还在建设图书馆，还要支付昂贵的官司费用。

但马格兹尔告诉克林顿，他的名字就有无限价值。

“我们应该利用你的名声以及与你有联系的人来做一番大事业，如果成功了，那我们可以拯救上百万的生命，”马格兹尔在2002年艾滋病会议上交给克林顿的备忘录中写道。“就算没那么成功，我们也还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事”。

马格兹尔说，克林顿和曼德拉共同登台后，这个想法就确定了下来。甚至在活动结束后，这位南非前总统还提醒克林顿别忘了他答应在卸任后为非洲做点事情。他告诉克林顿：是时候了。

马格兹尔告诉克林顿：“他的意思是你就放手做吧。”

但在克林顿基金会最初的历史中，最大的点子来自2004年那趟飞往达沃斯的飞机上。朋友们看到，克林顿已经从那个失意、孤独、整天对着数字录像机的前总统蜕变为一个纽约哈姆莱区真正的英雄和国际慈善家。一个名人，即便在名人圈子中也是名人。

那天晚上在瑞士，班德开始撰写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一项全新的会议。

扬升之旅

“现在我手头上还有其他事情要忙，”克林顿站在喜来登时代广场对听众说。“我的一个老朋友卡洛斯·斯利姆·埃卢说想要为加沙地带建设一个手机网络，可以将其连接到约旦的网络上。来吧，卡洛斯，谢谢，让大家认识一下你。”

那是在2005年9月，距离班德在瑞士撰写备忘录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份备忘录带来了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的第一次会议，而会议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其实克林顿的一些助手一直对该项目不抱信心，但克林顿非常精明地将时机选择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那时挤满纽约的各国领导人都在努力寻找比联合国大会更有趣的地方。

所以当时有几十个国家首脑出席了那次会议。U2主唱博诺去了。英国摇滚乐手米克·贾格尔去了。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也去了。当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墨西哥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埃卢也去了。

另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CEO，这些人想与国家领袖以及博诺和斯利姆这样的人打个照面。

为了能进入会场，这些CEO的公司都被要求保证“承诺行动”。这是一个具体的承诺，要为这个世界做点善事。星巴克承诺为贫苦的咖啡农民提供帮助，高盛承诺要保护火地岛的森林，巴林王储承诺“将选中的巴林学生培养为领导人”。

这些人在克林顿面前宣布诺言的场面持续了几个小时。他们就像是信仰复兴的人，突然被慈善精神深深吸引了。企业和个人不断宣布愿意为克林顿基金会监督的项目提供资金和资源，而克林顿在会场中央赞许地点着头。最后，企业和个人共承诺捐出25亿美元。

克林顿做得很好，但基金会做得也很成功：除了承诺做好事的捐款之外，这场会议每张票价值1.5万美元（全职做好事的人可以免费，例如慈善活动家和非盈利组织）。许多企业也被鼓励去单独向基金会捐赠，捐赠数额达到25万美元的企业将被展示在会议的官方文书上，并被邀请参加专属活动。

从2004年到2006年，也就是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启动前后，克林顿家族基金会收入增长了一倍多，从5800万美元增至1.34亿美元。

”这是基金会筹款活动中的筹款活动，“一位基金会内部人士这样描述。以克林顿为中心的“有灵魂的达沃斯”成了一个成功的点子，吸引了一大波资金的涌入。”这可比去参加那些走走形式、单调乏味的晚宴好多了。“

这就是在此后指引克林顿基金会发展的模式（但这后来在很多方面成了希拉里竞选的障碍）：吸引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来帮助没有权势的人。

在给《华盛顿邮报》的声明中，比尔·克林顿说，基金会发现“伙伴关系与合作”最有成效。

“我们与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府、大小企业、非政府组织、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无党派人士都有过合作，这些合作关系都公开披露过。”他说。

2005年的会议为克林顿基金会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变得活跃和资金充裕后，克林顿基金会开始了全方位扩张。

以前的项目也壮大。从哈姆莱区开始的商业辅导计划扩大到九个城市，从曼德拉与克林顿一同登台开始的艾滋病防控计划扩张到了防控一系列致命疾病的范畴，在70个国家降低了药物成本。

在后一个项目中，克林顿基金会先是说服制药公司降低价格，然后派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帮助政府使用药物，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将那些检测结果呈阳性的病人送往医院，并成立药房处理药品。

