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尚先生Esquire  王琛

图片|Gerry Yin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

现在回想进入武汉隔离病区的那个晚上，我最先想到的仍然是「死亡」这个词语，然后才是「闷热」、「压抑」、「恐惧」、「孤独」等等其他个人感受。在重症监护室，我见到一位正在死去的中年人。送进医院时他就已经休克，一直没有醒来。医生和护士正在为他清理卧姿。我看见他的身体垂坠在他人的手臂里，眼睛微闭，嘴巴张开。

病人的头发结成缕，显示出中年人典型的稀疏感；他的两侧脸颊深陷，颧骨因此显得很高，看起来是瘦长的脸型。医生却说，刚入院时，病人的脸是「富态圆润」的模样。医学指标上，他已近脑死亡，只能借助呼吸机维持理论上的生命。几台机器将几种颜色不一的液体运输到他的体内，他的各项生命指标显示在荧光屏上。似乎一个生命的内部和外部全都陈列在此。

监护室很静，只有一根塑料导管随着机器的运转有节奏地颤动，那种节奏使人想到心脏的跳动。病人的生命形态似乎随着死亡的入侵扩张了，那一整个重症室似乎都构成了他的身体范围，此时此地，生命不再只是血肉之躯，它似乎被迫地完成了一次自我建筑，进化为了一种全新的、冷酷的实体。我伸出戴着两层隔离手套的手，抚摸了几下呼吸机坚硬的外壳。

使生命变形的是病毒。我想象着它们，脑子里是科普图片，它们周身带有毛刺的球状体外形。完全陌生的感觉。

他醒过来的概率有多少? 我问医生。我不能说没有，医生说，但是，嗯，没办法，你懂的。

他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我突然想到，如果病人能听见，这样的对话也许使他绝望。

理论上不能，医生回答。

好像言语的门关闭了，打量着眼前皮肤泛白的病人，我心里有种平静的悲哀。我想象着他的家人，想象着与他有着情感关联的活人，想象着他的人生角色，想象着一个人可能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想象着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欢乐、痛苦和无可奈何，想象着一个人的忏悔、秘密、委屈，想象着一个人的世界就此终止。无论是当时站在病床前，还是此时坐在电脑前，我都深知一个活人对死亡的所有想象都是虚妄的、无效的、具有自我感动色彩的，只有真靠近了死 亡、真完成了死亡的人才明白死为何物，而他们不能回来，不能言说一二。

对死亡的完整谈论因此始终不能完成。

在病区，两脚走动时，我听着隔离衣发出「沙沙」的摩擦声，感受着汗水如何来到皮肤上，裹着头套的头皮上，额头上，鼻子两翼，耳后，脖颈，每一处都发痒；再往下，我的腋窝里和后背上的汗水发凉，胸口也有，肚皮，腰，每处都想挠一下。最难受的是屁股和大腿。隔离衣很厚，手套也很厚，即使你不害怕动作有失端庄，也不可能像平时一样抓痒，不可能将贴紧的湿透的布料悄悄拉离皮肤透气。只能忍着。我只穿了一个小时就开始期待脱下它的畅快，我看着手上录音笔的时间，想到同事陈玮曦所说：在病区穿上隔离衣以后时间会变得很慢。

我是《时尚先生》杂志的编辑，同事陈玮曦是杂志的摄影师，他刚过春节就来了武汉，在这个隔离区拍纪录片。和那些记者一样，他见证了真正的新闻现场。

现在坐在桌前，回忆当时坐在那家医院的病区里，我还能记得后背是湿透的。隔离衣太厚了，几乎一点气也不透。陈玮曦已经是个熟手，从内到外，他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教我，身上的防护服一共是三层。头罩和橡胶手套各有两层，扎上最后一圈胶带，拉上最外层的隔离衣拉锁，我跟着他推开一扇一扇 ，这才进入病区。那种穿越感本身就带来了某种压抑。它提醒你前面是某一特殊区域。我想起自己去过的监狱探视室，那种穿越一道一道检查后的封闭感受是相似的。

医生和护士每班要穿四个小时，而我在两个小时的时候已经开始头痛。似乎有一根神经微微跳动。

是缺氧，陈玮曦说。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们当时看起来丧失了区别于对方的特征，除了他手上的摄像机。因为形态变得简单，不见脸孔，因此人的肢体语言更显得突出了：比如当一个护士独自坐在长椅上休息，垂着头，远远看去，她的姿势好像在说明自己尤其疲惫、尤其孤独。我坐在她的身侧。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南京鼓楼医院的护士，临行前告别，丈夫说我爱你；我也爱你，她说她这么回答。

