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回到家的第三天，钱仁风也没顾得上和家里人说上几句话。

从恢复自由的那一刻起，这个瘦小、内向的农村姑娘人生中第一次被如此多的人关注和探询：在诸多媒体的簇拥下，她从昆明一路回到了350公里之外昭通市巧家县的家。又在层层摄像机、录音笔的包围中，给2015年4月刚去世的母亲上了两次坟，跟大嫂学了两次怎样使用手机。剩下的时间里，她几乎一刻不停地辗转于自家的院子、田间，一遍又一遍地向一批又一批的记者讲述自己在监狱中度过的那13年。

2002年2月，巧家县城的一家幼儿园发生投毒事件，1名2岁幼儿因“摄入毒鼠强”身亡，另有两名幼儿经抢救脱险。幼儿园17岁的保姆钱仁风被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被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无期徒刑。多年来，她数次申诉喊冤无果，直到2015年12月2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再审宣判，因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她无罪释放。

“钱仁风”是她在判决书上的名字，家里人更愿意叫她“钱仁凤”。大红色的羽绒服，大红色的帆布鞋，一身新衣的她再次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当年，她从这里出发到县城打工，命运就此改变。如今，她31岁了，终于盼到了自由，一切却再回不到原点。

命案

巧家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与四川的凉山州邻界。县城不大，如今也只有两条主街，但和早些年相比，面积已经扩大了近一倍。

2002年，在老城区的新华镇，21岁的朱梅在县建行的职工宿舍院里租了几间房，经营着一所“星蕊宝宝园”，钱仁风在园里当小工，帮忙做饭、照顾孩子。

2月22日下午，2岁零1个月的女孩侯磊睡午觉起来连吐了两次，朱梅以为她患了重感冒，就叫钱仁风煮些糖水给她吃。但孩子并未好转，而是口唇发青，持续呕吐，朱梅找来孩子的外婆，一起去了县人民医院。但很快，侯磊停止了心跳。

当天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显示，侯磊系中毒死亡。而那天宝宝园共有14个孩子，除侯磊外还有2人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后经抢救脱离了危险。

案件发生当晚，巧家县公安局随即展开调查，对朱梅及其父母、钱仁风等人进行了询问。从《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当年的部分笔录上看，起初，警方的侦查方向主要围绕着幼儿园的基本情况、人员关系以及事发当天的经过进行。

但到了第3天，调查突然转向。2月25日，钱仁风被警方监视居住。笔录显示，也是在这天，她第一次承认自己在饭菜中下毒。

2月26日上午，警方在宿舍院内、幼儿园南侧的一条排水沟里发现了一个瓶口有切痕的白色塑料小瓶，瓶体印有8ml的字样，内有0.5ml液体。当天下午，钱仁风先是推翻了之前承认下毒的口供，后又招认自己在厨房往食物中放完药后，站在二楼将药瓶丢了下去。

3月8日，巧家县公安局记录，在现场提取的猪油、面条、大米、食盐、剩饭菜等物上都检测出了毒鼠强成分，在侯磊体内和呕吐物中也检测出了毒鼠强成分。

3月11日，钱仁风被刑事拘留，并于2周后被正式逮捕。

7月29日，在法院进行一审审判时，她当庭翻供，否认投毒。

9月3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此案。判决书显示，钱仁风在星蕊宝宝园做工期间，认为朱梅对她不好，遂生报复之念。案发当日中午12时许，她将从家中带来的灭鼠药投放在该幼儿园内的部分食物中，并将这些食物拿给部分孩子食用，致使1人死亡，2人中毒，“情节恶劣、后果严重”。

判决书还记载：“被告人钱仁风否认犯罪事实与客观证据相悖，不予采纳。”由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她得到了从轻处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钱仁风提出了上诉。

2002年1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书面审理后认为，“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此下达了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无能为力

巧家县是典型的山区，三面环山，气候多变，地貌复杂。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当地以农业为支柱的经济一直十分落后，多年来都是国家级的贫困县。

钱仁风家所在的崇溪乡南团村钱梁社，在距离县城60多公里外海拔1600多米的山腰上。从县城坐车过去，要钻隧道、趟河，还要贴着悬崖边继续走上10公里的山路——这还是近些年才修起来的。13年前，这里不通车，进出只能靠走。