在艾滋病项目中，克林顿几乎没做什么具体工作。但他所做得已经足够了。助手们称他总会在关键时刻出面，利用自己的声誉帮助这个项目顺利实施。

负责运营这个项目的马格兹尔说，在关键时候，克林顿的名字就是打开大门的钥匙，“尤其是在跟非洲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就算我们有一大群人出现，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能兑现承诺。”

基金会称，这个项目共为990万人提供了更便宜的药物，但这真的像马格兹尔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拯救了几百万生命吗？一位发言人拒绝回答，她说估测这一数目违反了“谦卑运作”的倡议原则。

与此同时，克林顿正在不同领域批准新的项目。

在克林顿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之后，基金会开始与美国心脏协会合作对抗儿童肥胖。克林顿从加拿大矿业巨头弗兰克·古斯塔（Frank Giustra）那儿借了一架飞机之后，一个新发展规划开始实施了，包括在一些国家的扶贫项目，而古斯塔在这些国家有业务利益。古斯塔为这个规划提供了1亿美元捐赠。

在另一个案例中，克林顿基金会的项目始于一个伦敦的晚宴派对。

克林顿坐在汤姆·亨特（Tom Hunter）旁边。亨特是鞋业和房地产大亨，也是苏格兰第一位亿万富翁。这两个人开始讨论非洲。

“我对非洲了解甚少，他这样说，‘如果你真的对非洲有兴趣，就跟我一起去那儿看一下吧’。”亨特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这样回忆。克林顿确实这么做了。在游完非洲之后，亨特宣布在十年内对克林顿基金会捐赠1亿美元，建立新的“克林顿-亨特发展倡议”，帮助马拉维和卢旺达的农民并缓解当地的贫困状况。

到2009年，克林顿基金会已经成长为一个年收入2.42亿美元的组织，拥有九个分部，在加拿大和英国还有独立筹款机构。

克林顿是所有事务的核心，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召集人”。他不是个慈善家，至少在传统意义上不是。他更像是全球事务的中介。

很多时候，克林顿说服有钱和有权的人伸出援助的手，而在这过程中，他回报给他们一定的全球声望。克林顿让这些钱得到善用，这些钱也为克林顿带来了福音。他的助手们说，克林顿前往非洲时，总会有很多当地人争相前来只为看他一眼。

克林顿获得的尊贵地位还不止于此。他所到之处，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也要对他礼让三分。

墨西哥的亿万富翁斯利姆开始专程去听克林顿的讲话。克林顿的长期助手艾姆德·卡恩（Amed Khan）回忆，“他坐在那儿一边听一边记笔记。”“他列出了10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10个最伟大的演说家，”克林顿都位居榜首，卡恩说。

2007年，斯利姆做出了一个更大的承诺：捐赠1亿美元支持克林顿基金会在拉丁美洲的项目。斯利姆在拉丁美洲的电信业务很活跃。

对克林顿来说，这个基金会再现了他担任总统期间非常喜欢的景象：欢呼的人群、成列的助手和为世界做好事的共鸣感。

不仅如此，在这份工作中，没有国外的危机会破坏他的计划，也没有共和党的插手，实际上，基金会中一些捐赠人恰恰是他当总统时面临的最棘手的共和党敌人，包括Newsmax的首席执行长克里斯托弗·鲁比（Christopher Ruddy）和保守派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

另外，这种美好景象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日期。

基金会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克林顿的白宫生活。他的助手有很多就是当时白宫里的人，比如班德和马格兹尔，也同样带来了原来白宫内部的一些勾心斗角。

但这些前白宫官员中，收获最多的可能还是克林顿自己。这位前总统并没有从基金会领取正式薪水，但他从企业和机构捐赠者获得了至少2600万美元的出场费。而且很多情况下，他得到的报酬的演说是关于基金会的。

据克林顿基金会统计，该组织的成果惠及全球180多个国家至少4.3亿人口（世界上约有195个国家，具体取决于怎样计算）。当基金会人士回顾克林顿召集的会议上提出的2872项“承诺”时，他们发现只有4.8%的承诺没有达到目标，即按照基金会的标准是“不成功的”。

独立机构美国慈善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称，克林顿基金会约89%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基于这个分析，该机构2013年授予克林顿基金会A评级（最高评级为A+）。另一个慈善评级机构慈善导航者（Charity Navigator），最近因其大量负面报导将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该机构没有给出克林顿基金会的评级，称其结构过于复杂。）

