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翟星理

编辑 | 刘海川

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全国共有60万个家庭农场。2018年，它们销售农产品的总值为1946亿元，平均每家约30万元。

这样的家庭农场，在福建省就有2.6万家。

林金盾种了34年水稻。3年前，他在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包下600多亩水田，准备大干一场。他花了180多万元投入农场建设、购买农合机械。3年下来，他赚了十几万元。

在他看来，家庭农场最大的利好是政策风向。但阻力在于亩产量增产可能性不大、粮价取向稳定，生产资料成本逐渐高昂——这也许制约了家庭农场的盈利。

一

2015年年底，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蚶江镇莲西村种粮大户林金盾经朋友介绍，到泉州市德化县杨梅乡云溪村考察。

他的眼前是两片共计680亩的水田，几乎全部抛荒。云溪村处于平均海拔500米以上的丘陵环抱的山间谷地，青壮年全部外出谋生，村里只剩不到百人的老人和孩子。云溪村方圆百里没有工业，这意味着云溪村的水、土、空气没有受到任何污染。

“一块百分之百的净土。”林金盾说。在此之前，他在福建省漳州市经营着一个农场，在泉州市石狮市经营着一个被评为全国示范的农业合作社。他只种水稻，是泉州市种粮大户、福建省劳动模范。

按照他的经验，如果一切顺利，这680亩水田每年能收获大约70万斤一年一熟的优质大米，“有赚头。”

杨梅乡政府答应为农场修一条两米多宽的水泥路，否则林金盾的农业机械没法进场。从20岁包地种水稻起，他坚持全程机械化作业。

稻田租金和基建费用超过90万元。乡政府出资修了水泥路，但土地平整费用、修建农业机械机库和工人宿舍的费用要由林金盾承担，加上一亩地一年400元的租金，林金盾花了90多万元。

更大的支出是农业机械。头一年，林金盾买来育秧盘、插秧机、拖拉机、收割机、烘干机等大型农业机械，耗资100多万元。好在国家对大型农业机械有补助政策，当地政府也有意把林金盾的农场打造成全程机械化示范农场，林金盾总计拿到90万元的补贴。

即便如此，第一年的净投入也在百万元左右。但稻田抛荒已久，肥力不足，导致第一年亩产量只有大约900斤，低于林金盾的预期。

2016年，农场卖粮的收入是18万元。这也是除政策补贴之外农场唯一的收入来源。林金盾想过在水田里养稻花鱼，但水稻收割之前要抓鱼，只能用人工抓，他计算过工人的劳务费和稻花鱼的大致收入，便放弃了。

这18万元还不是纯收入。农场有两名常驻工人，农忙季节还要临时请工人帮忙，一年的人工成本是13万元，种子和进口肥料的成本是8万元。

第一年收获之后，林金盾原本打算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但考虑到耕地租金问题，他不得不放弃。

二

1965年，林金盾出生在石狮市蚶江镇莲西村。莲西村原本是靠海的渔村，后来村民在近海围垦出稻田，村里人的主业变成种田。

林金盾初一辍学，他认为自己没有读书的天分，家里兄弟姐妹也多，经济压力大，在家吃饭都要抢。辍学半年前的1978年年底，中国刚刚宣布改革开放。而拉开对内改革大幕的，正是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他刚在生产队学会插秧，村里就宣布响应国家号召，包产到户。林金盾家分到3亩水田，5亩旱地。他的大哥在国营农场开拖拉机，农闲时他去农场找大哥，也学会了。

田里不忙的时候，他还去塑料厂打工，直到几年之后厂子倒闭，他用攒下的几百元买来一台二手拖拉机，给附近村庄的农民犁地，一亩收费5元。1985年，20岁的林金盾在农场包地种水稻，一年的纯收入大约有2万元。石狮市位于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地区之一的泉州市沿海地带，改革开放初期，石狮市依靠外贸迅速发展起成衣制造产业。

虽然石狮市的民营经济迅速成长起来，但以种田为业的农民群体中仍罕有万元户。“所以我不敢说，也不承认我是万元户。”林金盾说，闽南人不喜露富，露富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人情上的麻烦。

但这不意味着吝啬。林金盾的父亲幼年失去双亲和祖父母，孤身一人在村里，由林氏宗亲养大。林金盾经营的农场盈利之后，也在回报宗亲，村里的公共事务需要出钱，他从未缺席。

从2003年起，他把利润拿出来，买回一批大型农合机械。自从学会修理拖拉机，林金盾对农业机械逐渐痴迷。一亩水稻，从平整土地、犁地、施肥、育苗、插秧、喷药、收割、脱粒、烘干，每个步骤都可以由机器完成。