一开始，二月是冷，冷得发抖，现在又热，热得受不了，她说，所以能不动就不动，越动越热。

我也进了几个轻症病房，大部分是老妇人，她们往往只是木然地坐着，眼神里似有愁苦。愿意多说话的不多。有一位健谈的老太太，挪了一把椅子，面对面跟我对坐，她口中的武汉话我几乎一句也不能听懂，注意力全在她随着话语颤动而露出了鼻孔的口罩上，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本能地后退，甚至身下的椅子也跟着挪动了。我平复自己，企图掩饰那种不尊重的躲避。

孤独会加剧病情，一位医生说，被人区别对待的恐惧也会。

两个多小时以后，和陈玮曦走出隔离区，跟着他的动作，我一层一层脱去包装一样的隔离衣。回到换衣间，似乎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回来了，排尿、喝水，我们走出隔离区，夜里八点，武汉正在下雨。

雨水在车灯和路灯里显示出倾斜的形状，医院的广场上此时空无一人。在傍晚，刚来此地，我遇到过一群刚换班的护士，七八个人，她们在花坛边坐成一排，大声地唱歌。她们先唱了《好汉歌》，「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啊」。她们连唱了几遍。

我走过去，接过手机，帮她们拍了几张合影。她们一齐做出相同的动作：抬起的手肘朝向一边，抬起的另一条腿朝向另一边。拍完照，她们又唱了几遍《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下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袅袅炊烟 小小村落

路上一道辙

买墓

几天后，扁担山公墓 口，马路边，我是在排成 队的人流里找到了王强，我说我不是家属，但也想进去看看；他看我一眼，点了点头，没说话。我于是把身体靠近了他一步，向管理人员显示出同行者的姿态。

当天，3 月 25 日，进公墓需要出示社区证明，非家属不能入内。此前，我问了几个人都被回绝了，直到遇见王强。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园区入口，随着队伍的移动向前挪步，中间搬了前排留下的塑料凳，坐下又站起来。他不时低头看看手上的号码单：99 号。他显示出完全的专注，只等着进入墓园。

在入口的检查处，管理人员与急切进入的人时时发生争执。有的是没有拿号，有的是手续不全，有的是一行四五个，而规定每户只能进两个人。

您家里谁过世了? 过了很久我才向王强问出这一句。我父亲。他说。

因为这次肺炎吗?

是，他说。

扁担山墓园正⻔是一个圆形广场，围绕广场的是露天的环形围廊廊。墙上有墓区介绍：益善廊，⻄⻓廊，颐和廊，⻰阳阁，玫瑰园，益善园，怡馨园；原价，折扣价，高的十几万元，低的一千多元。有一处墓园名为流芳苑，「生态环保葬」，价格零元，照片上显示是一座小小的圆形花园。

王强站在围廊看了一会儿，拿了一⻚宣传单，继续排队。他坐在凳子上，一直平视前方的管理员。

我们是坐着一辆电动⻋上山的。和景区那种游览⻋一样，前后有四排，十几个人，穿着隔离衣的中年司机身旁也坐了人。他们在路上一直用武汉话交谈，司机在职责以外介绍着墓区的⻛水，身旁的人与他讨论着。电动⻋在⻢达的嗡鸣里提速，山上树木茂盛，伸手就能抓到一些伸进道路的树枝。王强抬起两臂，趴在前排的座背上。他的眼睛看着前方。在盘山的水泥路上转了几圈，路过几处墓区，小⻋停在一处台阶下。下⻋以后，王强快步往上走了几步，停下来，似是跟人说话，又似是自言自语:

太高了。高了是不是视野好一些? 我不知说什么，只好这样接了一句。家里老人来扫墓，爬山会受不了。他说。

远远地，我听⻅隐隐约约的哀嚎。直到继续往上爬，直到看⻅一位坐在台阶上的老妇人。泪水涂满她的脸。她一边哭一边诉说着，武汉话我不太懂，但听出死者是她的丈夫。逝者新立的碑位就在紧挨台阶的位置。一个墓地工人正在拿水泥修葺墓碑。随后，在老妇人持续的哭声里，身旁的家人掏出了草纸和菊花，草纸点燃，花瓣撒上。周围的人都停下脚步，或坐或立，静静注视着他 们。

我也只能作为一个多余的人站在墓地里。来武汉前，我想感受一下武汉以及武汉的人是哪种状态——如果存在一种比新闻事实更可还原的「状态」的话——比如，我想看看身处灾难中心的市⺠，我不知道经受了折磨和封闭的他们脸上是怎样的神情。在武汉以外，我只能从网络上得到那些感受；隔着屏幕，那些感受可能失真。尽管那些文字和视频使我印象深刻。比如一个在阳台上敲锣的妇女，她的呼救声在高耸的住宅楼里凄凉地回荡。但我看不⻅她的脸和眼睛。