村里共有70多户人家，大多靠种玉米为生，但因交通不便，收获了粮食也运不出去，生活非常困难。许多年轻人都到山外去打工。

全村人都姓钱，多多少少都是有宗亲关系的，各家相互帮衬着也还过得下去。

钱仁风就在这个偏远、单纯的高山小村里长大的。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因为太穷，小学五年级没读完就辍学在家开始务农。两个姐姐嫁到了外村，哥哥在外打工，她成了家里重要的劳动力。

2001年，16岁的钱仁风瞒着父母溜到巧家县城打工。这之前，她只在过年去乡里赶集，还不能多留，因为“到哪里来回都要走10个小时，不赶紧回来就得半夜摸着黑回家。”

她先是给一户人家做了几个月保姆，之后就去了刚开办不久的星蕊宝宝园。包吃包住每月100元，她总会攒些钱寄给家里。在朱梅的母亲眼中，钱仁风“不接触什么人，人也勤快，工作很踏实”。就在出事前，朱梅还刚刚给她涨了50元工资。

2002年春节，离开家快一年的钱仁风回了趟南团村，正月初六就又返回了县城。5天后，投毒案发生了。

直到“公安局跑到家里找耗子药”，钱仁风的父亲才知道女儿好像出事了。因为家里没有电话，钱家唯一的儿子钱仁周大半个月后回到家才得知这个消息。父亲没文化，性格又木讷，一紧张就急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看父亲沉重着急的神态，他马上意识到，“家里遇到最大的困难了”。

但他和父亲一样无能为力：“我一直都不相信（是她做的），但不相信也没办法啊。我们又不认识什么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钱仁周比妹妹大5岁，那些年，他挖矿、建房、做钢筋，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地。他眼中的妹妹“老实、不爱多说话”，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出投毒杀人的事。可他反反复复念叨的只有一句“没办法”：从一审到终审，从看守所到监狱，除了送些衣服和钱给她，钱家人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甚至在钱仁风进监狱后，因为开不出探监需要的亲属证明，从2002年到2010年，8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没能前往探监。

最初几年没电话，从狱中写来的一封封信，成为了钱仁风和家里唯一的联系。在信中，她一次次地告诉家人自己是无辜的，希望他们能在外面帮她想想办法。可这对于有心无力的钱家人来说，仍然是“没办法”。

2007年的一天，钱仁风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受了冤枉的人被平反的事，这一下让她有了希望：过去她一直以为，只要是判定了的案子，就“永远没机会讨个公道了”。她马上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跟警官讲了自己想要申诉的念头。

“要申诉是你的权利，你要知道，法律是公平公正的。”警官的反馈让她觉得受到了鼓励，“我就单纯地认为他们都是好人，他们这话应该是鼓励我的。”她下定了申诉的决心。

她识字不多，申诉信写得很艰难，“光是格式都想了很久”，但她硬是一点点地慢慢写。写完了不知道应该寄给谁，她就交给警官请他们帮忙寄。写信、等消息，再写、再等消息……

可一封封信寄走了，却全都杳无音讯。

恩人

2010年4月9日，律师杨柱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进行法律援助时，遇到了前来咨询申诉流程的钱仁风。

“杨律师，我被冤枉了，请你救救我！”钱仁风胆小又急切的眼神给杨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他做律师的第5年，也是第二次在监狱里有犯人向他喊冤。对此他有个“理论”：已经进入监狱的犯人，“最多前3年喊冤枉，坐了5年以上牢还喊冤枉的，很有可能是真冤枉。”

近两个小时的谈话，擅长察言观色的杨柱判断，钱仁风言语间流露出的表情神态“骗不了人”，这桩8年前的投毒案确实有些蹊跷。临走时他告诉她：“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让你的家人来联系我，我免费替你打官司。”

“当时感觉心里一下就释怀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心里想‘我是冤枉的，我该怎么办’，但没有任何人知道，现在终于有人相信我了。”钱仁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同年9月，钱家正式委托杨柱，对当年的投毒案进行重新调查并申请再审。

考虑到钱家生活困难，杨柱没有收取律师费；家族里条件稍好些的几家人各自凑凑，凑出了到各地调查取证的交通费。从此，钱仁风的妹夫和侄子轮流跟着杨柱四处跑，一跑就跑了5年多。