“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完全是两码事。”他说，传统的人工耕作方式严重依赖人的经验，而现代农业则是一门科学。比如喷农药，传统方式是人工兑制药水，往往掌握不好水和药的比例，林金盾从日本买来一台机器，把药和水倒进去，机器配比，通过机载设备加压，工人拿着喷头调整方向就行了。

在多山的福建，机械化种植也有无法避免的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地形和酷热潮湿的气候对机器造成的巨大损耗。

林金盾为德化县杨梅乡云溪村的家庭农场购买的那批一百多万元的大型农业机械，预计使用寿命只有四年，四年后基本上只能当废铁卖了。这意味着，农业机械这种生产资料的使用成本事实上非常高。

三

不过，机械化耕作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林金盾算过一笔账，一亩水稻，人工插秧的成本是150元，收割的成本是400元，仅仅在种、收两个环节，机械化耕作的成本就比人工便宜325元。

“如果每个环节都用人工，一斤大米至少要卖15元，农民才不会亏本。”他说。然而，无论在德化县还是石狮市，机械化耕作至今仍然不是农业生产的主流方式。林金盾认为，这既因为农业机械售价高昂，也与农村人口正在脱离土地有关。

按照现行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农民要先购买农业机械，再申请补贴，虽然补贴比例很高，但农村家庭很难凑齐购买款。就连经营了一辈子农场的林金盾，有时候赶上机器集中更新，也要想办法凑钱。

农民人口脱离土地，林金盾算是事实上的受益者。土地无人耕种，大量抛荒，才产生集中流转的可能性。但无论在石狮市还是在德化县，林金盾都遇到过农民见到农场产生收益之后要求提高地租的情况。

“生意好做，但是人难做。都是乡里乡亲的。”林金盾很无奈，有时候只能安慰自己，“就当自己出钱给农民做好事了。”

他也籍此收获了一连串头衔：石狮市政协委员、泉州市劳动模范、福建省劳动模范、全国农机跨区作业能手。他很知足，常说一个农民能获得这样的认可是一种荣耀。

但荣耀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种负担。林金盾说，在德华县的家庭农场，其实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经朋友介绍，林金盾去德化县考察之后，并未下定决定要建家庭农场，因为石狮市位于沿海，水稻至少可以一年两熟，个别年份甚至一年三熟，但德化县位于山区，海拔高气温低，水稻的生长周期长达170多天，冬季气候寒冷，只能做到一年一熟。

加之丘陵地带平整土地的成本远高于沿海平原地带，林金盾对德化县这个家庭农场并不太感兴趣。

但经不住朋友和当地政府农业部门几次劝，林金盾最后答应下来，每年有大约一半的时间要远离家庭，和妻子一起待在山区的农场里。

闽南地区有一句俗语形容林金盾当时的行为：输人不输阵。林金盾有一种更通俗的解释，“不想被看扁，我能做，我必须做给你看。”

四

虽然种了一辈子水稻，但长期在农场生活对林金盾而言也是另外一种生活。杨梅乡距离德华县城有将近70公里的山路，离周边最近的一个县城也有70多公里。

农场位置偏僻，没有养狗防盗。林金盾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骑摩托车去稻田里转一圈，下午三四点再去转一圈，其余的时间待在停放农业机械的仓库里，农忙的时候修机器，闲下来就回办公室看电视。

每年公历5月，林金盾安排工人开始育秧。秧盘是从日本进口的，看上去像一大块砖头，把种子放进去，等候它抽青出苗。

与此同时，他要临时聘请一批工人，开拖拉机犁地，把去年收割之后种在稻田里的紫云英全部打碎，当天然肥料使用。

最晚6月中旬，秧苗要全部插到田里，让它们自然生长一段时间，再把田里的水全部放干。这个过程被成为烤田，原理是通过控制稻田的含水量来调节秧苗的生长速度，使同一块田地的秧苗大致达成相同的生长速度，方便一起收割。

接下来，林金盾将他的稻子交给大自然和时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水稻先后进入三个关键的生长阶段，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和灌浆结实期。