老妇人的哀哭在寂静里更显得苍凉，由词语和哭腔组成的哀嚎在山中绵延着。眼前哀伤的声像令我想到了郦道元的《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附近有十几排空置的墓碑，从低到高，远远地，对着山下的城市的窗户。扁担山墓地位于城区，从山上看出去，近处就是一座一座楼盘。

王强在两处空置的墓碑前犹豫着，他先打量前一个，再去打量后一个。他来回地走。我想问问他在想什么，终究没有开口。拿定主意以后，按照要求，他拿水笔在墓碑上先写下了父亲的名字，以示占了位置。过了一会儿，正准备下去交费，他又跑回来，要过水笔，寻到刚才的墓碑，抹掉名字，去犹豫过的另一处墓碑上，第二次写下父亲的名字。打定主意，这才离开。

我们准备下山时，那老妇人停止了哀哭，由家人搀扶着，口中喃喃着，一步一 步下探，慢慢向山下走。几位墓地工人坐在远处抽烟，这些悲戚的场景想必他们早已经习惯。

我和王强在山下告别，他去了墓地的收费处。我看⻅他步伐很快，到了收费处的办公桌。

我再次联系王强是在三天以后，我站在汉口殡仪馆的主干道上。当时我想进去，却被几名工作人员拦住。百般无奈，我再次想到了王强，拨通了他的电话。我想请他再次帮忙。

我正在忙，不好意思。他在电话里很客气地拒绝了我。

「清零」以及编故事的老人

我遇到那个编造故事的老人是在解放大道，中山公园的一个厕所⻔口。那天是 3 月 18 日，武汉，过了夜里九点，我翻过公园的铁栅栏，一落地，看⻅他正在给一辆电动⻋上锁，⻋后座上是一台收音机。我在它的戏曲声里走上去，说我从北京过来，想请他聊聊最近的情况。老人⻢上答应了，虽然戴着口罩，但他麻利的动作看起来很􏰀视来访，好像他一个人已经闲了很久，终于有人来跟他说说话了。收音机太吵，我请求他降低音量，他直接关掉了。

我叫陈斌，他说，边走边聊吧，我带你参观参观。

他一只手拎着收音机的挂绳，脚步很稳，似乎心里有一个准备好的游览路线。我跟在老人的身后。他身上是一件橘⻩色的清洁工制服，随着身体的移动，借着公园外城市大楼的灯光，我能看到他后背上忽明忽暗的荧光带。

你看到这几个⻰头了吗? 这个假山叫双⻰山，他说，小时候，我最多才有五六岁，我的父母带我来这里玩，我就喜欢到这几个石洞里钻过来钻过去。

我们站在一座假山下，陈斌抬起另一只空闲的手，指着几块石头形成的洞穴，讲述往事，他看着我，似乎等待着我的反应，好像那是他记忆里尤其重要的历史现场。

您多大年纪? 我问。

六十七。他说。

一开始的情况就是这样，武汉的那个晚上，在中山公园，我遇到的一位老人向我讲述他童年的景象，他说他小时候就在那里玩耍，到了晚年，他又在那里做清洁工。这种巧合使我稍稍有点儿意外。我想象着一个小男孩钻石洞的样子，再看看他。如今他有点微微的驼背，走路倒是很快。我心里琢磨着那种宿命感：从幼童到老人，似乎他跟这个公园有着某种神秘关联。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可能都是他信口的编造，我们继续在公园里走起来。

头一天，3 月 17 日，网络上说，武汉市新增的确诊病例「清零」了。那是一个使人心里产生轻松感的消息。「清零」这个词语以及关于它的报道带来了一种语境：事情正在往安全的方向转变。至少在我们国家。这个词语甚至有了一种正义感——在与武汉有关的所有叙事里，我看到词语具有不同的气质——在「清零」之后，要到谈论武汉「解封」的时候，我才从「解封」这个词语里得到一样的感觉：一种微微的、轻松的正确乃至正义。

我是从山东出发，凭着社区出具的健康证明，经过检查，登上了来武汉的高铁。那天列⻋里乘客很少，大约每节⻋厢只有零零散散十多个人，每人占了一排座位，相互隔开。我把口罩上的金属箍捏得尽􏰁贴紧鼻梁，下沿也勒得很紧，耳朵疼也不敢松开一会儿。虽然已是初春，列⻋窗外由北方到南方的景致变化却不令人舒心。到站是夜里八点，武汉站的广场上有几处穿着全白色隔离服的人聚在一起，我拍了几张照片。过了几天，去过隔离病房，穿过那些使我 浑身湿透的隔离衣以后，再看到他们，那种难捱的感觉立即就回来了。

