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管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核聚变项目的工程师查尔斯·蔡司（Charles Chase）正坐在谷歌Solve for X 大会的一张白色皮沙发上。这时，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男人跪了下来，开始跟他讲话。
他们聊起人类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资金和技术才终于分离出可持续的核聚变反应——也就是说，模拟太阳能生成清洁能源。聊了20分钟，蔡司才想起来问这个人的名字。
这名男子说：“我是拉里·佩奇（I'm Larry Page）。”直到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直在和亿万富翁、谷歌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谈话。
“他完全没有一点点自负，没有一点好像他不该跟我说话，或者说‘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那种神情，”蔡司说，“我们就是很自然地聊了起来。”
拉里·佩奇并不是一位典型的首席执行官，从许多外在可见的方面来看，他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位CEO。公司领导人们一般都花大量的时间在投资者会议上讲话，或者登上礼堂的讲台推介新产品。但42岁的佩奇自从2013年以后就从来没有出席过公司的营收电话会议，而在这家公司一年一度为新产品揭幕的Google I/O大会上找到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忽视主舞台，跟上蜂拥而至的粉丝和索要签名的人们，等着他从紧闭的门后走出来，人们围上去的那些时刻。
但不能因为他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就意味着他离群索居。他是机器人大会和TED这些知识分子聚会的常客。科学界人士说，他十有八九会出席谷歌的各种学术集会，比如Solve for X和Sci Foo Camp。在那里，人们会发现他在跟人闲聊科技，或者在给企业家们提建议。
佩奇很难说是硅谷第一个热衷遨游于知识世界的首席执行官，但和他大多数同行不一样，他的投资范围大大超越了公司的核心业务，在很多方面其实反映了他个人的兴趣。
他甚至打算借助Alphabet继续向前推进一步。Alphabet是一家控股公司，把谷歌形形色色油水丰厚的广告业务从一系列风险性的项目中剥离了出来。自动驾驶汽车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它虽然俘获了人们的想象力，但却并不能赚到很多钱。Alphabet的下属公司和投资横跨多个学科，从生物科技到能源生产，从空间旅行到人工智能、再到城市规划，应有尽有。
2月1日，这家公司将在第四季度的营收报告中首次披露谷歌除核心业务以外的这一系列项目的成本和收入情况，投资者们届时就能好好看看这些雄心勃勃的项目所涉及的范围。
身为Alphabet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佩奇的任务是要想清楚，怎样才能把谷歌几十亿美元的广告利润分配到新的公司和产业中去。去年夏天宣布公司改组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和谷歌另外一位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会物色新的人员和科技进行投资，同时精简谷歌（现在叫Google Inc.，是Alphabet的子公司），借此实现这个目标，以便这些子公司的领导人能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佩奇在一封致投资者的信中写道：“总体而言，我们的模式就是找到强有力的CEO来运营每一项业务，而谢尔盖和我则根据需要为他们服务。”他说，他和布林将负责遴选这些首席执行官，监督他们的进度，决定他们的薪酬。
谷歌的日常管理交给了这家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他的工作将不再涉及癌症防治，也不再涉及火箭飞船的发射，而是确保谷歌的广告机器持续运转，确保公司在机器学习和虚拟现实等新兴领域的持续创新——同时把握航向，确保公司能够化解可能迁延数年的监管难题。
佩奇的新角色其中一部分是挖掘人才，一部分是进行科技领域的前瞻。他还必须为Alphabet公司的许多其他业务物色首席执行官。
他已经在多个场合说过，他会花大量的时间研究新技术，关注这些技术发明以及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它们形成阻碍的财务以及物流障碍。
虽然参加科技活动只占用了他少量的时间，但它却表明，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持续了多年的大规模创意挖掘任务现在已经成了佩奇的主要工作。
他在那封致投资者的信中这样写道：“谢尔盖和我都对开创新事物这件事非常重视。”
痴迷于新奇事物
