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科研方面很舍得花钱，2014年国家财政在科研开发方面的投资额达到2000亿美元（约合12424.8亿元人民币），绝对值（约占GDP的2%）位居全球第二，但麦肯锡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的科研成果质量与砸下的重金不成比例。
下面这张图表，来自麦肯锡最新报告《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图表对比了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在科研创新上的投资与回报。2012年，美国的研发总支出是中国的2倍多，但同年产生的三边专利数量（即同时向美国、日本和欧洲专利局提出申请的专利，通常代表专利质量较高）是中国的13倍。日本的投资金额仅为中国的3/4，其三边专利仍然10倍于中国。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汲取创新”（Innovation Sponge）模式，即通过大量吸收并改良国际先进的科技、最佳实践和知识来追赶领先国家。中国企业采取的具体做法包括外资直接投资、购买设备和企业，以及组建合资企业。目前中国的知识密集型贸易额（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外商直接投资和商业服务等产品服务）位列全球第二。
除了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和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的减少，债务水平的不断增高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全新的压力。麦肯锡在近期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指出，自2007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债务水平增加了3倍，达到GDP的228%。麦肯锡认为，从现在起到2025年，为了应对以上这些挑战，必须让创新在中国经济的所有行业发挥更大作用。
2010年-2014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8%。其中，扣除能源、劳动和资本后的多要素生产率（MFP）代表着创新所作的贡献，而MFP在过去5年中仅占2.4个百分点，为35年来最低水平。麦肯锡分析，如果中国GDP在未来10年中要维持5.5%-6.5%的增长水平，中国应当让MFP的贡献保持在2-3个百分点。
在考察调研了全球来自30多个行业的2万余家上市公司后，麦肯锡将创新细分为4大类型：客户中心型、效率驱动型、工程技术型和科学研究型。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前两种创新方面占据优势，但在工程技术型和科学研究型创新上依然落后。
客户中心型创新指的是通过产品和业务创新来解决客户需求问题。采用此类创新的主要行业包括互联网服务与软件、家用电器、家居用品等。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坐享天然优势——消费市场庞大，而且活力十足、发展迅猛。按照全球收入占比，中国企业在家用电器、互联网软件、消费电子等6个行业超越了全球同行。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以及海尔等家电巨头成为各子行业的全球领先者。
效率驱动型创新通常指通过生产环节的优化来降低成本、缩短生产时间、提升质量。它能够巩固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帮助中国向产业价值链上游发展。中国制造企业长期被称为低附加值产品（例如玩具、纺织品、家具）生产商，以及国外公司的签约组装公司。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例如太阳能电池板组件、通用化学品、建筑机械和电气设备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与日俱增。
这一增长主要归功于广泛、全面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覆盖率完整的供应商网络、庞大且熟练的劳动力、现代化的物流基础建设。中国的供应商网络规模是日本的5倍；制造业工人有1.5亿人，远多于美国的1400万人和日本的900万人；由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构成的现代化交通网可以确保工厂与全球各地需求的高效对接。
中国各行业的工程创新进展速度不尽相同，政府的推动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表现最出色的是B2G领域（即企业到政府），获得政府订单的企业通过“获取、消化、改善”国外技术来学习创新。这一模式在包括高铁列车（目前中国占全球市场的41%）、风电（20%）和电信设备（18%）等行业最为成功。
以高铁为例，中国铁道部在2008年启动了30亿元的新一代高速列车开发项目。作为项目一部分，铁道部与外国制造商签订合同引进技术和生产经验，同时创造了持续学习和创新的条件。2008年以来，中国高铁列车市场依靠“消化吸收、二次创新”战略，使运营线路长度的年均增长达到70%。2010年，中国南车推出首个本土设计的列车CRH380A，时速可达380公里。
在相对落后的产业——例如汽车和医疗器械，中国企业的学习机会相对较少。合资汽车企业经常使用外方已有的产品设计，而许多本地主车厂则选择聘请外国公司负责高附加值的设计工作。
科学研究型创新指的是发明崭新的产品或技术。它不仅能带来最高的经济价值，同时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例如拯救生命的新药）。中国政府视之为重中之重，但到目前为止，国家的投资尚未转化为创新领导力，也没有中国企业凭借科研创新而闻名于世。
2013年，中国科学和工程学博士人数在全球位列第一，为2.87万人。全球最大的文献摘要与科研信息引用数据库Scopus显示，中国研究人员同年在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近44万篇科研论文，数量居全球第二。但这些论文的引用率仅为美国研究者发表论文的一半。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区副院长成政珉（Jeongmin Seong）解释说：“中国的科研投入较多，可是转化效率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低。这和体制有关，比如说有人才问题、评估研究员、或者大学和研究院的一些机制问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区陈有钢认为除了转化率低之外，人才规模同样是一个问题：“虽然说我们有很多博士，但是真正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人才规模在中国还不够大。”
报告建议，为了能在未来十年中取得全球创新领导地位，政策制定者应当调整刺激创新的手段：如支持创业，让市场发挥作用；成为高要求的创新客户，而非创新的制造者；使用衡量创新实效的指标；培育强大的地区创新集群等。
对于企业而言，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罗瑞麟（Erik Roth）给出的建议是：“在华开展业务的中资和外资企业都可受益于中国的创新模式。由此产生的创新可用于在本地市场和全球市场的竞争。跨国企业还可采用多种方式应对本土竞争者——击败对手、收购对手或加入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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