但是，对克林顿来说，召集人的工作确实有意想不到的复杂性。

其中一个就是，这份工作是靠其他人的资金运行的。有时候，这些人会面临资金短缺。

例如，苏格兰富豪亨特曾承诺向非洲的开发项目捐赠1亿美元，但到2009年，他在金融危机期间损失惨重。他告诉克林顿基金会，自己无法按照承诺的步伐进行捐赠，必须要为他的企业保留现金。克林顿基金会董事长布鲁斯·林赛(Bruce Lindsey)称，“亨特说他将试着继续支持基金会在卢旺达的项目”，但无法继续为马拉维的工作提供资金。

作为回应，克林顿基金会找了另外一个捐赠者为马拉维的项目出资。截至目前，亨特的捐赠金额为2000万-2500万美元，最多只占他承诺数额的四分之一。亨特的发言人称，他仍计划完成对“克林顿-亨特发展倡议”的捐赠，但要花更长时间。

于是，克林顿基金会的非洲项目继续开展，但有了一个新名字——“克林顿发展倡议”。

竞选之变

到上个年代结束时，克林顿基金会一直为适应克林顿在世界上的角色而存在。他是一位普通公民，一位有着大量人际关系、可以顺利筹款并开销的退休者，很少有人去深究谁在捐款，谁又得到了捐款。

但2007年，希拉里开始竞选总统了。

自那以来，克林顿基金会发生了变化，有时必须尴尬地适应希拉里的角色：先是总统候选人，后来是国务卿，现在又是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的崛起把基金会与克林顿的政治关系网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它吸引了新的注意力，有时对筹款活动起到了帮助。

但同时，希拉里丈夫一手建立的这个庞大组织也面临着外界新一层的审视，以及更高的透明度要求。

希拉里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头疼的问题。那时艾滋病项目运转良好，不过捐款人开始担心了。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正在竞选总统，他们认为这（跟基金会）应该分开，” 马格兹尔说。他们希望确保他们的钱只会用来防治疾病。

这在基金会内部引发了是否应该分拆其医疗项目的讨论。当时，这个项目本身已经比基金会其他项目的总和还大。

2010年，艾滋病项目成了一个在法律上单独的实体。现在它的名字叫“克林顿健康倡议组织”（Clinton Health Access Initiative），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在克林顿基金会及相关慈善机构雇佣的超过2000名雇员中，该组织有1500名雇员。目前，比尔·克林顿和女儿切尔西·克林顿仍是“克林顿健康倡议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 克林顿健康倡议组织事无巨细地解决问题。克林顿全球倡议则更像是一个召集会议，使用克林顿的号召力将各种团体汇集在一起。“马格兹尔在解释拆分医疗项目的动作时说。”它们都是基金会的合法分支。但它们是不同的。”

对于这个已经难以被追踪的组织来说，分拆医疗项目增添了又一层的复杂性。最近一些导致基金会受到外界审视的内部记录错误就是来自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医疗项目。

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克林顿基金会也发生了其它重要变化。

例如，奥巴马政府要求基金会再次进行分拆。”克林顿全球倡议“成了一个单独的实体。这背后的想法是，至少在理论上，国务卿与全球领导人的互动要和她丈夫与同一群人开展的筹款活动（希拉里也会参与）划清界限。

另外，克林顿基金会也首次被要求公布捐赠人名单。结果是，名单上出现了20万个名字。

有的来自外国政府，比如沙特和卡塔尔。这些人可能会要求美国国务院在国际事务上采取符合他们利益的立场。有的可能从他们与美国国务卿的关系（或者他们与美国国务卿有关系的表象）中获益。例如与尼日利亚统治者关系密切的商人；备受争议的军备承包商Blackwater Training Center；几十名有权有势的美国商界领袖，甚至包括传媒大亨默多克等著名的保守派。

上个月，在总统竞选相关新闻简报会上，希拉里被问及她是否认为克林顿基金会处理外国捐赠的方法有点不妥。

 “我为基金会感到骄傲，”希拉里说，“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和组织，我认为这至少可以证明人们对于拯救生命和改变生存现状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捐款者名单的公布也展示了比尔·克林顿“召集活动”的另一面。情况似乎是，一些富有的捐赠者（这些人曾与克林顿一起旅行，或者参加他的活动）在捐献的同时也获得了很有价值的商业关系。