根据当年口供笔录和卷宗材料，以及对案发地旧址的勘察，杨柱很快发现，这个当年被迅速侦破的案子，其实疑点重重。

比如，根据案发当天中午在场的钱仁风和朱梅母亲的口供，她们和14个孩子一起吃了同样的午餐。县公安局的检验显示，厨房内的大量食材、调料、剩余饭菜中都含有毒鼠强成分。如果钱仁风确实如警方判定的那样在午餐时间下毒，就意味着她自己也食用了掺有毒药的食物；而且，也不可能只有3人中毒，而其他人均毫无迹象。

还有那个白色的塑料药瓶。据警方记载，在案发后的第一次现场勘查中，现场登记的各类物品中并没包括那个4天后才在排水沟里被发现的塑料药瓶。按照钱仁风的供述，自己在厨房往食物中放完药后，站在二楼将药瓶丢了下去。但杨柱认为这完全不合逻辑：厨房位于一层的楼梯背后，投完毒到二楼丢弃药瓶需要绕到前面，再爬11级台阶。

他进而发现，警方还认定钱仁风使用注射器向袋装的豆奶中投毒，但对塑料药瓶和注射器这两核心证物，竟没有采集过指纹。

此外，钱仁风关于毒鼠强来源的供述前后多次矛盾；从毒鼠强的特点、中毒者的症状与发病时间来看，侯磊等三名孩子并不完全符合毒鼠强的中毒特征，所中的毒药种类还有待查证……

针对钱仁风所说的“犯罪动机”，包括朱梅在内的周边多人都证实，两人关系其实一直不错。

事实上，钱仁风曾告诉杨柱：当年在被审讯期间，她曾被罚跪在地上七八个小时，不招认就不让起来，警察还脱下皮鞋打她的脸。年仅17岁的她实在不堪忍受，才被迫顺从警察的提示做出了认罪供述。

而警方的口供笔录显示，审讯从2002年2月25日下午3点一直到2月26日凌晨3点，正是在那次长达12小时的审讯中，钱仁风第一次承认自己投了毒。之后她几次试图翻供，又几次认了罪。

没有核心物证、没有其他证据、证词相印证，钱仁风自己的口供成为了其定罪的孤证。而在查阅案卷材料时，更让杨柱感到不解的疑问出现在刑侦卷第98页。

据记载，当年警方在问及朱梅是否与人产生过纠纷时，她曾明确表示，巧家县某局局长之子罗天（化名）和另一名男子谢雨（化名）都曾追求过自己，遭到拒绝后，罗、谢二人曾三次盗窃了朱梅及其父母家，父亲和叔叔的摩托车也三次遭到不明人士的纵火。因盗窃案发，罗、谢二人曾短暂入狱，并于2002年1月中旬出狱。不到一个半月后，她开办的幼儿园就发生了投毒事件。面对针对朱梅一家人如此密集的人为恶性事件，在调查投毒案的相关卷宗中，却完全没有警方对罗、谢二人的问询记录。

而这并不是唯一的“遗漏”。案发第2天，钱仁风的一份口供记录显示，案发当天上午，曾有一男子到幼儿园来找朱梅。当时除了园里的孩子，只有钱仁风一人在场，她没有留意此人何时离开。而针对这一情况，警方当时并未进行更多调查，也没有在现场提取厨房内的脚印。

更让杨柱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进行这些调查时，朱梅家的老房子再度遭人纵火，其姨父一家险些遇难，而此事也不了了之了。

转机

发现了诸多疑点，申诉却并不会因此变得容易起来。从2010年底开始，杨柱一次又一次辗转于公安厅、检察院和法院等有关部门，申请复印卷宗、递交申诉材料……他四处奔走，也四处受挫。最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甚至跑到北京，想把材料递进公安部、最高检。可一番尝试无果，他也只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把希望寄托在了快递上。寄完材料，他黯然地离开了北京，心中只剩下茫然。

几年来，钱仁风的侄子钱伦荣见证了杨柱的辛苦和艰难，法律上的事他帮不上忙，就从网上搜索各媒体记者的电话，一个一个抄下来，再一个个打过去。但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说，他就给人家讲情况、寄材料，请求对方过来报道。可很多时候，电话打到手机都没电了，也盼不来一个人。

2011年8月，杨柱代钱仁风向云南省高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他对此抱有很高期待，他甚至坚信，只要能争取到开庭再审，他就有信心还钱仁风一个清白。

