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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益救援队里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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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益救援队里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很多公益救援志愿者,同时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处在社会的中上阶层。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堪之处,这群人选择承担起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在他看来,当初很多人是带着英雄主义的情结去往救灾现场搭救别人的,可实际上,往往是灾区的人们给救援者带来更多震撼和教育。

 

6月14日是值得宋立铭记的日子,在经历一年的“实习”之后,46岁的他获得了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原深圳市山地救援队)的2014籍队员资质,成为一名正式队员。与宋立一起加入的还有另外84名队友。

参与、监督、规则、自主、理性。这群因公益聚集起来的人,在灾难现场把自己当作一个公民,而不仅仅是救人者。

燃烧的尸体

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宋立还是会经常回忆起自己在尼泊尔的地震救灾现场,到处都有尸体在燃烧……

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强震。4月29日凌晨,在深圳弘法寺的帮助下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以下简称救援联合会)联系到尼泊尔的落地对接组织。下午4点,25名队员携带重逾两吨的破拆工具、医疗器械、药品、消杀防疫工具以及部分补给品,前往加德满都。最终,因为不符合安检要求,两吨救援物资只有一小部分抵达尼泊尔。

鲁甸地震救援现场

 

宋立是25名队员之一。幸亏一名会说中文的尼泊尔志愿者杰拉,宋立才得以了解到灾区的情况。“其实,我们能做得很有限,”宋立说。对于深圳救援联合会来说,这也是第一次进行国际救援。队员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收集更多的灾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5月2日,根据事先调查和协调,队员们配合壹基金以及壹基金救援联盟友队,共同在加德满都南部的Lele村重灾区面向受灾严重的家庭发放大米,总计6000公斤。

在尼泊尔灾区援救非常困难,因为尼泊尔几乎没有一条完整的高速公路。通往灾区110公里的路,宋立驾车竟行驶了6个小时。他沿路都能看到尸体在燃烧并冒出浓烟。宋立在一座倒塌的房子前看到两个小女孩在对着他笑。他停下车,通过拉杰的翻译,宋立得知,孩子们的父母就被埋在旁边的废墟里,“但你无法说,这两个孩子不懂事,在孩子们看来,父母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宋立试着去理解这两个对着他露出纯真微笑的孩子,递给她们一些水和干粮之后,将这里的情况上报给中国国际救援队。他明白保持理性在救灾现场是一种美德。过多的情绪渲染,无论是对救援者自己还是灾民都是不利的。

所有人的苦难都与我有关

实际上在尼泊尔救援并不是宋立工作的全部。他还是一家手绘扎染印花厂的老板,主要的客户是一些做高级定制服装的商家。在没有加入救援联合会之前,他喜欢玩越野车,和兄弟们每个周末开上几十公里,去山上挑战高难度是他工作之外的生活乐趣。而现在,越野车成了他们去往灾区救灾的工具。

以前宋立认为个人最大的快乐来自于享受生活,现在他不这么认为了。“人与人是相互连接的,看着离我们不远处有那么多在绝境中挣扎的人,我们不能说别人的苦难与自己没有关系。”现在的宋立,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社会公民。

新队员入队宣誓仪式

 

事实上很多公益救援志愿者,同时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处在社会的中上阶层。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堪之处,这群人选择承担起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从英雄主义到被灾区震撼

深圳救援联合会秘书长石欣是一家合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对当初的石欣来说,他决定拉起这支队伍,只是因为想聚集起一群有共同爱好的人,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

6年的时间,原山地救援队不断地扩充,并增加了更多的救援项目类别。2013年12月,由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深圳山地救援队正式独立注册为“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这个组织已经成为深圳市救援工作中的重要辅助力量。这也是石欣的另一份“事业”。他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里。

几乎每次会议上,石欣都会强调,参与救援的志愿者要意识到自己不是来做好事的,而是把一件事做好。

在他看来,当初很多人是带着英雄主义的情结去往救灾现场搭救别人的,可实际上,往往是灾区的人们给救援者带来更多震撼和教育。

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境内发生6.5级地震。8月4日凌晨,宋立接到指挥部去前线的命令,他开着自己的越野车,带着红十字会开的介绍信,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1800多公里到达鲁甸县城,同去的还有另外33名战友。

 

救援队队员在地震现场进行灾情调查

 

