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雨的冬季下午，我和一位朋友前往上海火车站，准备参加一场南京的婚礼。火车载着我们，穿越重重迷雾。江苏省地势起伏，发达一如往昔：快餐店、公寓楼、商场、工厂、仓库以及大学城——这些似乎都与我们印象中的“中国”相去甚远。

2010年人口普查中，上海绝大多数人口都居住于郊区。据研究员吴福隆（音译）分析，2000年至2010年期间，与这座城市的中心各区增长缓慢甚至有所萎缩的人口相比，郊区人口增长了50%，甚至更多。

北京外围的丰台、石景山、门头沟、顺义等郊区和卫星城市也是如此，成为了北京市的核心人口。

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中国经历的变化就如飞速行进中的货车一般。那些城市边缘的楼房中，住着医生、律师、小商人和管理人员。他们自己有车，有的甚至有两辆，他们的孩子玩着电子游戏。看着他们，你很容易忘记这些地方最初是如何创造出了的——以及，如今居住在这里的这些人们是从何而来的。如果以收入为标准，平均年收入在30948美元相当于工薪阶层的3.5倍，如今，超过50%以上的上海和北京人口都属于中产阶级。

随着中国向城市社会转型，乡村正在被人们抛弃。同时，超饱和的城市中心区域对于后来者而言，难度丝毫不亚于堪萨斯农民要移民到曼哈顿，住房和食品成本都要高出村庄太多。

如此一来，城市经济中的农民无法融入城市的中心，转而选择城市的边缘定居，真正有助于中国经济崛起的行业也都在那儿。就像动态城市基金会研究院潘伟（音译）所说：“郊区是促进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通常，外媒在评论中城市边缘的郊区时，常常会挑选出一些特别奇怪的内容：如上海附近的模拟欧洲小镇，或北京郊区通州以山寨美国国会大厦作为当地政府的总部。这些观察再次唤起了人们对于1960年代对美国的嘲笑记忆。正如那个年代的艺术家和作家讽刺战后美国的郊区生活，韩寒等中国作家如今也这样评判着中国的郊区。

如果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真的有所寄托，那么北京石景山或江苏昆山可能就是中国梦的具体体现——那儿住着许许多多的白领及其家人，这个群体在过去十年不断地壮大。中国，最富有的群体（或者他们的孩子）常常会选择移民，而贫困者则没什么条件决定自己的住处。而抵触环境污染的中产阶级，他们注重食品安全，会要求公共教育系统改革——他们居住在这里，或是居住于独栋的别墅，或是居住于高层的公寓。

与高度富有的阶层不同，居住在这里的中产阶级们不会去安装空气净化器，不怎么消费进口食品，也没有平凡的假期。与相对贫穷的人们也不同，他们经常上网，市民消费者们寄希望于他们发挥更高效的社会功能。

在婚礼的餐桌上，所有的朋友几乎都住在郊区。当时的场景真可谓人山人海——就像在肯德基排队买早饭，或大连万达商场中的人那么多。他们每天都要走的路，那些高楼大厦车道马路，十年前甚至根本不存在，大多是奥巴马上任时才建造起来的。然而，这些建筑如今看来似乎都非常耐用，在这儿购房的年轻人甚至就是冲着这条路来的。

这里的郊区建设起源于80年代末，大约在邓小平南下期间定下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步调。这些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新兴中产阶级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可以说是实验的小白鼠，但越来越多的人如今已经成为了政府的主人。当他们走上街头抗议化工厂的建设，工厂最终远离了他们的住宅；当他们要求高铁网站更加安全，他们的愿望得到了践行，尽管成效依然迟缓而不明显。

如今的美国，我们能够感到对郊区的乡愁正日益兴盛。中国郊区虽然看起来不同，但居住在那儿的人们与1960年代留着可笑发型的我们的父辈祖辈，非常相似。当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解这些社区、了解社区中人们的生活，并认识到他们与我们曾经的生活有多么相似，就变得越发重要。

 

翻译：周依帆