稀稀疏疏，高铁站的停⻋场上有不少打着羽毛球的人，也有几个人踢球，有些叫喊声。出乎意料，总体上是某种闲适却异样的气氛。我坐上陈玮曦叫来的网约⻋，后座和前排之间隔着一块塑料薄膜。司机也穿着一身白色隔离衣。他是哈尔滨人，今年春节第一次不回东北，刚好赶上「封城」，这两个月一直在接送医生和护士，他的言语里透出有所贡献的成就感。

⻋在空荡荡的道路上穿行，速度很快，过长江二桥时，吹进⻋窗的夜⻛带着寒气也带着温热。⻓江的水面远处，高楼的外墙上滚动着「武汉加油」、「白衣天使」等荧光大字。我抓紧拍照。(二十多天后，「解封」那天，我看到了十倍更多的大字)

⻋停下来，走进硚口区的维也纳酒店。这家酒店被政府征用，住了医生护士和新闻记者。保安先拿消毒液往我身上仔细喷了一遍。办了入住，一会儿，陈玮曦敲⻔进来。他带了一瓶酒精，几叠口罩，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他说了很多，现在我只记得一条了：洗手。

前面几天，我自己在武汉的街道上转了起来。行人很少，愿意停下说话的更是不多。那个晚上，我刚刚走完一个下午，路过中山公园时，⻅它一片漆黑，像是城市里某块神秘的腹地，围栏不高，很容易就爬了进去。一落地，转过身，我就看⻅了随后自称「陈斌」的老人。

听完他的童年故事，我们从双⻰山往公园深处继续走，他继续描述自己的人 生。说着说着我才发现了异样。他说自己是⻩冈人，父母是老红军，在抗战时期去世，随养父⻓大，到大别山读了军校，后来参加了抗美援越战争，下巴中了一枪。

说到战争的惨烈，陈斌借着路灯的光向我摩挲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我转头盯了 一眼，他就抬头继续往前走，笑了出来。他说，伤疤早就没了。

此时我已经知道他在编故事。他讲述的传奇身世显然在时间上漏洞百出。我不想揭穿，就问他养父的情况。他说养父是湖北省的老省⻓，待他很好，「我去湖北宾馆找他，保安不敢拦我，他在那里接待外宾，我就坐在内间。」他说养父照料他一生，五年前刚刚过世。他去吊孝，一把年纪也大哭一场。

我拿手机检索那位省⻓的名字，确有其人，不过去世已经快五十年了。

到现在，一个月后，我时时想起「陈斌」，并不明白他的妄语是信口开河编故事戏弄一个陌生访客，还是他患有某种臆想症，习惯了编造自己的第二个人生，活在幻想里。第二种情况我在许多城市和乡村⻅过。臆想者往往衣衫褴褛，走在路上喃喃不断，口中零碎的词句诉说着着自己与现状不符的际遇。对眼前这位驼背的环卫工老人来说，我不知道他是哪种情况更好。

走到一处摩天轮下，我停下抬头看，「陈斌」的语气里显示出得意，说起自己去过香港，是在维多利亚港坐了摩天轮；听说我是山东人，他又讲到自己曾去⻘岛旅行，随后乘船去了东北，最远到了俄罗斯边境，但时间久远，细节不详，如今他只记得那里全是雪；他说自己干这份工作纯为打发时间，因为退休前他是电力所所⻓，退休金七千多；他还说他的家人如今也都在电力系统工作，在孝感老家，有时他们会开着一辆小轿⻋来武汉看他，但他觉得烦，他更喜欢一 个人住在公园。

我无心考证真假，提出去他的宿舍看看。很快走到了。那座小楼地处公园一 ⻆，⻔口捆扎着几堆废弃饮料瓶和包装纸盒。⻔开着，亮着灯，一个摆了四张上下铺的小房间。

我准备回去，「陈斌」提出送我出⻔。出⻔路上，我问到收入，他说公园里有三十多个环卫工，每个月发 1900 块，打到卡里，很多年没变。谈论工资有一种奇怪的效果，好像该说的都说完了，「陈斌」不再说话了，我们只是在夜色里往灯光较亮的方向走去。在曲折的小路里饶了几下，走到一条主干道，他才又开口。

这条路有两千米⻓吧? 他说，这是我的责任区，上午扫四个小时，下午扫四个小时，真难扫，夏天热冬天冷，每天都难扫，秋天最难，树叶落个不停，刚扫完一回头身后又是树叶。反正怎么扫都扫不完。