当日是黄金72小时最后一天,已抵达灾区的各方救援力量正在进行挖掘和伤员转运,道路严重堵塞,队员疲乏至极。救援队决定就地建立大本营,休整半天。与此同时,救援队与鲁甸县8.03抗震指挥中心报备,并和壹基金指挥部取得联系,了解灾区情况,商讨救援方案。

由于连续阴雨加上木质结构房屋坍塌严重,宋立和队员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到每家每户,调查伤亡情况。

 

 

宋立被分配在龙头山工作组,8月8 日下午1时30分,在排查过程中,宋立和他的队友们发现一对受伤母子尚未被施救。地震来临瞬间,儿子双脚已经跨出门的时候,发现母亲还在屋子里,他又转身去叫母亲,母亲回应的一刹那,两人都被从屋顶掉下来的木头砸中。被救出来时,母子两人极度虚弱,队员们赶紧做了一个简易担架,把母子俩抬上车,一直开到山顶,召唤国家救援队的直升机将二人接走紧急治疗。

在一堆废墟前,宋立看到一对悲伤的夫妻。地震来时,两人在田里干活,躲过一劫。但是,房子里他们的父母和孩子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门口一袋刚挖出来的新鲜土豆,被掉下来的瓦砾砸烂了不少,夫妻俩坐在门前,目光呆滞。

 

通宵救援后,队员们与鲁甸的早晨

 

面对这样的情景,除了给他们一个拥抱,宋立和他的队友们没有更好的做法,面对人们的悲戚,救援队的成员有太多的无能为力。

后来,救援联合会的志愿者们发现,鲁甸是一个人们以种花椒为生的地方,连日的阴雨导致很多花椒发了霉。为此,行动志愿者向深圳行动指挥中心汇报,又协调爱心人士为灾区捐献了一台烘干机,以挽回村民的损失。

救援队时常面对这样的灾情与挑战,当然有时候在灾后重建期,他们面对的还有复杂的人性与管理问题。

监督的力量

卓晓玲在去年的海南风灾中作为第一梯队的负责人,去往海南救灾。

台风之后的海南,卓晓玲和她的同伴们面临的是没水、没电、手机没信号的状况。为了保证安全,必须两人一组,24小时轮流向后方汇报情况。

 

救援队在行动中

 

调查完灾区的情况之后,卓晓玲拿着志愿者们的调查数据,请求县政府官员调出救灾物资,官员选择了拒绝,并告诉卓晓玲,他们也派了公务员去调查,数据有出入。

这是民间公益救援队都会遇到的情况,有时候,这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他们本身也是灾民,志愿者们无法苛求他们,也没有权利强制他们必须发放物资。在灾难现场,救援志愿者们见到过很多商店坐地起价,大批救灾物资囤积的情况。

但救援志愿者的调查监督还是有些作用。志愿者们的照片和视频成了最重要的灾情证据。在这些证据的支撑下,囤积的物资最后不得不到达灾民的手中。

当自身绝望时

除了要面对外部环境的问题,救援志愿者们自身也要克服很多问题。比如疲累、死亡等影响。有时这种影响还是致命的。

由于工作的高强度,救援志愿者们一般采用“阶梯式”进入灾区的办法。也就是说,一名志愿者进入灾区的时间基本都在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再由其他人员换班。尽管如此,疲劳依然与志愿者如影随形。

 

救援活动进行中

 

海南风灾时,与第二梯队交接的时候卓晓玲主动留下来陪伴另外一名志愿者。在一天开车回营地的路上,驾车的同伴居然睡着了,如果不是她提醒,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疲劳,灾区的各种死亡事件,也会产生心理阴影。为此救援联合会设置了一套体制,专门成立了心理组。在救援结束后进行心理辅导。

2014年12月8日晚,救援联合会接到南澳派出所电话,在鹿嘴山庄海岸发现一具遗体。

时值天文大潮,海岸线陡峭、风大浪急。公安边防部队的艇与渔船都无法靠岸,无法实施海上打捞。

9日下午,队员通过绳索操作下降到垂直高度为30米的悬崖底部。队员发现事主遗体时,上身赤裸被夹在岩缝中,已经有轻度浮肿。

 

救援联合会队员在鹿嘴山庄海岸救援现场

 

天黑之后,由于涨潮风浪大,接应船只无法靠近,队员们采用绳索吊运技术,成功将遗体转移到山顶,交给边防派出所。救援结束,

许多队员出现呕吐等身体不适现象。救援联合会心理组立刻跟进对参与前方救援的队友进行心理疏导和情景脱离。

志愿者覃益华每次救灾行动之后,如果心里难受,他会选择去做心理疏导。只是有时心理组也不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