加拿大矿业巨头古斯塔参加了克林顿相关活动，并遇到了哈萨克斯坦和哥伦比亚领导人。后来，他在这些国家开展了重要的商业交易。

在海地，克林顿基金会也有个标兵——爱尔兰亿万富翁丹尼斯·欧布莱恩（Denis O’Brien）。在他牵头下，一系列企业和慈善机构对饱受地震摧残的海地捐款。在克林顿将欧布莱恩介绍给万豪集团后，后者加入了欧布莱恩在海地太子港建造酒店的计划，而酒店距离欧布莱恩的公司总部也不远。

古斯塔和欧布莱恩都曾表示，克林顿激发了他们的捐赠活动，他们不会寻求从自己与克林顿的关系中获得财务利益。

克林顿家族在捍卫他们基金会的工作时称，基金会的目标永远是慈善。

”我们和我们的支持者只关心慈善影响，而不是意识形态。“比尔·克林顿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声明中称，”我们是一个完全非政治化的基金会。“

克林顿称，他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创立的基金会，追求他关心的公众生活问题。”当我们相信自己有机会取得进展并改善人们生活时，我们从不害怕接受巨大挑战，“克林顿在声明中说。

有时，克林顿基金会聘用了希拉里政治团队的几位关键成员。

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基金会向希拉里个人助手胡玛·阿贝丁（Huma Abedin）支付了第二份工资，而阿贝丁担任基金会的合同工。此外，克林顿基金会聘用了莫拉·帕利（Maura Pally）。之前她在美国国务院为希拉里工作，在希拉里2008年竞选活动中担任副法律顾问。现在她是基金会的执行总裁。希拉里的另一名助手丹尼斯·陈（Dennis Cheng），从2008年竞选团队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后来去了克林顿基金会，现在又回到希拉里竞选团队。

另据几名知情人士透露，克林顿基金会也曾经聘用西德尼·布吕芒塔尔（Sidney Blumenthal）作为顾问，并从2009年开始支付他每月1万美元的薪水。长期以来，布吕芒塔尔在白宫是克林顿夫妇的顾问。美国时政媒体Politico首先报道了此事，克林顿基金会人士不予证实。

最近曝光的邮件显示，尽管布吕芒塔尔领着克林顿基金会的薪水，但他却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将关于利比亚的情报反馈给后者，而这些情报甚至经常是不可靠的。

希拉里卸任国务卿后，她成为基金会的一名董事会成员。与她的丈夫一样，希拉里不领薪水。

希拉里担任美国总统的雄心与克林顿基金会大举筹款具有巧合性。在希拉里离开美国国务院并在今年春天正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间隙，克林顿基金会宣布了一项筹款2.5亿美元的计划。这笔筹款是提前进行的。

与此同时，基金会也成为了希拉里散播政策点子的新平台。

基金会有了”小到不能倒“（与华尔街银行的”大到不能倒“对应），一个鼓励早教的项目。克林顿基金会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退出了合作项目”打破桎梏“，旨在改善全球妇女的生活，包括提高教育、争取平等收入和改善医疗等。

激辩之声

现在希拉里开始了新一轮总统竞选，这也为基金会和捐赠人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她胜出了会怎样呢？新任克林顿总统会怎样处理捐赠人和家族慈善之间的矛盾呢？

如果输了又怎样呢？如果克林顿家族的政治雄心被埋葬了，基金会还能继续筹到捐款吗？

为了避免非议，希拉里在开始竞选时辞去了基金会董事的职务。

基金会也开始拿出各种事实数据，突出慈善工作。克林顿近期给捐赠人写了一封信，称那些批评的声音是政治攻击，并承诺会“比以往更加专注”基金会的工作。

克林顿基金会仍是一个关心所有问题的基金会，在各种毫不相关的领域进行扩张，而这些领域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曾吸引克林顿家族的目光。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非洲发起反对猎杀大象的项目。这是希拉里和女儿切尔西的共同愿景。

所有这段时间，克林顿基金会只停止过一个大型项目，也就是那个从纽约哈莱姆区小商人向克林顿的小基金会寻求帮助开始的项目。到2012年，这个项目（已被重命名为“克林顿经济机会倡议”）一共招募了数百名志愿者。然后项目就消失了。

 “这个倡议需要耗费太多人力，从规模上看很难成功，”基金会董事长林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个人企业的成功与否很多时候并不在基金会控制范围之内，”他补充说。于是，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开始在克林顿基金会的海地项目工作。

从本质上看，给小企业提供咨询的项目不太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对于克林顿家族的大型慈善机构而言，这个原先激发了雄心的项目似乎不再具有雄心了。

 

（译者 宋邵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