我们在这⻓⻓的主干道上走到尽头，来到了公园的铁栅栏。我翻过去，「陈斌」在我身后摇了摇手。

外面都是病毒，他说，我就不送你了。

中山公园一墙之隔正是协和医院，几辆警⻋和救护⻋停在⻔口，一个个身着白色隔离衣的人匆忙地穿梭。从公园里的故事走出来，我好像从一个人的臆想回到了真实里。

「陈斌」微驼的背影已经转身去了暗处。他是一种身宽体胖的样子，身形看起来倒真像一个退休干部。我多希望他说的都是真的。接下来，在武汉的一个月，我回过一次中山公园，没有再⻅到他，我去了他的宿舍，当时⻔锁着。我将一 次又一次想到他，想到他虚构出来的半真半假的人生，想到那一条长长的主干道。他幻想了许多，最真实的恐怕是眼前难扫的树叶。我思考他虚构的生活图景，意识到那些虚构从未超出一位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边界：对体制的向往；怀有革命英雄主义；憧憬特权；富足的退休金；还有旅行。

幸存者的非正义感

维也纳酒店的电梯里有壁挂式的酒精，伸出手，「滴」一声嗡鸣，冰凉的酒精滴在手上。我两手搓一搓，回到房间，在轻微的刺鼻气味里等它挥发，然后伸手去解开外卖的餐盒。

我住在 18 楼，窗外是解放大道的立交桥，前后住了十天，看起来汽⻋的数量几乎没有增加。我想到在正常状态时此处的立交桥应该是川流不息的。深夜和白天都是过分安静的，城市的声音不多，入夜了，睡不着的时候，我靠在沙发背上，看着汉口区高楼里的灯光。小区都是严格管制进出，关于市⺠的生活，大部分信息似乎依然只能在网络上得到。因为没能进入殡仪馆，我是在新闻报道里才看到了一张图片，一个小男孩怀抱⻣灰盒，他的父母均已去世；我又看到建设完火神山医院的农⺠工正在求助，有人说老家不愿接收他们，只能滞留武汉。

带着一种虽在武汉却仍远离事实中心的感觉，进而，我回想起在网络上浏览过的那些消息，那些事实，比如那位导演，一家四口相继感染去世，在死亡的预感里写下了绝命之书；比如一位养蜂的人，因为不能转场，蜜蜂死去，他绝望自杀，来武汉前我将那条新闻读了几遍，想着原来有人的生活希望跟那些小小的蜜蜂息息相关；我记得一位女孩，身患白血病却不能出城，我的同事采写了她的绝望，将事实放在网络上，却帮不了更多，我记得她躺在床上那张照片；有个老人九十多岁，守在医院为儿子等待床位，我记得她须发苍苍；我也记得那些视频构成的绝望图景，最早的那个，她跟着运尸⻋后面，哭喊着「妈妈」；有个货⻋司机，十多天在高速路上找不到安置，面对摄像镜头哽咽起来，只因他的籍贯是湖北；还有更多的逝者，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死去作为每日变化的数字留在了电子屏幕上，留在了茫茫的「事实」的海洋，我得承认他们在不幸罹难后，只能以数字的方式悬挂在我们所了解的这模糊的世界上，真正为他们悲痛的，记住他们的面孔的，是他们自身生活里的家人、朋友和爱人。

「事实」，我想到这个词，我仍不知如何理解它，这些「事实」本身能帮助我们其他人真正记住伤痛吗，如果有几千人付出了生命，而在一种假设里，事情有可能不必如此的话?

第十天，我搬离汉口，搬到武昌区积玉桥一家公寓式⺠宿。窗台看出去是武汉工人文化宫，下楼走一百米是武昌江滩。此后在武汉我一直住在这里。跟汉口的立交桥景观不同，在江边，视野变得开阔，隔着发亮的⻓江看着对岸汉口的高楼，人很容易感到个人的渺小，想到自我与他人，想到个人与城市，想到个人与世界，想到那些更抽象的事情。江边总有人烧纸，清明那天最多。烧纸时常常是一家人一起。我⻅到一位老人细心地拿树枝拨动余火中的草纸，使它们尽量燃烧完全，家人一起走开，她仍不时回头，等最后的余火熄灭，才放心远去。

烟火总会熄灭。文字也好，图像也好，我们应该怎样记录武汉? 在江边我们聊着，摄影师陈玮曦更愿意向我讲述他的纪录片以外的事情。比如他如何发烧，如何恐惧地呆在酒店，又如何写了遗书：

2 月 4 日，刚来武汉两天，他的体温开始上升，从 37 度 6 一直升到 38 度 5。他不敢跟家人说，去了医院，诊断结果不一，有医生说不是新型冠状肺炎，又有医生说肯定是。当时武汉正是病例剧增的时候，陈玮曦被要求自我隔离在酒店。他想他可能会死去，写了遗书。