4个月后，他和钱家人等到的却是《驳回申诉通知书》，云南省高院以“申诉理由无相应的证据证实，且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为由，驳回了他们对该案立案再审的申请。

此后，杨柱又向多个政府部门递交过申诉材料，“所有扒得到的部门我都寄了”，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那时候，绝望到好希望当年死的人是我啊！真的特别特别累，死对我来说是种解脱。”钱仁风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狱里的这些年，她喜欢看励志、成功学方面的书，她靠此调节心理，给自己打气。

可那压得喘不过气般的痛苦还是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她。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会遭遇这样的事，也弄不懂“法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她会回想起在幼儿园工作时的场景，却越想越模糊；偶尔，她还会梦见侯磊，她甚至在心里和她说话，希望这个死去的孩子能告诉自己，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钱仁风在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中循环往复，看不到尽头的等待也一天天消耗着她。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但马上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疯，一定要好好地出去，不能成为家人的拖累。”

因为在狱中表现好，钱仁风曾先后4次被减刑。但2013年，本来有资格获得的第5次减刑却被取消了，这又给了她巨大的打击。

警官告诉她，“现在律师正在为你进行无罪申诉，如果给你减刑就说明你有罪，无罪就不能减刑。”第一次，她跟杨柱提出了放弃。

之前每次见面，除了通报申诉的进展，杨柱都会鼓励她要坚强、要有信心。可那是唯一一次，杨柱什么都没说。“如果我不能保证申诉成功，她又不能减刑了，那我就是害了她吧。”回想起来，杨柱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只是想让他和家里人放弃，我没想过自己放弃。主要是我太不好意思，麻烦律师这么多年的坚持了。一个无亲无故的人，这么帮我，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钱仁风早已打定主意，就算申诉失败，等刑满释放了，她出去一边打工也要一边申诉下去。

不久后，好消息终于来了。

在杨柱等人的努力下，2012年底，云南一位小有名气的网友“烟云”曾在网上发出一则题为《巧家又现冤案，16岁花季少女被指投毒，身陷牢狱十年之灾》的帖子，一时引起了网上的热议。经媒体报道，此案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也包括了省检察院新媒体的工作人员。

2013年7月，云南省检察院调取了钱仁风投毒案的全部卷宗，正式立案复查。自此，案件终于迎来了重大转机：主管刑事申诉工作的副检察长直接阅卷，就案件疑点提出补查要求。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刑事申诉检察处副处长高洁峰带队，多次深入案发现场，询问原办案人员，就有关证据进行复查。

2014年5月，云南省检察院向云南省高院发出了《再审检察建议书》，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再审”，云南省高院于同日做出了再审决定。

2015年9月29日，云南省高院就钱仁风投毒案进行了公开再审。

在法庭上，检方列举了原审中存在的诸多疑点。除3名幼童的症状与毒鼠强中毒的临床表现不完全相符，钱仁风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存在矛盾且没有其他印证，白色塑料药瓶等核心证据未作指纹鉴定等问题外，经调查，巧家县公安局出具的包括《现场勘查笔录》《刑事毒物检验鉴定书》等在内的多份材料，在程序和内容上都存在明显的瑕疵和疏漏。此外，在钱仁凤的认罪供述及辨认笔录中，有5份笔录的落款签名是由当时的3名记录人代签的。

据新华社报道，检方当庭指出，从现有证据来看，不足以得出钱仁风投毒的唯一性结论，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不一致性且前后矛盾，部分证据有明显瑕疵。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有不细致、不规范和违反法律规定之处。因此，建议撤销原判、改判无罪。

12月21日，在经历13年的牢狱生活后，钱仁风终于沉冤昭雪。

结束也是开始

12月21日那天，侯建禄和妻子黄艳是在微信上看到钱仁风被无罪释放的新闻的，“命都要气脱了。”

黄艳去和人打麻将，街坊们聊的也都是这件事。大家感叹一个花季少女受了冤枉，白白坐了13年牢，她听不得这话，马上跳起来和人大吵了一架：“她冤枉什么？她坐了13年出来，可她人还活着没死嘛！我家姑娘两岁就被人害死了，我去找哪个？”