林金盾将拔节孕穗称为“大肚子”。此时，水稻根茎部位隆起，合围成一个圆润的球形，剖开来看，乳白色的稻穗已经成型，就像怀孕的雌性哺乳动物。

他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防治病虫害。闽南地区常见的三种水稻害虫是卷叶虫、稻飞虱、蚜虫。蚜虫最招农民恨，从稻茎中间部分开始啃食，向两端发展，啃完之后稻子的根茎都空了，再也无法结穗。

林金盾的农药也是进口的，喷一次，药效至少可以持续15天。专用的喷洒机械的确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加压后的药水可以喷出十几米远，风向一变，林金盾稍不注意就被工人喷到，只好头昏脑涨地躲进办公室休息。

晚上11点，林金盾上床休息。山间夜风清凉凛冽，松树林、竹林飒飒作响，那些他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开满稻田边的土路，栗子树、大油茶树和小油茶树特有的植物香味伴风而来，有一些瞬间，他会觉得这300多亩水稻像个不会跑不会动的孩子，除了无条件地照顾它，他不知道还能如何保护它。

而他钟爱的农业机械，则是他的亲密伙伴。石狮市的仓库里还留着两辆他最早购买的两台拖拉机，一直没舍得卖掉。

有时候，在德化县家庭农场的晚上，林金盾会想起这两台早已锈迹斑斑、无法开动的拖拉机，他称之为“我的老兄弟”。

五

人与土地的联结一旦形成，往往坚不可摧。林金盾搞了一辈子农业，在民营经济发达的石狮市，这并非最好的选择。

他开服装厂的朋友曾邀请他合资办厂，在海外发展的发小也曾邀请他去东南亚考察投资，最终他都拒绝了。他接受农民这个角色，也愿意承担这个角色带来的风险。

尤其是自然风险。水稻收割的秋季，福建多台风。三十多年来，林金盾的农场没有遭受过严重的自然灾害，这让他无比庆幸，尤其是听到同行损失惨重的时候。收割的窗口期，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同行的稻子来不及收就会烂在地里。他有收割机，从未在收割期经受损失。他会觉得，这算是老天对他几十年坚持的某种回报。

但作为一个产业，农业也有它的特点。“靠种地，你想大富大贵是不可能啦，但是亏也不会亏多狠，毕竟国家的各项政策都在鼓励、保障着农业生产。”林金盾说。

以他在德化县的家庭农场为例，目前已经经营了三年。采访期间，他把三年的账目都理清楚了，发现这三年在各级政府部门补贴给农场上百万元的前提下，他赚了十几万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么多惠农政策，我有多少钱也不够这个家庭农场亏的。”他坦承，在亩产量增量几乎停滞的技术条件下，三年十几万的盈利已经足够幸运。

家庭农场在中国只有十几年的历史。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第一次将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之一提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家庭农场，称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中央相关部委根据文件精神先后出台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措施。

2019年9月18日，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司长赵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家庭农场经营状况总体较好。截至去年年底，进入到农业农村部门家庭农场名录的有60万家。全国家庭农场年销售农产品的总值1946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大概30多万。

在利好政策激励下，林金盾的农场已经走上正轨，他的协盈科技种养场获评2018年福建省示范家庭农场。

对机械化耕种而言，家庭农场的最大优势在于弄够集中土地，将机械化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最大化地降低生产成本。

但林金盾也发现地方政府执行家庭农场政策时的习惯性僵化理解。比如，地方政府收到林金盾家庭农场的评优材料之后，要求他除雇工外，必须再申报6位家庭成员。

“福建农村地区的习俗是男丁一结婚就和父母分家，现在都是独户，谁家能有6口人？3个人干的家庭农场一定不如6个人的？”无奈之下，他只能将已经工作多年的女儿和八十多岁的双亲的户口本找来，一起申报上去，但他仍然觉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国家的惠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难免遇到障碍。林金盾为自己在一个南方省份城市的农场申请工业用地，打算建设一个农业机械仓库，这符合国家惠农政策，分管副市长已经签字同意，但国土部门回复他说，该地块已经规划为林业用地，与建设机库的工业用地用途不符，无法划拨土地。林金盾只能露天摆放上百万元的一批设备，但经过两年的风吹日晒雨淋，机器已经严重老化。林金盾一直在赌气，“我谁也不求了，烂就烂了，我当废铁卖。输人不输阵，我就是死要面子。”

这通牢骚发完，林金盾呷下两杯普洱，恢复平静，“我只是一个农民，只管种好我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