在江边，我没有问他遗书的内容，心里满是因「遗书」这个词语带来的惊骇：想 到眼前这个 26 岁的同事已经被迫直面了可能的死；再继续想，我想到网络上看到的那些图片，那些的确写完遗书然后的确死去的人。

来之前，陈玮曦只想拍摄现场、增加新闻事实，而一个刚毕业的记者说，他更想记录人对死亡的恐惧。陈玮曦不认同。直到后来躺在床上，一个人直面死之恐惧时，他重新又想起来。

「恐惧」本身也是事实吗? 我不知道。我们聊着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去的北京生活。我想到我们的杂志社和编辑部，那种我们习惯且依赖的集体生活看起来如此脆弱，如此遥远。但仔细一想，这种疏离感与那些遭难者的生离死别相比，似乎又过于轻浅。

痛苦有等级吗? 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自己，正视这些苦难，正视自己的无力，甚至正视自己此时仍不时泛出的那种渴望逃离到自我、逃离到小世界中的个人主义冲动，我想只有这些诚实的态度才能配得上站在灾难图景的一隅。

在江边散步时，在空旷又迷蒙的江景里，我也几次想到几年前看到的图片，⻓江上的捞尸人，立于船头，靠近漂浮的尸体。打捞尸身，接近死亡的另一种方 式。

进入四月以前，江滩的声音并不比汉口更丰富。夜晚⻓江上偶有货船的汽笛声。有些小船在江中游荡，我⻅过几次，从未⻅它们靠岸，不知作何用途。⻢路上，⻓江二桥的环卫⻋会在夜里走走停停，伴随着轰鸣。汽⻋渐多，但比起城市里平日的拥堵又不值一提。

也是在江边，我⻅到几个⻄班牙的记者。他们从北京过来，我用糟糕的英语和他们吃力地交流，说到许多意思时都只好含糊而过。只有我问到「family」(家庭) 这个词语，他们眼里亮起来，说着谢谢，连连点头。当时病毒已在全球传播，在⻄班牙首府⻢德里情况危急。我们⻅面的十多天过去，到现在，4 月 19 日，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确诊的新冠肺炎 2245872 例，死亡 152707 例，中国以外确诊超过 216 万例。疫情最为严􏰀的欧洲区域死亡超过了十万例。

在武汉，作为幸存者的感受时时搅扰我。那是一种过客的侥幸，一种幸存者的非正义感。生活中的欢欣此时伴随着某种道德压力，哪怕是等待一杯咖啡的时候：住处楼下有一家便利店，我一直等着去买咖啡，但是它的咖啡机总是没有复工。因为会操作机器的员工没有返回武汉。

然而这就是我的真实内心。我得承认无论如何我是都一个灾难的旁观者，无论如何去观察那濒死的病人，如何端详那为父亲买墓的同龄男子，如何仔细谛听那些悲鸣，我始终是个过客，始终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里的「他人」。

临走前几天，一个晚上，在我等咖啡的那家便利店，一个流浪汉坐在地上。我走过去问他情况。

我⻢上就走！他抬起脸说。似乎他已经习惯了驱逐，看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游走并不比那些流浪的猫狗更为自由。路人的一个问候竟使他惊慌失措。自由的生活和更自由的生活，我想着，真的都是可能的吗?

「解封」的城市、未「解封」的少年以及世界之爱

4 月 7 日，武汉「解封」前一天。与「封城」带来的压抑、负面情绪对应，「解封」这 个词语洋溢着某种胜利色彩。官方的宣告是这样的：从 4 月 8 日零时起，武汉市 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

我已经习惯扫码了。起初，进出公寓楼时，保安总要提醒我，我才掏出手机。再后来，离⻔口不远，我就主动把屏幕交到他们的面前。说是走形式也并不为过，大部分时候保安只是象征性地地低头看一眼。我也试过只是把手机的屏幕递过去，内容不符，也一样点头通过。也有几次，我很晚才回来，保安懒得麻烦，我刚要走上去，他就摆摆手，放行了。但到了白天，第二次我出⻔，他又严肃起来，庄重地提醒我。我又掏出手机。在某种逐渐形成的默契里，我们疲劳地执行着通行规则。

是在 4 月 7 日，武汉在「封城」语境里的最后一天，我去武昌江滩跑步，傍晚，站在临江大道和前进路路口的斑⻢线等红灯的时候，我遇到了小徐。

他的上衣是一件蓝色 （或浅蓝） 针织毛衣，其款式更像是女装，短头发，嗓音细：

你好，能借我十块钱吗?