12月23日，侯建禄去了县公安局和政法委，他按照规定做了登记，一遍遍地说请求政府能重视这个案子，把真正的凶手抓出来。可那天回到家坐在饭桌前，他越想越难受，忍了许久的眼泪还是掉了下来。放下碗，他一个人骑上摩托车，一路飞奔着到了几公里外女儿侯磊的坟上。等家里人找过来时，发现他正趴在坟前号啕大哭：“娃儿啊，爸爸没本事，不能抓住害你的凶手，爸爸对不起你啊！”

13年过去，钱仁风回家了，可他的女儿却永远不会回来了。

侯建禄从十几岁起就在农贸市场开肉铺，日子一直过得红红火火。他小学没读完，做生意却很有一套，1997年就花一万多元买了辆摩托车，是街坊邻居羡慕的对象。女儿出生后，妻子看摊，他除了去进货，就是在家带女儿。无论穿的用的，他总是给女儿买最好的，“喝的都是雀巢的奶粉”。

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无比疼爱的女儿就那么没了。等他赶到医院时，早上还白白胖胖的女儿像是换了一个人，嘴唇、指甲都是青的，咬着牙不停地抽搐，很快就不行了。

女儿出事后，侯建禄大病了一场，一个大男人瘦成了一把骨头，邻居们都以为他吸了毒。浑浑噩噩地过了好几年，他无心再做生意，只是有一天没一天地维持着。

再后来，他又有了两个儿子，亲戚都劝他要负起责任，好好把儿子养大，他这才勉强把摊子恢复了起来。本来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可自两年前起，随着钱仁风投毒案的再审重启，侯家也开始一次次地被人想起。

“那天一个北京来的记者问我们，侯磊没了你们是什么感受？我们的感受？你的孩子没了你是什么感受？生不如死的感受！如果凶手在我面前，我恨不得吃了他的肉！”他咬着牙，一字一字地说出了这段话，双手一直死死地攥着拳头。

如今，恨了13年的凶手被无罪释放了，那13年的仇恨和痛苦也没有了去处。看着铺天盖地的新闻、议论都是为钱仁风鸣不平，侯建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受：“现在首要的事情是要抓到真凶。如果把真凶抓住了，我们才会同情她。如果一天不抓住凶手，你说让我咋个来同情她？”

错过了生意最好做的那几年，肉铺曾经的红火已经不再。为了进货和盖房子，侯建禄还欠着银行几十万的贷款。13年过去，他们一家还租住在当年那个农贸市场内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月的租金200元。

侯建禄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只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是全天下最简单的道理。可如今案子又回到了原点，想到真凶依然逍遥法外，曾经那些最痛苦的记忆又扑面而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给地下的女儿一个交代，“难道让我跟钱仁风一样等上13年？”

走出监狱，钱仁风自己的心里也不好受。

回到想念了13年的家，她发现全村其他家都盖起了砖房，只有自己家还是当年的土坯房。和当年相比，除了屋顶上多了个太阳能热水器，其他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她曾无数次想象过回到家的情景，最想做的是踏踏实实睡上一觉，然后再好好吃一顿家乡菜，尤其是妈妈做的猪脚，“煮得趴趴的那种，想想口水都流出来了”。可现在她真的回来了，妈妈却不在了。

从钱仁风被抓入狱，妈妈就一病不起。直到2015年4月，就在《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下达前的十几天，老人还是带着无尽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辈子我唯一为他们做过的事就是当年为我的爸爸妈妈买过一次棉鞋。”望着年迈的父亲和自家堂屋墙上母亲的照片，钱仁风特别愧疚。

她计划着申请国家赔偿，然后出去工作，养活自己和父亲。

云南省高院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法院方面已经派人去跟她沟通国家赔偿的相关事宜。在她提出申请后，保证将本着人道主义关怀的原则，尽快推动相关程序的进展，让她尽快得到一些宽慰和救济。

日前，云南省高院及相关政法部门已分别成立调查组，对原案件办理情况进行调查，并表示将对责任单位和相关人予以追责。

出狱不过几天，已有企业表示愿意为她提供工作机会，还有人给杨柱打去电话，说“想娶钱仁风为妻”。她像是又一次回到了13年前那个即将启程去县城打工的小姑娘，对于外面世界的种种复杂，她好奇却毫无准备。

从监狱回到家的那天，村里杀了一头猪，摆起了宴席，欢迎她的归来，大家还专门打了平时很难吃到的豆花，可钱仁风却没吃多少。13年的牢狱生活给她留下了严重的胃病，“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吃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