佩奇一向兴趣广泛。当年，他还是密歇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一名本科生的时候，就曾经参与过太阳能汽车和音乐合成器项目的工作，还曾经建议校方建设一条贯穿整个校园的轨道。1995年，他考上了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当时还拟了一份清单，列出了初步的研究想法，其中就包括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利用网络上的大量超链接改进英特网搜索。他的论文导师特里·温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后来让他把方向转向了搜索。
“甚至还没来到斯坦福之前，他就已经对可以实现的新锐技术充满了兴趣，”温诺格拉德说，“一件事情让他感兴趣的地方在于重大的技术挑战。事情的走向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佩奇有两点在谷歌内部很有名：一是关于员工如何工作，他会问很多问题；二是会质疑员工认定的想法，质疑“事情为什么是现在这种状况。”去年，佩奇在财富全球论坛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最喜欢和运营公司数据中心的员工们聊天。
“比如，我问他们，‘变压器是怎么工作的？’‘电源是怎么进来的？’‘我们得为这个付多少钱？’”他说，“我会同时从创业者和商人这两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会思考‘那些机会到底是什么？’”
另外一个他喜欢问的问题是：“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再做大一点？”
佩奇多次拒绝发表评论，许多说起他的人也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按理不应该讨论公司的内部事务。
许多曾经直接和佩奇共事的谷歌前员工说，他的管理方法就是吸收新的技术以及产品创意，然后归纳推广到尽可能多的领域中去。为什么Google Now、也就是谷歌的预测性搜索工具不能用来预测关于一个人生活的一切事情？如果可以开创一个让人们能够买到世界上一切产品的门户网站，为什么还要专门开一个卖保险的门户网站？
但公司的成功就意味着扩张，最近，谷歌就目睹一批工程师和其他岗位的员工离开公司，去了Facebook这样更年轻的竞争对手以及Uber这样的创业公司。佩奇曾经亲自挽留其中的一些人，而且，据他见过的一些人说，至少最近的一些离职事件里，他曾经表达过忧虑，担心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让创业者很难待下去的地方。
佩奇留人的一部分说辞包括强调他自己对星际旅行这种“异想天开”的专注，或者主动提出提供时间和资金，让员工去追求他们自己的新项目。佩奇希望，通过把谷歌打碎重组为Alphabet，让它变成一个无论是员工创建新业务、还是对潜在收购目标来说都更受欢迎的地方。
它同时也会让公司的办公室一扫运营一家大公司时会有的那种乏味、但又必不可少的麻烦事。几位最近离开谷歌的员工说，身为谷歌首席执行官，佩奇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各种地盘争夺战之中，比如如何把公司表现挣扎的社交产品Google Plus和其他像YouTube这样的产品整合在一起；再比如，到底把属于安卓团队、但已经划给搜索事业部的GoogleNow安排在什么位置。
这些人说，佩奇之所以卸下自己的管理职责，把产品的大部分管理职权交给皮查伊，这类纠纷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佩奇在2014年公司宣布提拔皮查伊担任公司产品负责人的备忘录中说，这个举措将让他自己在谷歌能够“聚焦于大局”，同时也让他有更多时间让公司押注的下一代项目能够顺利起步。
曾经与佩奇共事过的人们说，佩奇总是努力遵守自己的日程安排，避免背靠背的会议，同时留出时间阅读、从事研究，以及看看那些感兴趣的新技术。
鉴于佩奇的身价已经接近400亿美元，而且还创办了全球最有名的网站，他出席科技活动的时候，很容易吸引大批的人群。去年的DARPA机器人挑战赛（DARPA Robotics Challenge，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主办）期间，一名经纪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人们举起手机拍照的时候，经纪人就夹进来充当挡箭牌。这种骚扰可能会让任何人都觉得恼火，但它对佩奇来说格外麻烦，因为声带受损，佩奇讲话的声音只比耳语高一点点，有时候即使出席小型会议也要用麦克风。
认识或者在活动现场见过佩奇的人们说，他待在帕洛阿尔托的家里时，尽可能过最正常的生活，开车送孩子去学校，带着家人参加当地的街头集市。
而在谷歌，即使是刻意要特别的活动也表现出某种随意。谷歌夏令营这个排外而且隐秘的活动就是一个例子。活动由谷歌在西西里岛的一个度假村举行，受邀者包括特斯拉汽车及SpaceX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穆斯克（Elon Musk）、高盛银行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C.Blankfein）以及时尚设计师托里·伯奇（Tory Burch）。
因为嘉宾按说不该讨论这场聚会的情况，一位要求匿名的出席者回忆说，佩奇和子女们一起共度的时间之多令人惊讶。
佩奇曾经在公开发言中说起过他父亲卡尔·V.佩奇（Carl V.Page）对他的职业选择发挥过的重要作用。老佩奇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1996年去世。