这原本是个寻常的图景。街头，有人借钱，数额不大；尤其是城市的⻋站，有人会穿一身校服，有人低垂着脸，跪在地上。往往他们会带一个纸牌，意思是缺一笔路费回家等等。在以往，大部分时候我都不会理会，我们的社会经验形成了那样一种判断，我把这种乞讨默认为街头骗术。但在武汉，似乎我愿意重新观看那些本不稀奇的图景。眼前的人是少年模样，手上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

你什么情况? 我问。

我其实还有十八块钱，还想再借一点。他大概这么回答。他把塑料袋摊开给我看，几张纸币，一盒老坛酸菜泡面，别无他物。

在去快餐店的路上，他有一种证实身份的焦虑。我是个要饭的，但也不是要饭的，他说。他主动说了自己的名字，还背诵了身份证号码。他说自己是孝感人，春节以后徒步来了武汉。他的身份证去年丢在了上海的网吧里，当时他正在很投入地观看《延禧攻略》。在他问我看不看《延禧攻略》的时候，我们走到了餐馆，我让他选一个套餐。现在我只记得是十五元一份。那家快餐店就在酒店楼下，这段时间我经常去，菜单贴在⻔口的木板上，站在⻔外点单。十五元是最便宜的套餐，大约是土豆丝盖浇饭，往下有荤菜，最贵的三十五。

可以贵一点，我说，反正我请客了。

十五的就行，谢谢，他说。

他一只手拎着餐盒，另一只手拎着黑色塑料袋，我也帮他四下张望，想找个地方吃饭。这是万达公馆大楼下的底商，外卖员们凑在一起，各自趴在⻋后座的餐箱上吃饭；因为制服不同，他们严格地分成两拨，⻩色的和蓝色的。那些天，楼下的景象都是这样。武汉的外卖员和清洁工一样，始终是在岗的。路边的香樟树下有几个⻓椅，也都坐了人。

我们最终走了两百米，来到长江边的围墙。他是趴在围墙上吃盒饭的时候跟我讲了自己的详细经历。自然，我又想到了中山公园的「陈斌」，所以我并不打算相信眼前这个陌生人的话，虽然他说得很认真，不时把脸从盒饭上抬起来，扭头看我。我只当做了一个十五元的善事，打发时间。我在武汉已经二十天了，精神有些疲劳。

我不是个要饭的，但是我发现要饭也行，他说，春节在孝感很难，我跑出来，出城是没人管的，进武汉也没人管，我走了一条小路，走了一天一夜。到武汉我先睡在一个地下停⻋场，不少流浪汉住在那里，那些是真的流浪汉，后来那里来人清理了，我睡了几天银行。我在上海做过卖楼中介，在哈尔滨干过工地，不过没攒下钱，都花在网吧了，我不打游戏，就喜欢追剧。

你穿这样来武汉的吗? 我看着他身上的针织毛衣。之前有个羽绒服，太脏了，现在天热了，昨天扔了，他说，真的。

小徐的神情里是对讲述的不自信，在我反问他的时候，他会连说了好几个「真的」，强调自己。

这时有两个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我看了她们一眼，小徐看着我。

你喜欢女人，小徐看着我说。我是喜欢男人的，他接着说，你是正常人，我不正常。

你也是正常的，我说。

我不正常，小徐把餐盒收起来，拿塑料袋扎好，找地方扔。我们往四周看了看，要下去台阶，走到沿江大道路边的花丛旁才有一个垃圾桶。我跟他一起走过去，扔了垃圾袋，继续回到围墙边，沿着⻓江走了起来。我们一直走到中华路，大约有半个小时，小徐声音很响，补充了对自己身世的介绍。

小徐说，他十五岁离开孝感的中学，跟随父亲去往哈尔滨打工，在郊区一个工地，他干不了重活儿，一直是负责刷墙。工友有一百多个，他们睡在建了一半的毛坯楼里。在那里，他在天台上和工友发生性关系，被父亲知道了。

似乎讲述往事带来了一种自由感，小徐脚步快了起来，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不再细声细语。他的词语直白露⻣，以至于有些路人让到一边，打量着他。

一天晚上，吃完饭，父亲当着十几个人的面，在毛坯房里摸起砖头，殴打了他。边打边骂。

讲到这里，小徐却笑了，他的笑似乎带有包容和理解的意味，他认为父亲故意当众打他，是有意警示他人。

不过我乐意，小徐说，我喜欢他们那样。

路边的广播里提醒人们「戴好口罩是防范新冠肺炎的有效手段」。第二天，武汉 就要「解封」了。管制 76 天。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这也是一个 城市罕⻅的状态。江边的一块小广场上有几个小孩正在踢球，有男孩也有女孩，几个家⻓模样的人坐在旁边看着。有个大爷摘下口罩，抬起一条腿，压在围墙上，嘴里高喊着什么。