在一次塘朗山救援行动中覃益华和队员们去寻找一个走失的中年男子。最后,他们发现那名男子已经吊死在一棵树上,场景十分恐怖。至今回想起来,覃益华仍然觉得害怕,此事他也只能自己承担。

在救援联合会负责与生死打交道的搜救中队的每一个队员更容易碰到影响心理的场景。在2006年,石欣在登山过程中接到山友求助,在三水线附近有驴友走失。在海拔700米的地方,石欣和同伴们发现了这名驴友。他已经没有呼吸了。直到12个小时后,他们才将他运下山。

石欣也是一名登山爱好者,爬过最高的山是海拔8200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他告慰自己:在山上死去,是一种荣耀。

牺牲

意外死亡也曾在搜救队的志愿者中间发生。2011年,搜救中队队长张纯良在一次野外生存训练中意外身亡。这也让石欣意识到,专业的救援知识对救援志愿者的重要性,救援联合会多次请来中国国际救援队专家来深圳做讲座,派出优秀队员出国交流,加强野外实战培训。

 

救援队志愿者在行动中

 

大多数时候,意外事故的发生与人们的安全常识匮乏有很大关系,大多数的死亡本可以避免,却遗憾地发生了。比深入救灾现场更重要的是,怎么才能让人们树立起安全意识,避免灾难的发生。

宋立和他的同伴们做得更多的是一些服务深圳市民的平凡小事。比如5月下旬,深圳暴雨,整个城市一片汪洋之时,救援队接到市民电话,布吉三联有一棵大树被冲倒了。宋立和队友们跑过去把那棵树扶起来,被阻挡的车辆得以通行。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前身是深圳山地救援队,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于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中发起,是一支自发组织,全部成员均为志愿者的民间专业救援队,所有运作经费均为自筹。2013年12月,由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深圳山地救援队正式独立注册为“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自2013年12月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成立至今年5月,联合会共有在册队员328名,参加救援、救灾行动(预警)31次、大型联合演习5次、大型活动保障14次、公共讲座24次、户外安全宣导17次。每年6月,深圳山地救援队面向全社会招募志愿者,2015年招募也在进行。

文 | 张金平

图片 |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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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益救援队里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很多公益救援志愿者,同时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处在社会的中上阶层。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堪之处,这群人选择承担起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在他看来,当初很多人是带着英雄主义的情结去往救灾现场搭救别人的,可实际上,往往是灾区的人们给救援者带来更多震撼和教育。

 

6月14日是值得宋立铭记的日子,在经历一年的“实习”之后,46岁的他获得了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原深圳市山地救援队)的2014籍队员资质,成为一名正式队员。与宋立一起加入的还有另外84名队友。

参与、监督、规则、自主、理性。这群因公益聚集起来的人,在灾难现场把自己当作一个公民,而不仅仅是救人者。

燃烧的尸体

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宋立还是会经常回忆起自己在尼泊尔的地震救灾现场,到处都有尸体在燃烧……

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强震。4月29日凌晨,在深圳弘法寺的帮助下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以下简称救援联合会)联系到尼泊尔的落地对接组织。下午4点,25名队员携带重逾两吨的破拆工具、医疗器械、药品、消杀防疫工具以及部分补给品,前往加德满都。最终,因为不符合安检要求,两吨救援物资只有一小部分抵达尼泊尔。

鲁甸地震救援现场

 

宋立是25名队员之一。幸亏一名会说中文的尼泊尔志愿者杰拉,宋立才得以了解到灾区的情况。“其实,我们能做得很有限,”宋立说。对于深圳救援联合会来说,这也是第一次进行国际救援。队员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收集更多的灾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5月2日,根据事先调查和协调,队员们配合壹基金以及壹基金救援联盟友队,共同在加德满都南部的Lele村重灾区面向受灾严重的家庭发放大米,总计6000公斤。

在尼泊尔灾区援救非常困难,因为尼泊尔几乎没有一条完整的高速公路。通往灾区110公里的路,宋立驾车竟行驶了6个小时。他沿路都能看到尸体在燃烧并冒出浓烟。宋立在一座倒塌的房子前看到两个小女孩在对着他笑。他停下车,通过拉杰的翻译,宋立得知,孩子们的父母就被埋在旁边的废墟里,“但你无法说,这两个孩子不懂事,在孩子们看来,父母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宋立试着去理解这两个对着他露出纯真微笑的孩子,递给她们一些水和干粮之后,将这里的情况上报给中国国际救援队。他明白保持理性在救灾现场是一种美德。过多的情绪渲染,无论是对救援者自己还是灾民都是不利的。