“我父亲对科技真的非常感兴趣，”佩奇2013年参加谷歌Google I/O大会、最后一次在活动上登台的时候曾经说过。“他真的曾经开车带着我和全家人一路穿过整个美国去参加一场机器人学术大会。我们到达的时候，他认为让自己年幼的儿子参加这个大会非常重要。于是，我亲眼看到他真的和别人吵了起来，为的就是让一个年龄还不达标的孩子成功进入会场。那个孩子就是我，而这也是少有的几次我看见他和别人争论的情况。”
曾经和佩奇共事、或者曾经在各种大会上和他说过话的人们说，谷歌的学术以及科技活动上，他大部分时候总是努力融入特别挑选出来的参会人员小组，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员。
他的好奇心范围之广在谷歌、奥莱利传媒公司（O’Reilly Media）以及数码科学（Digital Science）共同赞助的邀请制年度大会Sci Foo Camp上表现得最明显。
这场“非会议”（unconference，议程由参与者推动、创建）很大程度上没有什么组织架构。开始的时候，每一位与会者，也就是一群兼容并包的天文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其它领域的人把自己感兴趣的事写在一张小卡片上，贴在同一面墙上。这些纸条随后就成了就科学伦理、人工智能这类主题展开话题的基础。
上一次会议是2015年6月的一个周末在谷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园区里举行的，佩奇大部分时间都出席了会议。他并没有主持会议，也没有发表演讲，只是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融入其中，参加讨论。这一点给那些原本以为不怎么会看到他的投资人和计算机科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来自硅谷以外的研究人员们基本上没有注意到。
巴尔的摩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的助理天文学家乔什·匹克（Josh Peek）说：“我模模糊糊记得当时有个像是创始人一样的人在人群里穿来穿去。”
这些会议对于内向的佩奇来说另外一个好处在于，它们基本上都不对媒体开放。
一个有前瞻思维的人
佩奇公开发言的时候，焦点一般都是关于未来的乐观宣言以及谷歌帮助人类的迫切愿望。如果问起当下的一些问题，比如移动应用对互联网构成了什么挑战，或者拦截工具对谷歌的业务有什么影响，他一般都会这样打发掉：“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
最近，他更多地谈起了自己的信念，称盈利性的公司可以成为社会公益和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2014年，佩奇在接受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采访的时候说，比起非营利性组织或者慈善组织，他宁愿把自己的钱留给一位像穆斯克这样的企业家。
当然，佩奇每次阐述Alphabet身为一家科技公司所具备的善心时，许多竞争对手和个人隐私的倡导者们都恶心地捏住了鼻子。Yelp这些科技公司指责谷歌表现得就像一个冷酷无情的垄断者，利用自己在搜索引擎上的统治地位，引导消费者使用谷歌自己的服务，即使这意味着向消费者提供次一等的信息。
从财务的角度讲，佩奇告别谷歌首席执行官职位之际，公司正处于最佳状态。这家公司每年的营收继续保持着20%左右的增速。这个数字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很出色，但对于今年有望产生600亿美元营收的公司而言更是如此。
事实上，这家公司主营业务的问题似乎在于，它的表现太好了。谷歌在欧洲正面临着反垄断指控，而且欧洲和美国都在对它展开调查。现在，这些主要是皮查伊操心的问题，而佩奇已经出发去寻找下一个大热门了。
很难想象，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人会希望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变革这么多行业。而佩奇，不管他有多聪明，也不可能在Alphabet希望触及的所有领域成为专家。
他的方式其实并没有过分技术化。相反，他倾向于把焦点放在利用这样那样的技术解决问题，从中培育大规模的业务。核工程师莱斯利·德万（Leslie Dewan）创立了一家公司，致力于利用核废料生产廉价的电能。她也曾经在Solve for X大会上和佩奇有过一番简短的对话。
她说，他就模块化生产和如何找到合适的员工等问题问了她一些问题。
“他没有核物理学的背景，但他知道问什么问题合适，”Transatomic Power公司首席执行官德万说，“‘你想过按照这样的方式生产制造吗？’‘你想过按照这样的方式对公司进行垂直整合吗？’‘你想过用这样的方式培训员工吗？’它们都不是和物理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在如何架构整个业务方面都是极其深思熟虑的问题。”
德万说，佩奇甚至告诉了她一个点子，说的是一个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市场新商机。要求她详细说说时，她拒绝了。这个点子太好了，不能告诉别人。
（译者：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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