熙熙攘攘的城市景观回来了。我想到刚搬到江边来的那几天，夜里，这条路上跑步的人没有几个，即使偶尔遇到，人们远远地便默契地调整线路，迎面时各自跑到路两侧，避让而过；到后来几天，江边的堤岸上渐渐有人钓⻥，如今是隔十几米就有一个。路边跑步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不再互相避让，跟在其他城市一样，有时会互相擦到胳膊。如果「解封」这个词语可以扩张为一个合适的图景，那么眼前的人群可能是合适的。

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工作? 我问。

不找了，继续要饭也挺好。他说。

走到中华路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多，路灯亮了起来，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一家几口出⻔散步的人。城市的图景透露着解封在即的期待感。很⻓时间，小徐不再说话，他走在前面，大约不到一米七的身高，瘦削的身体投下影子。在一所小学⻔口，我与小徐告别，我准备继续去江边跑步了。他张开两臂，郑重地说，拥抱我一下吧，朋友，这个城市真的很冷漠。

我推了一下他的胳膊，说，拥抱就算了，再⻅吧。明天中午十二点再来这里见面，我请你再吃个午饭。

好，小徐说着，转身向前走了。

我回到酒店，想起他的全名，按照他口中的老家地名检索，搜到孝感一家医院的献血光荣榜，八年前他在老家的医院参加过一次献血，他的信息全是真的。说不上是后悔还是自责，我想我应该多帮帮他。现在我想着他的样子，想着他仍将带着自己被封闭的世界继续往前走。我只能祝福他，我希望他能在他视为冷漠的城市里走到属于他的世界，比如彼得-汉德克在《冬日之行之夏日补遗》中所写的那样：荒野世界中偏远的、满是尘土的攀山小径；那里是开阔的世 界；世界之爱也源自那里。

黄鹤一去不复返

4 月 8 日凌晨，我站在武昌江滩，零时，长江上空穿来一声持久的警报声，悠扬中似有悲哀。武汉「解封」，开启离汉通道。⻓江两岸的高楼外立面上闪烁了很久的动画，蓝色的红色的灯光交替打在江边上，「英雄的武汉」，「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这些词句似乎是闪烁在天空里。我们举起手机拍照，拍完继续站在那里，任由盛大的画幅来回翻转、跳跃，任由那些字符滚动着。此后几天，在离开武汉之前，在一种焦躁的心境里，我有时一天要到江边跑步三次:早晨，下午，晚上。

我记得有个晚上，一位去药店的老人迷路了。他就住在五公里外，以前总是坐公交，如今只能步行，他竟然找不到方向了。更多的是散步的市⺠。在夜里跑步时我曾趴在路边的环卫室的窗户上。每个房间都一样，密密麻麻，挂满清洁制服和扫帚，每个房间也都码着那些捡来的废品。我认识了长江二桥环卫小组的一对老夫妇。在第一次聊天里，他们向我仔细指出春节的加班补贴今年迟迟没有发放，而在整个封城期间，他们一直照常上班。

丈夫不太说话，只是在谈话时站在几米外，扶着扫把，默默看着我，他似乎不好意思，只有我问起来具体细节他才点点头。但他似乎对我的身份怀有某种期待，之后再遇到，他总是停下扫把，看我一眼，以示打招呼。我带着一种被误解的负担朝他摆手。

丈夫是早班，妻子是晚班，每天傍晚，丈夫会骑着电动⻋等待妻子。他们都已经六十多岁，妻子却站在后座上，两手扶住丈夫的肩膀。我想这是在武汉我记住的真实的生活图景。

我再次想到了中山公园里同样做清洁工作的「陈斌」和他幻想里的人生。我们是活在现实里，还是活在幻想中，又或者，我们始终不得不自欺欺人，才能活在现实和幻想的共同建筑里，才能继续对生活怀有信心?

当时，那些在⻓江边的夜晚，现在，在离开武汉以后，我时时忍不住想起那些我⻅过的面孔。「⻩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我也想着崔颢的《⻩鹤楼》。武汉改变了吗? 或者说，世界改变了吗，每个人的历史都改变了吗? 如果「改变」也是「事实」，而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幸存者，这些仅仅能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之上的无名之辈又察觉到了这一点，那么该说我们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

我想着在⻓江边⻅到那些燃烧的纸钱，它们上升的烟雾飘荡在夜⻛里。一种“复苏”的武汉图景。江边是那些夜钓时纹丝不动的人，是那些坐在⻓椅上沉思的老人，是那些蹦蹦跳跳的小孩，是那些高楼上闪耀的汉字。我看着他们，也看着粼粼晃动的⻓江水。它流淌过一座城市，流淌在中国的腹地，也流淌在中国的历史里，它始终庄重地接纳着一切：无论是那些可以接纳的，还是那些不可以接纳的。

（注：文中王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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