所有人的苦难都与我有关

实际上在尼泊尔救援并不是宋立工作的全部。他还是一家手绘扎染印花厂的老板,主要的客户是一些做高级定制服装的商家。在没有加入救援联合会之前,他喜欢玩越野车,和兄弟们每个周末开上几十公里,去山上挑战高难度是他工作之外的生活乐趣。而现在,越野车成了他们去往灾区救灾的工具。

以前宋立认为个人最大的快乐来自于享受生活,现在他不这么认为了。“人与人是相互连接的,看着离我们不远处有那么多在绝境中挣扎的人,我们不能说别人的苦难与自己没有关系。”现在的宋立,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社会公民。

新队员入队宣誓仪式

 

事实上很多公益救援志愿者,同时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处在社会的中上阶层。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堪之处,这群人选择承担起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从英雄主义到被灾区震撼

深圳救援联合会秘书长石欣是一家合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对当初的石欣来说,他决定拉起这支队伍,只是因为想聚集起一群有共同爱好的人,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

6年的时间,原山地救援队不断地扩充,并增加了更多的救援项目类别。2013年12月,由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深圳山地救援队正式独立注册为“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这个组织已经成为深圳市救援工作中的重要辅助力量。这也是石欣的另一份“事业”。他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里。

几乎每次会议上,石欣都会强调,参与救援的志愿者要意识到自己不是来做好事的,而是把一件事做好。

在他看来,当初很多人是带着英雄主义的情结去往救灾现场搭救别人的,可实际上,往往是灾区的人们给救援者带来更多震撼和教育。

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境内发生6.5级地震。8月4日凌晨,宋立接到指挥部去前线的命令,他开着自己的越野车,带着红十字会开的介绍信,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1800多公里到达鲁甸县城,同去的还有另外33名战友。

 

救援队队员在地震现场进行灾情调查

 

当日是黄金72小时最后一天,已抵达灾区的各方救援力量正在进行挖掘和伤员转运,道路严重堵塞,队员疲乏至极。救援队决定就地建立大本营,休整半天。与此同时,救援队与鲁甸县8.03抗震指挥中心报备,并和壹基金指挥部取得联系,了解灾区情况,商讨救援方案。

由于连续阴雨加上木质结构房屋坍塌严重,宋立和队员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到每家每户,调查伤亡情况。

 

 

宋立被分配在龙头山工作组,8月8 日下午1时30分,在排查过程中,宋立和他的队友们发现一对受伤母子尚未被施救。地震来临瞬间,儿子双脚已经跨出门的时候,发现母亲还在屋子里,他又转身去叫母亲,母亲回应的一刹那,两人都被从屋顶掉下来的木头砸中。被救出来时,母子两人极度虚弱,队员们赶紧做了一个简易担架,把母子俩抬上车,一直开到山顶,召唤国家救援队的直升机将二人接走紧急治疗。

在一堆废墟前,宋立看到一对悲伤的夫妻。地震来时,两人在田里干活,躲过一劫。但是,房子里他们的父母和孩子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门口一袋刚挖出来的新鲜土豆,被掉下来的瓦砾砸烂了不少,夫妻俩坐在门前,目光呆滞。

 

通宵救援后,队员们与鲁甸的早晨

 

面对这样的情景,除了给他们一个拥抱,宋立和他的队友们没有更好的做法,面对人们的悲戚,救援队的成员有太多的无能为力。

后来,救援联合会的志愿者们发现,鲁甸是一个人们以种花椒为生的地方,连日的阴雨导致很多花椒发了霉。为此,行动志愿者向深圳行动指挥中心汇报,又协调爱心人士为灾区捐献了一台烘干机,以挽回村民的损失。

救援队时常面对这样的灾情与挑战,当然有时候在灾后重建期,他们面对的还有复杂的人性与管理问题。

监督的力量

卓晓玲在去年的海南风灾中作为第一梯队的负责人,去往海南救灾。

台风之后的海南,卓晓玲和她的同伴们面临的是没水、没电、手机没信号的状况。为了保证安全,必须两人一组,24小时轮流向后方汇报情况。

 

救援队在行动中

 

调查完灾区的情况之后,卓晓玲拿着志愿者们的调查数据,请求县政府官员调出救灾物资,官员选择了拒绝,并告诉卓晓玲,他们也派了公务员去调查,数据有出入。

这是民间公益救援队都会遇到的情况,有时候,这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他们本身也是灾民,志愿者们无法苛求他们,也没有权利强制他们必须发放物资。在灾难现场,救援志愿者们见到过很多商店坐地起价,大批救灾物资囤积的情况。

但救援志愿者的调查监督还是有些作用。志愿者们的照片和视频成了最重要的灾情证据。在这些证据的支撑下,囤积的物资最后不得不到达灾民的手中。

当自身绝望时

除了要面对外部环境的问题,救援志愿者们自身也要克服很多问题。比如疲累、死亡等影响。有时这种影响还是致命的。

由于工作的高强度,救援志愿者们一般采用“阶梯式”进入灾区的办法。也就是说,一名志愿者进入灾区的时间基本都在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再由其他人员换班。尽管如此,疲劳依然与志愿者如影随形。

 

救援活动进行中

 

海南风灾时,与第二梯队交接的时候卓晓玲主动留下来陪伴另外一名志愿者。在一天开车回营地的路上,驾车的同伴居然睡着了,如果不是她提醒,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疲劳,灾区的各种死亡事件,也会产生心理阴影。为此救援联合会设置了一套体制,专门成立了心理组。在救援结束后进行心理辅导。

2014年12月8日晚,救援联合会接到南澳派出所电话,在鹿嘴山庄海岸发现一具遗体。

时值天文大潮,海岸线陡峭、风大浪急。公安边防部队的艇与渔船都无法靠岸,无法实施海上打捞。

9日下午,队员通过绳索操作下降到垂直高度为30米的悬崖底部。队员发现事主遗体时,上身赤裸被夹在岩缝中,已经有轻度浮肿。

 

救援联合会队员在鹿嘴山庄海岸救援现场

 

天黑之后,由于涨潮风浪大,接应船只无法靠近,队员们采用绳索吊运技术,成功将遗体转移到山顶,交给边防派出所。救援结束,

许多队员出现呕吐等身体不适现象。救援联合会心理组立刻跟进对参与前方救援的队友进行心理疏导和情景脱离。

志愿者覃益华每次救灾行动之后,如果心里难受,他会选择去做心理疏导。只是有时心理组也不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

在一次塘朗山救援行动中覃益华和队员们去寻找一个走失的中年男子。最后,他们发现那名男子已经吊死在一棵树上,场景十分恐怖。至今回想起来,覃益华仍然觉得害怕,此事他也只能自己承担。

在救援联合会负责与生死打交道的搜救中队的每一个队员更容易碰到影响心理的场景。在2006年,石欣在登山过程中接到山友求助,在三水线附近有驴友走失。在海拔700米的地方,石欣和同伴们发现了这名驴友。他已经没有呼吸了。直到12个小时后,他们才将他运下山。

石欣也是一名登山爱好者,爬过最高的山是海拔8200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他告慰自己:在山上死去,是一种荣耀。

牺牲

意外死亡也曾在搜救队的志愿者中间发生。2011年,搜救中队队长张纯良在一次野外生存训练中意外身亡。这也让石欣意识到,专业的救援知识对救援志愿者的重要性,救援联合会多次请来中国国际救援队专家来深圳做讲座,派出优秀队员出国交流,加强野外实战培训。

 

救援队志愿者在行动中

 

大多数时候,意外事故的发生与人们的安全常识匮乏有很大关系,大多数的死亡本可以避免,却遗憾地发生了。比深入救灾现场更重要的是,怎么才能让人们树立起安全意识,避免灾难的发生。

宋立和他的同伴们做得更多的是一些服务深圳市民的平凡小事。比如5月下旬,深圳暴雨,整个城市一片汪洋之时,救援队接到市民电话,布吉三联有一棵大树被冲倒了。宋立和队友们跑过去把那棵树扶起来,被阻挡的车辆得以通行。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前身是深圳山地救援队,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于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中发起,是一支自发组织,全部成员均为志愿者的民间专业救援队,所有运作经费均为自筹。2013年12月,由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深圳山地救援队正式独立注册为“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自2013年12月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成立至今年5月,联合会共有在册队员328名,参加救援、救灾行动(预警)31次、大型联合演习5次、大型活动保障14次、公共讲座24次、户外安全宣导17次。每年6月,深圳山地救援队面向全社会招募志愿者,2015年招募也在进行。

文 | 张金平

图片 |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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